在當前曆史發展的過程中，希臘人對拉丁人的憎惡常常是極為明顯和司空見慣之事，最早的起源是痛恨受到羅馬人的奴役，到了君士坦丁時代以後，出於平等或支配的關係而感到驕傲，擺出不可一世的姿態。後來反叛的臣民寧願與法蘭克人結盟，雙方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麵。希臘人在每一個時代，都會因塵世和宗教知識的優越性而自豪：是他們首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們宣布了7次大公會議的信條；唯獨他們擁有經義和哲學的語言，那些沉淪在西部黑暗之中的蠻族，對深奧而秘密的神學問題的辯論，根本沒有資格發表意見。那些蠻族反過來又藐視東部的人士，說他們是異端邪說的始作俑者，（東方的教長繼續運用雷電、地震、冰雹、野豬和假基督的先驅等圖像。）隻有挖空心思的爭辯和永不休止的浮躁，慶幸自己能保持使徒教會的傳統，滿足於簡樸純潔的教義。7世紀的西班牙宗教會議和以後的法蘭西宗教會議，對有關“三位一體”的第三神格（有關聖靈的順序這個神秘的題材，耶穌會教士佩塔維烏斯就曆史、神學以及理性或無理性的爭論等方麵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加以改進，或是毀棄尼西亞信經。在東部進行的長期爭論中，對於基督的屬性和世係都非常審慎地加以界定，眾所周知的聖父和聖子關係，似乎在人的心靈中產生了一個模糊的印象。生育的概念很難與聖靈相提並論，而且就正統基督徒的認定，聖靈並不是神所賜予的禮物或象征，而是一種物質、一個人、一個神。聖靈不是自父而生，而是按照正統的方式“已經發生”，這種存在難道僅來自聖父，或是來自聖子？還是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希臘人堅持第一種觀念，拉丁人認定後麵這種看法。尼西亞信經在聖父和聖子之間加上“暨”這個連接詞，引起東方教會和高盧教會激烈的爭執。在這場爭論剛發生時，羅馬教皇裝出保持中立的溫和態度，（教皇在聖彼得的祭壇前放了兩麵純銀製作的盾牌，每麵重達94.5磅，把兩種信條全部刻在上麵，表達的方式非常明確，顯示羅馬在公元830年時既沒有接受“暨”這個字，也不接受阿塔納修斯的信條。）對於山外高盧教友的這種創見，雖然加以譴責，但對他們的這種情緒卻加以認可，很想給節外生枝和毫無必要的探索蒙上一層寂靜和寬恕的麵紗，讓人無法一窺真麵目。從查理曼大帝和利奧三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教皇儼然以心胸開闊的政治家自居，偉大的君王反而自貶身價，像是個性浮躁和滿懷偏見的教士。羅馬的正統教會迎合現實政策所引發的衝動，利奧想要擦掉的“暨”已被列入信條，在梵蒂岡的禮拜儀式中吟唱。尼西亞和阿塔納修斯的信條被奉為正統信仰，如果沒有這些教義，無人可以獲得救贖。現.99ｌｉb.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要忍受和回敬希臘人的詛咒，希臘人否認聖靈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諸如此類有關信仰的項目很難被列入協商的議程，但是那些遙遠和獨立的教會對於紀律的要求有不同的規定，甚至就是神職人員從理性方麵考量，也認為這種細微的差異無可避免，不會造成傷害。羅馬的計謀或迷信規定，教士和輔祭要嚴格遵守獨身的職責，對希臘人而言守貞隻限於主教，這樣的犧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為補償，或是年事已高易於克製。教區的教士可以成為父親，能夠與進入聖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樂。11世紀“無酵餅”的問題引起激烈的爭辯，無論在東部還是西部，領聖體儀式本質上的差異，在於使用“發酵”還是“無酵”的麵包。在這本嚴肅的曆史著作中，我對於拉丁人長期處於守勢，是否應該提一提對於他們的嚴厲指責？他們忘記了使徒要遵守的教義，不得食用動物的血和絞死而未放血的動物，每個星期六還要禁食，這都是猶太人規定的律法。在大齋期的第一周，他們允許食用奶類和奶酪，（法蘭西在製定一些嚴酷的法律以後，教會的戒律開始放寬。大齋期的飲食要求不像過去那樣嚴格，牛奶、奶酪和奶油可以長期食用，蛋類成為終年供應的食材。）那些意誌不堅或體格虛弱的僧侶還可以儘情吃肉，要是沒有植物油就用動物脂肪來代替。在洗禮中塗聖油隻限於主教團，主教就像來到教堂的新郎，手裡戴著戒指。他們的教士全都修麵刮光胡須，把人浸在水裡就算完成洗禮。君士坦丁堡的教長被這些罪行激起憤怒的狂熱情緒，拉丁教會的神學家以同樣的狂熱肯定這些神聖的行為。固執己見和民族恩怨，對於任何爭論的問題都會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希臘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領導地位的高級教士強烈的好勝心理：要維持古老都會教區至高無上的地位，使之居於所有的教區之上；要使統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獨一無二的權勢，不得屈居於任何城市之下。大約在公元9世紀中葉，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烏，（《會議》的維也納版第10卷，包括宗教會議全部的法案和決議，以及佛提烏（820～891A.D.，君士坦丁堡教會長老和曆史學家）撰寫的曆史。迪潘（1657～1719A.D.，法國神學家）和弗勒裡加以刪節，對於以偏概全的觀點或明哲保身的態度，予以淡化處理或模糊鮮明的色彩。）原來是衛隊隊長和禦前大臣，靠著功勞和寵愛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長這個極其難得的職位。他的學問淵博，甚至教會方麵的知識也勝於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從未受到任何譴責，但是他的任職過於倉促，晉升也不合常規。那位受到排擠的前任伊格納提烏斯，仍舊受到公眾熱情的擁護和追隨者頑固的支持。他們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訴，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滿野心的羅馬教皇，正巧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東部的對手進行審判和定罪。後來因保加利亞國王和民族的教會管轄權而發生衝突，他們之間的爭執變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亞人皈依基督教，對這兩位最高職位的教士不會產生任何作用，除非他們能夠計算出來，在自己管轄的教區之內有多少臣民改變信仰。希臘教長得到本國法庭的協助贏得勝利，但是瘋狂的競爭讓他接著罷黜聖彼得的繼承人，並且大肆譴責拉丁教會傳播異端和製造分裂。佛提烏為滿足一己之私，為了獲得短暫而不穩的統治，情願犧牲世界的和平。他隨著保護人巴爾達斯一起垮台。伊格納提烏斯的年齡和地位一直未受到應有的尊敬，馬其頓人巴西爾恢複他的身份，扮演主持正義的角色。佛提烏從他的修道院或囚禁之處，用充滿悲情的訴求和極具技巧的奉承，使得皇帝能夠回心轉意，等他再度登上君士坦丁堡教長的寶座，他的對手一直在暗中窺伺。等到巴西爾過世以後，他體驗到宮廷的興衰浮沉和皇家門生的忘恩負義。這位教長再度被黜，在最後的日子裡，他過著孤獨的生活，可能會緬懷世俗和學習生活的自由。在教會每一次的變革中，統治者的一個眼色或示意，就會被順從的教士當成聖旨接受。一個有300位主教參加的宗教會議，隨時準備為神聖的佛提烏高聲歡呼，或是為他的失寵而大肆抨擊。（君士坦丁堡在公元869年舉行的宗教會議就是第八次大公會議，也是東部受到羅馬教會承認的最後一次集會。羅馬教會反對公元867年和公元879年的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這兩次會議同樣是參加的人數眾多，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但是受到佛提烏的偏愛和重視。）統治者用給予救援或獎賞之類的承諾，蒙騙誘使教皇讚成不同的禮拜程序，教皇的信函或派遣的使節批準君士坦丁堡召開宗教會議。但是宮廷、人民、伊格納提烏斯、佛提烏，他們都反對羅馬教皇提出的要求，派遣的聖職人員遭到羞辱或監禁，護送聖靈的行列和儀式全部被人遺忘；保加利亞永遠成為拜占庭王權的附庸；這位不守規定多次舉行授予聖職儀式的教長，受到羅馬教皇嚴厲的譴責，使得分裂的局麵繼續延續下去。公元10世紀的黑暗和腐敗使得兩個民族暫停了雙方的來往，在心靈方麵更難複交和好。但等到諾曼人用武力迫使阿普裡亞教會回歸羅馬的管轄之下，希臘教長發出過於急躁的牧函，警告那些紛紛離去的教友，避免犯下拉丁人的過錯，唾棄褻瀆神聖的行為。羅馬的威望如日東升，不能容忍一個叛徒的侮辱，教皇的使節竟然在君士坦丁堡的市中心，公開將米凱爾·塞魯拉裡烏斯逐出教會（公元1054年7月16日）。他們拂袖而去，把可怖的破門律呈獻給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祭壇，上麵列舉了希臘人7條重大的異端邪說，把有罪的導師和不幸的信徒，打成魔鬼和墮落天使一夥，陷入萬劫不複的地獄。教會和國家要是發生緊急狀況，有時就會恢複友好的關係，用仁慈和融洽的言辭來裝點門麵，但是希臘人從未放棄謬誤的觀念，曆任教皇也未撤銷他們的判決。我們可以把這一晴天霹靂，視為分裂最終形成的起點。羅馬教皇每次隻要采取雄心壯誌的行動，就會擴大分裂；希臘皇帝對他的兄弟日耳曼國王可恥的命運，總是感到無比的羞愧和驚悚；人民對於拉丁教士的世俗權力和軍事生活，始終懷著氣憤和感慨的心情。（安娜·科穆寧娜憎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教會以及拉丁人的領聖體儀式，辛納穆斯和尼西塔斯的態度更加激烈，看來曆史的呼聲要比教義的論戰更為溫和。）希臘人和拉丁人道不同不相為謀（1100～1200 A.D.），在前麵3次聖地遠征中產生矛盾，後來到了公開決裂的地步。阿曆克塞·科穆尼努斯使儘諸般手段，不讓勢力強大的朝聖隊伍出現。他的繼承人曼紐爾和艾薩克·安吉盧斯變本加厲，要與伊斯蘭信徒同謀，消滅法蘭克人幾位最主要的君主。這種極其陰險和邪惡的謀略，得到各階層臣民自願的從命和積極的支持。毫無疑問這種敵對的情緒，大部分要歸因於世界上各民族的隔閡和疏遠，以及語言、服裝和習俗的相異。一個國家要是被外國軍隊闖入，這些外國人還聲稱自己有權穿越領土和通過首都的城牆，這樣就會使統治者的自尊受到很深的傷害。他的臣民被殘酷的西部陌生人侮辱和洗劫，怯懦的希臘人在暗中嫉妒法蘭克人的英勇，能夠完成光複聖地的虔誠工作，更加深了心中難解的仇恨。民族之間相互敵視的世俗根源，被宗教狂熱的毒液所加強和刺激。他們得不到東部弟兄的親密擁抱和熱情歡迎，每個人不斷重複著分裂主義和異端分子的指責。這些話在正統教徒聽起來，比異教徒和不信者更為刺耳。他們和他們的導師沒有因信仰和儀式的基本一致而受到喜愛，反而因在紀律的規定和神學的問題上與東部教會有所不同而備遭厭惡。路易七世進行十字軍東征時，希臘教士要洗刷和淨化他們的祭壇，說是被一個法蘭西神父的獻祭所褻瀆。腓特烈·巴巴羅薩的同伴極為悲痛，感覺到主教和僧侶的積怨已深，使他們在言語和行動兩方麵都受到傷害。這些聖職人員的祈禱和布道，總是極力鼓動人民反對西部的蠻族。教長被指控曾經宣稱——信徒隻要消滅教會的分裂主義者，所有的罪孽都可以獲得救贖。一個名叫多羅修斯的狂熱分子，信誓旦旦地預言，日耳曼異端會攻打布拉契尼斯的城門，使得皇帝大為驚慌。然後他又說上帝的報複會給世人樹立榜樣，讓皇帝恢複信心。這些戰力強大的部隊通過國土，是極其少見和充滿危險的事件。但是十字軍東征使得兩個民族進行頻繁而常見的交往，擴大雙方的知識範圍，卻沒有消除他們的偏見。君士坦丁堡的財富和奢侈需要依靠世界各地的物產來維持，進口的品項靠著眾多居民的技術和勤勞獲得平衡，地理位置吸引全世界的商人。城市存在的每個時期，海外貿易全部操縱在異族手裡。等到阿爾馬菲沒落以後，威尼斯人、比薩人和熱那亞人都在帝國的都城建立工廠定居下來，良好的服務所獲得的報酬是崇高的地位和稅務的豁免。他們擁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權，與當地人士的通婚增加了家庭的人口。在容忍建立伊斯蘭的清真寺以後，更不可能禁止奉行羅馬禮拜儀式的教堂。曼紐爾·科穆尼努斯的兩位妻子都是法蘭克人，頭一位是康拉德皇帝的小姨，第二位是安條克王子的女兒。曼紐爾又為他的兒子娶了法蘭西國王腓力·奧古斯都的女兒，把女兒嫁給蒙費拉侯爵，這位侯爵在君士坦丁堡皇宮接受教育，獲得很高的官位。希臘人與西部的軍隊開戰，渴望能夠奪取西部帝國。曼紐爾欣賞法蘭克人的英勇也相信他們的忠誠，授予他們法官和財務官等待遇優厚的職位，這些不適當的做法反而使他們無法發揮軍事才能。曼紐爾的政策是求得教皇的結盟，公眾大聲疾呼，指控他偏袒拉丁民族和他們的宗教，（要是希臘人看到曼紐爾致教皇亞曆山大三世充滿政治意味的信函，他們就更能證實自己的疑惑是確有其事。要知道教皇是他的敵人腓特烈一世的敵人，所以才成為曼紐爾要爭取的朋友。拜占庭的皇帝公開表示他的意願，是要將希臘人和拉丁人聯合起來，就像在一個牧人管理下的羊群。）在他和他的繼承人阿克裡蘇斯統治期間，君士坦丁堡對他們的指控是外國人、異端和徇私者。等到宣告安德洛尼庫斯還朝和即位以後，這三重罪惡得到嚴厲的清算（1183 A.D.）。人民揭竿而起，暴君從亞洲海岸派遣部隊和船隻，幫助他們進行這場民族的複仇運動。外鄉人毫無希望的抵抗，隻能證實大眾的憤怒已經到了殺人嫌刀劍不夠鋒利的程度。這些死在民族仇恨、貪婪和宗教狂熱之下的犧牲品，無論是年齡、性彆、朋友還是親戚關係，都不能讓他們獲得逃生的機會。拉丁人被殺死在家中或街頭，他們的居住區化為一片灰燼，教士被燒死在教堂裡麵，病人死在醫院。他們比較仁慈的舉動，是將4000名基督徒賣給土耳其人當作永久的奴隸，從而可以大致估計出有多少人遭到屠殺。為了摧毀教會的分裂主義者，教士和僧侶采取最積極的行動，發出最響亮的呐喊聲。當教皇使節紅衣主教的頭被割下來，綁在一隻狗的尾巴上麵，帶著野蠻的諷嘲意味被拖過街道時，他們竟然向上帝高唱感恩的讚美詩。那些消息靈通的外鄉人聽到最初的警報，很快撤到他們的船上，穿過赫勒斯滂海峽，逃離血流漂杵的現場。在他們趕回國的路途上，沿著海岸燒殺擄掠長達200英裡的地區，要在帝國無辜的臣民身上實施殘忍的報複，特彆將教士和僧侶當成罪不可赦的仇敵，從搶劫的累積來補償所損失的財物和朋友。等到他們返回故國，向意大利和歐洲揭露希臘人的富裕和虛弱、背信和惡毒，他們的罪惡被描述成貨真價實的異端分子和分裂主義。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過於審慎，錯失了占領君士坦丁堡的大好機會，隻有這樣才可以確保前往聖地的通道。後來東部發生一次內部的革命，誘使威尼斯人和法蘭西人乘虛而入，很快完成了對東羅馬帝國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