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人出於明智或機遇延緩了他們的入侵行動，要等到土耳其帝國陷入衰弱的狀況才下手。初期三位蘇丹運用氣度宏大的治理之道，亞洲的王國在和平與公正之中恢複統一的局麵，他們親自率領兵多將廣的軍隊，作戰的勇氣與西方蠻族不相上下，在紀律和訓練方麵占有優勢。但是在十字軍的時代，馬立克沙王的四個兒子爭奪繼承權，私人的野心沒有察覺到公眾的危險。他們的運道處於不斷變化的境地，皇室的家臣不知道也不關心真正要效忠的目標。28個埃米爾打著克波加的旗幟進軍，這些人原本是他的對手或敵人。他們從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的市鎮和帳篷中急著征召兵員，土耳其的百戰雄師越過底格裡斯河運用或消耗在內戰之中。埃及的哈裡發抓住了土耳其衰弱和混亂的大好機會，恢複已失去的古老統治權利。他的蘇丹阿菲達爾圍攻耶路撒冷和提爾，驅逐奧爾托克的子女，讓法蒂瑪世係在巴勒斯坦重新掌握民事和宗教的權勢。（法蘭西人寫出的《十字軍的精神》所表現出的判斷和學識，隻有伏爾泰的懷疑能與之抗衡。那位作者根據阿拉伯人的資料提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必定超過20萬人。想當年提圖斯圍攻，約瑟法斯（37～100A.D.，猶太祭司、學者和曆史學家）說是集結了130萬猶太人，塔西佗（公元1世紀羅馬史學家）的說法是60萬人。不過提圖斯的經費報銷是最好的證據，不管怎麼說，比起羅馬軍隊的人數，那真是多得不可以道裡計。）他們聽說基督教的大軍從歐洲向亞洲進發，感到大為驚異，很高興西方蠻族在會戰和圍攻中擊潰土耳其的勢力。無論如何，土耳其人是教派和國家的敵手。但是這些基督徒同樣也是先知的世仇，自從他們占領尼斯和安條克以後，埃及人逐漸明了十字軍的動機，知道他們會繼續向著約旦河甚或尼羅河前進。開羅的寶座和拉丁人的營地維持著信函和使者的交往，關係的密切或冷落視戰爭的發展而定。他們之間表現出的自以為是的對立態度，完全是愚昧無知和宗教狂熱所產生的結果。埃及的大臣用傲慢的口氣宣稱，或許會用溫和的語調暗示，他們的君主是真正的信徒領袖，要從土耳其人的高壓統治下拯救耶路撒冷，朝聖者要是能將人數分散而且放下武器，就會在耶穌的墓地受到安全而友善的接待。哈裡發穆斯塔利相信十字軍處於即將敗北的情勢，藐視他們的武力，監禁派去的代表。安條克的征服和勝利使他感到害怕，為了懇求所向無敵的勇士，贈送馬匹、絲袍、花瓶和成袋的金銀作為禮物。他們在評估這些首領的功勳或勢力之後，決定首先接納博希蒙德，戈弗雷排在其次。十字軍的答複非常肯定而且眾口一詞。他們拒絕去探究穆罕默德信徒私下的主權要求或認定，不論這些人使用哪種名義或是哪個民族，耶路撒冷的篡奪者就是他們的敵人。不要再去想規定朝聖的方式和時程，隻有及時投降為上策，他們應該趕快將城市和行省全部交出來，這是屬於基督徒的神聖權力，如果這樣做可以將之當成盟友，否則就會受到大禍臨頭的攻擊。但是就在十字軍擊敗克波加，光榮的獎品就在眼前可以伸手攫取的時候，對耶路撒冷的攻擊還是延遲了10個月（公元1098年7月—1099年5月）。他們的熱誠和勇氣在勝利的那一刻已經冰消瓦解，他們不願一鼓作氣地趁勢進軍，而是要完全鬆弛下來享受敘利亞的奢華生活。我們發現十字軍停止作戰的主要原因，在於缺乏足夠的兵力和下屬的單位。在安條克的攻防戰鬥中，士兵們承受了極大的辛勞和痛苦，騎兵部隊都已損耗殆儘，饑饉、疾病和逃亡使每個階層都損失了數以千計的人員。對於充沛的資源不知節儉運用，浪費的結果造成第三度的饑荒。暴飲暴食和物資匱乏的交替作用產生流行的瘟疫，有5萬名朝聖者被奪去性命。幾乎沒有人能夠控製全局發號施令，根本沒有人願意聽命服從。對外的畏懼可以抑製內部的宿怨，等到危難的狀況解除，敵對的行為或情緒再度死灰複燃。鮑德溫和博希蒙德的運道和財富激起戰友的嫉妒心；他們召募最勇敢的武士前去防衛新成立的公國；雷蒙伯爵對敘利亞的腹地進行無益的遠征，耗儘了他的部隊和錢財。整個冬季在爭執四起和騷動混亂的狀況下度過，等到春天，又恢複了榮譽和宗教的情操，低階士兵受到野心和猜忌的影響較少，首領的怠惰激起憤怒的喧囂。強勢軍隊的殘部在5月由安條克向拉奧狄凱亞進軍，在4萬拉丁人當中，可以立即服勤的人員隻有1500名騎兵和2萬名步卒。從利巴努斯山到海岸的行軍都很順利，沿海地區的熱那亞和比薩商人慷慨供應缺乏的補給品。的黎波裡、提爾、西登、亞克和愷撒裡亞的埃米爾奉上大量的捐獻，允許十字軍自由通行，保證要遵循耶路撒冷的先例。十字軍從愷撒裡亞出發向著內陸前進（公元1099年5月13日—6月6日），他們的教士認出利達、拉姆拉、伊茂斯和伯利恒這些神聖的地點，一旦遠遠看到聖城，十字軍就會忘記所有的勞累，宣示他們應得的報酬。耶路撒冷的圍攻作戰值得懷念，不僅次數很多而且極為重要，在這方麵聖城享有大名。經過漫長和堅持的鬥爭之後，巴比倫和羅馬才能壓製人民的頑抗，崎嶇的地麵或許可以取代堡壘的作用，對於很容易進入的平原，則要用城牆和高塔來加強防禦的能力。在十字軍的時代，這些阻礙的作用變得極為微弱。堡壘在過去全部受到摧毀，雖然經過修複，但還是不夠理想，猶太人的民族和宗教已被永久驅離。但天然的形勢比起人事的滄桑還是更難以改變，耶路撒冷坐落的位置發生了局部的遷移，沒有過去那樣險峻，但仍舊是一座堅城，可以抗拒敵軍的攻擊。埃及的薩拉森人從最近一次的圍攻和三年的占領經驗中，知道這個地方的弱點何在，經過相當程度的彌補和改進，無論是榮譽或宗教都不容他們棄守不顧。阿拉丁是哈裡發的部將，受命負責防務，他的策略是努力約束當地的基督徒，讓他們感到畏懼，威脅他們說，聖墓會隨著他們一起毀滅；然後用獲得現世和永恒的報酬的保證來鼓勵穆斯林。據說他的守備部隊有4萬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如果他能集結2萬居民，整個的兵力已經超過圍攻的軍隊。要是拉丁人的實力和人數都已減少，還能掌握整座城市約有4000碼（相當於2.5英裡的長度）（蒙德雷爾巡視城牆非常勤快，發現繞城一周是4630步或4167碼。丹維爾根據一個可靠的平麵圖，量出很接近的數據是1960法製突阿斯（譯按：一個突阿斯相當於1.9公尺或6.4英尺），這些都登載在他罕見而又極具價值的論文裡。有關耶路撒冷的地理學資料，可以參閱雷蘭（1676～1718A.D.，東方學家）的著作。）的周長，那麼他們為什麼要下到本·赫農的穀地和凱德倫的急流，（耶路撒冷隻有凱德倫穀會出現急漲的洪流，到了夏季就乾涸，還有就是西羅伊水量很少的流泉或小溪。無論是外來客還是本地人都抱怨用水的缺乏，在發生戰爭時情況更是惡化。在城市裡，塔西佗提到一眼終年不斷的噴泉、一條供水渠道以及儲存雨水的水槽。供水渠道將特可伊或伊鬆溪的溪水送進來，波哈丁也談到了這件事。）或者是趨近南邊和東邊的懸崖，難道這些地點還能給他們帶來希望或是畏懼？他們的圍攻更為合理的方向應該是指向城市的北邊和西邊。布永的戈弗雷在骷髏地的第一個高地豎起他的旗幟。從左翼一直到聖斯蒂芬門，坦克雷德和兩位羅伯特繼續維持攻擊的戰線。雷蒙伯爵從麵前的要塞到西昂山山腳建立連續的營地，那時的西昂山已經不再包括在城區的範圍內。十字軍的圍攻作戰（公元1099年6月7日—7月15日）在第五天帶著宗教狂熱的希望發起全麵攻擊，沒有製造攻城器具來衝破防壁，也沒有準備雲梯攀登城牆，僅僅靠著一股蠻力突破第一層障礙。他們損失了相當多的人馬，很不光彩地被逐回營地。顯靈和預言這些宗教的伎倆，濫用以後就會減弱影響力，發現隻有時間和辛勞是獲勝的工具。圍攻的過程在全力施為之下堅持了40天之久，但他們遭遇災難吃儘苦頭，一再受到饑荒這種最古老禍害的打擊，這也要歸咎於法蘭克人貪吃成性而且胃口很大。耶路撒冷遍地岩石，缺乏可以飲用的水源，稀少的山泉和湍急的河流到了夏季全部乾涸，不像城市可以用人工的方式準備儲水池和供水渠道，圍攻部隊的飲水問題無法獲得解決。周圍地區同樣缺少樹林以提供遮陰或提供建築的材料，但是十字軍在一個山洞裡發現一些木材。靠近示劍有一座森林，景色迷人的樹叢受到塔索（很高興能看到塔索把圍攻最細微的情節都敘述得栩栩如生，他非常講究修辭的高雅和氣氛的營造，讀起來真是趣味盎然。）歌頌，現已被砍伐一空。坦克雷德費儘力氣和技巧將需要的木頭運到營地，有一些熱那亞工匠正巧在雅法的港口登岸，前來協助規劃和製造攻城的器具。洛林公爵和圖盧茲伯爵出資，在他們的陣地構建兩座可以移動的木塔，避開最容易接近的路線，大家非常賣力地將其推到防禦工事最受忽略的地段。雷蒙的木塔被守城部隊縱火燒成灰燼，但是他的袍澤更為勇敢獲得了成功，守軍被他的弓箭手從防壁上驅離，木塔上的門橋被放了下來。這個星期五下午3時，正好與耶穌受難節同日同辰，布永的戈弗雷帶著勝利的神威，站在耶路撒冷的城牆上，全線戰士拿他做榜樣奮勇爭先。繼歐瑪爾征服耶路撒冷後，已經過了460年，他終於將聖城從伊斯蘭的魔掌下解救出來。這群冒險家洗劫公眾和私有的財富，一致認同要尊敬最早登城者的統治權。最大一座清真寺的戰利品，70個金或銀製作的燈座和巨大的花瓶，被當成坦克雷德勤奮和努力的報酬。犯下大錯的信眾要用屠城來作為奉獻給上帝的犧牲：堅決的抵抗激起十字軍滿腔的怒氣，年齡和性彆無法阻止懷著深仇大恨的暴行。他們屠城三日，死者的屍首無人處理，產生了一次傳染的瘟疫，7萬名穆斯林死於刀劍之下，順從的猶太人喪生在焚毀的會堂裡。他們仍舊保留大批俘虜，完全是基於利益的需要或厭倦才予以赦免。在十字軍這群野蠻的英雄人物當中，隻有坦克雷德表現出惻隱之心；然而我們也會讚許雷蒙出於自私的寬大為懷，他同意要塞的守軍簽訂投降條約，放他們安全離去。（古老的高塔西菲納在中世紀被稱為尼布洛撒，是由教長戴姆伯特命名。現在還是一座城堡，居住著土耳其的將軍，從那兒可以看到死海、猶地亞和阿拉伯。這座高聳的建築物也可以稱為大衛之塔。）聖墓現在已經自由開放，滿手血腥的勝利者已經完成了誓言所要求他們完成的使命。他們光著頭赤著腳，懷著悔罪的心情，在教士讚美詩的歌韻聲中，登上骷髏地的山頂，親吻覆蓋在救世主聖墓上麵的石板，為這永生救贖的一刻流出喜悅和感恩的眼淚。凶殘的習氣和溫柔的情緒融合在一起，使得兩位哲學家產生不同的感想：一位（休謨（1711～1776A.D.，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曆史學家、不可知論理論家）在他的《英國史》中，對這方麵做了很詳儘的說明。）將其視為極其容易的當然之事，另外一位（就是法國的啟蒙哲學家伏爾泰。）覺得絕對荒謬而不敢置信。要求一個人在同一時間做出完全相反的行動，或許是過於嚴苛。重視德行的戈弗雷以本人為榜樣，提醒同伴要有虔誠的舉止，就他們在那個時候的看法，隻要清潔自己的身體就會使心靈純潔。我不相信在參拜聖墓的最前列中，會有人熱衷於殺戮和劫掠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