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感謝梁秉鈞博士安排我與各位同學見麵；感謝各位同學花了時間、精力和金錢我的《酒徒》。作者談自己的作品，難免“賣花讚花香”之嫌，相當尷尬。實際上，藝術作品的含糊性，除了作品本身，很難產生完全的解釋。縱然如此，為了答謝梁博士與各位的好意，我還是願意談一談的。談得不好，請原諒。我有意趁這個機會告訴各位：我為什麼要寫《酒徒》？我寫《酒徒》的第一個促動因素是：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剛才提到的那句俗語“賣花讚花香”，當然不是說我曾經賣過花。不過，為了生活，賣過文，倒是千真萬確的。賣文，因為做編輯的收入太少。我在香港做了幾十年報刊的編輯，每個月拿到的薪水，隻夠付房租，不賣文，無法應付生活所需。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用心寫的文章不容易賣出，容易賣出的文章多數是媚俗的。因此，當我企圖將賣文作為謀生工具時，我必須接受金錢控製文學的事實。為了稿費，我寫過很多“娛樂彆人”的東西。這種東西寫得太多時，就會失去自己。我是文學愛好者，有時難免產生尋回自己的衝動。為了這個理由，在賣文售字的同時，我寫過一些“娛樂自己”的文章。《酒徒》是其中之一。寫《酒徒》的第二個促動因素是：我要通過一個文人的感觸點來反映香港社會的某些現象，特彆是文學因商品化與庸俗化的傾向而喪失特質特性的事實。我有意在中說些坦率的話語，這些話語肯定會引起某些人的不滿。因此，我決定以一個酒徒作為這部的主人公，講一些“酒話”“醉話”。“酒後吐真言”，會加強的真實度；“酒後失言”，可以得到某些人的寬恕。第三個促動因素是：我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有一些看法。這些看法，不一定能夠得到彆人的認同，我卻願意借酒徒之口將這些看法說出來。我認為“五四”以來雖然有過一些好作品，可是特彆好的作品很少。另一方麵，有些優秀作家如端木蕻良、台靜農、穆時英等的作品，竟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沒有得到應得的重視。寫《酒徒》，雖然運用了意識流技巧，卻與詹姆士·喬也斯的《優力棲斯》、威廉·福克納的《喧囂與騷動》、浮琴妮亞·吳爾芙的《浪》不同。我無意臨摹西方的意識流，也無意寫沒有邏輯的、難懂的潛意識流動。意識流就是一種技巧，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種技巧寫出具有個人風格和特色的。我在初中讀書的時候，就喜歡在課餘文學作品，特彆喜愛現代派文學。我十七歲時寫的短篇《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即使寫得很糟，也可以看出我是傾向“現代”的。此外，三十年代文壇出現的“差不多現象”，給我的印象很深。我覺得寫應該走自己的路，儘可能與眾不同，使作品具有獨創性。我在《酒徒》初版的《序》中，一開頭就說了這樣的話：“由於電影與電視事業的高度發展，必須開辟新道路。”所以，在《酒徒》中，我借麥荷門之口問：“柯恩在《西洋文學史》中，說是‘戲劇與詩早已聯盟’，然則與詩有聯盟的可能嗎？”這樣問，因為我相信這是一條可以走的道路。因此，寫《酒徒》時，我故意使詩與結合在一起。我不會忘記J.M.柯恩講過的話：“詩是使文學繼續生存的希望。”以上五個促動因素使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寫了《酒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