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果問過去這十年，中央電視台原創了哪些成功的電視品牌，我想《感動中國》一定可以名列前茅，甚至排名榜首。這個年度特彆節目，從2003年2月播出首期，到現在已經持續八年。和其他大型節目比起來，它火起來的速度太快，當年就得到高度評價，並被迅速確立為中央電視台的年度項目；它擴散得也太廣，到現在為止，全國各地的《感動XX》、《XX驕傲》無處不在，已經構成一種現象。如果說，對於其他類型的節目來說，被克隆是一件很讓人不舒服的事情，但《感動中國》被複製，卻似乎是一件讓人開心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更廣泛地尋找感動，更大範圍地傳播感動。當然，這樣的複製，也會反過來讓《感動中國》感受壓力。不過，這是好事，也真的會變成動力。這幾年，每當我走進《感動中國》的辦公室，總能看到黑板上一行一直沒被擦掉的字：“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感動中國》的兩個多小時，對於每個普通的觀眾來說，可能意味著無法被擦乾的淚水，或者是心靈的一次淨化。但對於這個社會與時代來說，《感動中國》的走紅意味著什麼？淚水裡，人們有一種怎樣的期待？誇獎裡，哪些標準被悄悄地改變了？四處開花，是尋找還是播種？當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感動著中國的時候，意味著我們的富有還是貧窮？這感動，與我們尋找中的信仰有關係嗎？我們，還會感動多久？感動，有用嗎？感動中，還並沒有清晰的答案，又或許，我們喜歡的未必是答案，而是尋找答案的過程。至少，我們現在還可以感動！二然而，感動，並不是我們最早要尋找的方向。2002年9月，我所在的新聞評論部開了一個十來個人參加的不算大規模的策劃會，我也身處其中，這個會的目的，是集體策劃一下，眼看一年就要到頭，我們該製作一個怎樣的年度人物評選節目？詩人曾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套用此句式，很多人會覺得我們更多的時間在監督在批評，是尖銳和堅硬的。其實，並非如此，批評給了我批評者的眼睛，我卻一直用它尋找溫暖。如果不是如此，批評有什麼意義？如果不是尋找一個更好的未來，監督又有何意義？有這個想法並不讓人意外，全世界的眾多媒體，都會在一年終了的時候，推出他們的人物評選，一來發出媒體的聲音，二來通過選擇進一步明確自己的價值觀，三來也有競爭與市場的因素。於是，這樣有影響力的年度人物評選在全世界並不少，比如《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等媒體，都做出了特色和影響力。但是，起碼到了2002年，中央電視台在新聞這個領域仍是空白。我們想填補它，最初的提議和方向不讓人意外，當然要做年度新聞人物的評選，這不僅因為我們在做新聞，還因為，這幾乎是媒體的慣例。可在討論操作的時候，問題就來了。既然是新聞人物的評選，就沒人能保證都是正麵人物，一年之中，也許航天英雄和黑心礦主同樣是熱門新聞人物，請問，這樣的評選能被接受嗎？到時如何“頒獎”？一屆可能可以辦，但下一屆會讓你再辦嗎？在我們的環境中，這樣的問題必須考慮到，空有理想，如果無法實現操作，那理想也幾乎等於零。對於我們這些久經考驗的新聞人來說，這意識都有，於是，必須去尋找既符合理想，又可以操作並可以放大的事情來做。各種各樣的建議被提出，又在越來越多的煙霧中被否決，不是不符合理想，就是不符合操作，或者，太沒有國情觀念。一個下午的策劃會，幾乎快走向僵局。這時，似乎是陳虻提出了一個點子，找好人，評選讓人感動的年度新聞人物。乍開始，有一瞬間的沉默，但迅速地，我們就看到了“感動”二字背後的巨大價值與可能性。感動，不會讓黑心礦主們列入其中；感動，也是我們自己想尋找和需要的；感動，是一種力量，也可以推動這個時代前行；感動，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也有進一步成長和成功的可能。看樣，這件事可以做。於是，2002年9月下午的這個策劃會，終於留下了一個可供發展和討論的果子，算是功德圓滿。而那一瞬間的火花，來自當時還長發飄飄的陳虻。雖然大家一起豐富和完善成《感動中國》，但思維僵局中的一個轉折，他的貢獻是巨大的。以至於，每一次錄製《感動中國》，都會想到陳虻。隻可惜，後來，變成了追憶，2008年年底，在第七個《感動中國》誕生之前，陳虻英年早逝，引發整個新聞評論部人內心巨大的情感地震。追悼時，人們談論更多的是他創辦的《生活空間》“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彆忘了，還有《感動中國》的最初創意。而陳虻，用自己的貢獻告訴我們：有時，背影也是一種感動。回到2002年9月的那個下午，一個思想上無中生有的《感動中國》正式誕生，從此，這片土地上從未停息過的感動，開始以另外的方式，以一種年度電視化的操作模式，呈現在中國人的麵前。出發之前，我們對這片土地上存在的感動既猶豫更充滿信心，唯一有些不確定的是：在當下這個時代，中國，會被感動嗎？三什麼是感動？又該選擇什麼樣的人來感動中國？在《現代漢語詞典》上，對“感動”一詞是這樣解釋的：“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的影響而激動，引起同情或仰慕。”其實，在每一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對感動的解釋。感動於我，便是在某人或某事麵前，一種抑製不住的熱淚盈眶以及之後良久的沉思！敬大姐也曾經問過一個十歲的小女孩：“你感動過嗎？”小女孩對敬大姐說：“有一天，我放學晚了一個小時，走出校門時，我看見姥爺在寒風裡一直等著，我就哭了。”這就是感動。對於普通人來說，感動往往與淚水緊密相關，這也應了另外一句話：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問一問自己，已經多久沒有被感動？而一顆好久沒有被感動過的心，就九九藏書網像一朵很久沒被澆過水的花。所以，淚水，也是一種澆灌良心所用的水。但是，製作一個有可能產生巨大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僅僅弄懂了感動是遠遠不夠的。彆忘了，《感動中國》裡的“中國”二字，意味著你選擇的感動必須契合主流的價值觀，要麵向全體中國人，不能太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否則，感動大打折扣，也未必感動中國。這個難度，就體現在人物的選擇上，這個選擇，往往意味著每一個名字背後的某種精神或價值的體現，而這選擇，從某種角度說，也代表著我們，一群電視人不用語言而能表白的堅持與尊重。在第一屆《感動中國》開始推進時，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向幾十位推選委員寄出了一封信，我也身在其中，在這封信中，有如下一段內容，代表著最初的創作想法：感動需要發現，而您就是我們邀請的推選委員會中的一員，為中國發現感動，收集感動。我們希望能“感動中國”的更多是小人物，是平凡人亮相的場所，但也不排除各種因素決定每屆都會有一些知名人士走上領獎台。成龍之所以獲選，是因為他走向世界之後，對“中國人”這三個字愈發捍衛。這次評選活動將感動中國、打動人們心靈的人物作為評選對象，什麼樣的人能夠成為2002年度人物？……這些人物身份各異，有著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經曆，有的可能曾經見諸媒體，有的也許還不為人所知，但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們的所作所為，感動了我們，感動了中國。他們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詮釋著一個人對這個國家、對這個社會，應當擔當起怎樣的責任，以堅強的民族精神挺起我們民族的脊梁；他們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讀人與人之間應該有著怎樣的情感，帶給公眾感人至深的心靈衝擊。他們共同的特質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我寫作有一個習慣，一般不喜歡過多引用，但是以上這一段，必須引用於此作為備案，看看最初的想法是怎樣的，中間是否堅決執行，而歲月是否會慢慢地侵蝕了這一切。在將來，讓我們自己彆忘了，曾經許下過一個怎樣麵對感動的誓言。還好，依然如故。在這樣一些最初的設想中，蘊藏著最重要的一個精神是：在人格與感動麵前，人人平等。我們隻在意內心的巨大震動，而不是哪一個人聲名的顯赫。這，就為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走上感動中國的舞台做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鋪墊。四2003年2月14日，第一屆《感動中國》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第一屆《感動中國》年度人物，包括王選、劉姝威、姚明、濮存昕等十位人物。在製作第一屆《感動中國》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它用被迫的改變奠定了之後《感動中國》的樸素基調。這一屆的《感動中國》，在錄製的時候，頒獎過程中穿插了幾個文藝節目，演出者是包括鋼琴家劉詩昆在內的絕對大腕。這種選擇，一方麵是希望少量的文藝節目烘托氣氛與情緒，另一方麵也是因為還不那麼自信：僅靠畫麵和訪談，能吸引住觀眾嗎？順利錄製完畢，然而趙化勇台長在審完片之後，作了一個決定，將頒獎禮中所有的文藝因素拿掉，樸素一些，單純一些。事後證明，這是一個正確且關鍵的決定，人們需要的，正是最樸素的感動。我身邊是一直為中國人在日本打官司的民間誌願者王選。隻因麵對曆史，日本總有人一貫地躲閃和曖昧，於是，王選為上一輩的同胞去討公平。公平來得並不容易，她說：其實，我們也是在給日本一個機會。播出的當天，我就接到很多短信，都是表達感動。其實，大家的這種情感我不意外，在錄製的現場，觀眾們的情感投入，已經讓我有了這方麵的判斷。節目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人民大會堂出席元宵節的聯歡，賈慶林看到我，最先表達了對《感動中國》的稱讚，他說：“昨天的節目我看了，真感人！”隔了一會兒，我又看到吳儀和周永康，他們帶著情感地向我表達了對《感動中國》的喜愛之情，語言也都非常樸素：“太感人了！”這個時候我明白，幾乎在最短的時間，《感動中國》似乎獲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評，這也就意味著，《感動中國》觸碰到了時代的敏感點，滿足了大家心中有、可周圍筆下無的內在需求。當然，也意味著打開了《感動中國》前行的空間。其實回頭看，出現這種上上下下都叫好的局麵並不偶然。在社會的道德底線被不斷突破的背景下，人們心中向善的願望並沒有泯滅，甚至因此變得更強烈。生活中的人們，哪怕一些為自己的利益在做著不那麼光彩事情的人們，麵對屏幕時，也依然可能被感動，因為殘存的良心以及與利益無關的尊重；更不用說芸芸眾生們，中國人的內心原本善良。當然，大家都感動，也來自於《感動中國》回到一種人性的表達，不是概念，不是口號，不用空話套話，而是用心講述真正好人的故事，用細節用情感用回到土地的質樸來講述。這就拆掉了人們心中的牆，這時，不管你身居高位還是普通百姓，都隻複原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個體上麵，感動，就變得簡單。當然，也與社會的需求有關。法律隻是一個社會最低層麵的道德標準，僅維持這種最低是不夠的，更何況，這種“最低”還時常被突破。在我們這個並不靠宗教來確立信仰的民族中，在時代巨變的轉折階段，在信仰缺失的空白地帶，什麼，是十三億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恐怕還是要向道德、人心與傳統文化方麵去尋找答案。於是，《感動中國》與上上下下內存與外在的需求一拍即合。在第二年的《感動中國》剛剛播出之後，時任廣電總局局長的徐光春，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的電話，電話中，李長春說：《感動中國》這個節目令人十分感動……相信廣大電視觀眾看了都會感動，我是含著淚看完這台晚會的。這台晚會再一次證明，主旋律的節目，隻要堅持“三貼近”是不會枯燥的，而且是會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在第二屆的《感動中國》中，獲獎者包括楊利偉、鐘南山，還包括高耀潔與梁雨潤，第一次有了外籍人士——一位反省曆史的日本人尾山宏當選，也第一次有了集體獎——衡陽大火中犧牲的消防員。《感動中國》在眾人的關注下，開始悄悄地拓寬並成長。五一旦投身於《感動中國》的製作，電視人似乎都有了一種“宗教”般的情懷，神情變了，變得虔誠與純潔；身份變了，不管什麼崗位，都願意忙完自己的再幫彆人一把；把領導當群眾，群眾發號施令當領導，時常可以一見，沒人覺得有什麼奇怪；而幾乎所有人，在《感動中國》的錄製過程中，都似乎脆弱多了，時常淚珠滑落，沒人覺得不正常。到現在為止的八年，《感動中國》的製作過程，應當是一個另類的模板。這個團隊超級穩定，我和敬大姐主持八年沒變，製片人朱波八年一貫製，導演樊馨蔓八年做了七年，其他的工種也同樣如此。每年一到歲末年初的時候，朱波電話一打，一般我就一句話：“哪天？幾點？”剩下的都屬於廢話，沒什麼可再說的。但穩定也有一個壞處，一見老熟人，覺得去年的此時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長。中年人最怕時光匆匆，可熟人在熟悉的工作中相見，更苦時光之短。我與敬大姐的主持詞，八年的時間裡，從沒有人管過我們要說些什麼，似乎心照不宣，似乎絕對信任。頭兩年，我倆還有點兒不踏實，“領導不指示一下？”領導一樂，走了。於是，一般情況下，我和敬大姐都是在錄製前兩個小時，在化妝間裡你一言我一語碰出個方案。你讓我一點，我就和你一些，感覺就有了。畢竟是多年的老搭檔，都在默契裡。恰恰是這種信任與鬆弛，讓我和敬大姐能夠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內心真實情感的表達上，於是，也就對了。第二天就要正式錄製了，這是頭一天在空曠場地內臨時召開的不用坐著開的會，製片人朱波、敬大姐和我，再加上導演，設想一下明天的諸種可能。看這張照片，輕鬆是主基調。沒有鬆弛，沒有民主，沒有對乾活人的信任，是不會有好節目的。在《感動中國》中，主持人需要參加的會很少，一般是兩次。這在“文山會海”的環境裡頗為不易。一次是大家一起看片子，議論一番，找可以放大的細節琢磨人物特點；再一次，是錄製前一天，走個台，順便就把最後一次準備會開了，不留疑點到現場。不過，大家不要認為輕車熟路不用功，不開會的時候，天天自己給自己開會，直到自己心中有底。領導往往不以領導的身份介入製作，但卻以另外一種方式投入。按理說，當時的廣電總局副局長胡占凡（現任《光明日報》老總），每年看完節目把個關表個態就可以，可這位多年唐詩宋詞朗誦會的幕後操盤手，對文字與聲音的表達絕對內行並“發燒”。有一次，為《感動中國》頒獎詞的朗讀問題，給我打了四十分鐘的電話，強調平日的“說”和儀式中“播”的分寸，之後也多次與我交流，這時候，他絕對不是什麼副部長，而是一個文人，一個被《感動中國》打動的老大哥。中央電視台副台長羅明，是《感動中國》的出品人和把關人，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感動中國》的頒獎詞及四個字的定評之詞，都是出自他的筆下。然而這與他是領導無關，一來這是他用作為廣院大師哥的文字功底“爭取”到的機會；二來自覺自願；第三，寫得不好的照樣堅決不用，他也不會提異議。而假如因為寫得不錯，事後誇他，他會極其得意地笑起來。製片人朱波，手機的鈴聲，長年是《感動中國》的歌曲旋律，雖然他還負責其他一些大型年度製作，但顯然，他讓自己時刻處於“感動”狀態中。中間有一段時間，他被突如其來的糖尿病纏身，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段時間後，又精瘦並異常樂觀地歸來，隻不過，從此，這小子的笑容和嘴更甜了，看樣，糖分有了新的出口。導演樊馨蔓，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名字筆畫最多的一個。一次她和我、敬大姐三個人為讀者簽售《感動中國》的書，我寫完了三本，她還在“樊”字最後幾畫中較勁呢。名字筆畫多，心更細，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這美女導演一年似乎就乾《感動中國》這一件事，頭半年反思，後半年思考，其餘時間，是編片子時誇所有的合作者並陪被采訪者哭。寫不完……我一直認為，每年用“感動”開始，是一種運氣。我想，團隊中的人，也有同感，因為有人陪著哭，有時也是一種幸福。而在《感動中國》錄製現場，領導往往缺席，這似乎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規則，領導們一般錄製前到場，看一圈沒什麼問題，就走。或者，隱身到導播間，免得現場還要排座次。這一點在頒獎方式的選擇上同樣體現。按慣例，獲獎者，應當由領導來頒發獎杯，最初討論時，大家擔心這麼一安排，每一年領導的等級如何定？順序如何排？官氣會不會重？最後我的建議被采納，就讓小朋友來頒獎，上下都接受，又純真又意味著傳承。最關鍵的是，少了最最讓製作人操心不已又容易出錯的環節，大家都因此鬆一口氣。不過話說回來，領導的“缺席”，恰恰要感謝領導們心照不宣的理解。這中間，有一種有趣的默契！或許，以上這一切，加在一起，正是《感動中國》能夠成功的另一種原因。六該回到現場，回到《感動中國》真正的主角身上。做《感動中國》的主持人，是一件既幸福又痛苦的事情。幸福在於，你可以離感動如此之近；而痛苦在於，當你被感動時，你必須克製，不能放縱淚水一次又一次地滑落。這種痛苦，隻有身在其中，才能強烈地感受到。有一次，現場錄製時，屏幕上在放片子，一名解放軍軍官，陪來部隊探親的妻子女兒周末上街，看見一位輕生者落水，他下水救人。輕生者獲救了，而他，卻在妻女的注視下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時候，屏幕上播出了令人痛心的畫麵，才三四歲的小女兒，在人群中拿著爸爸脫下的旅遊鞋邊哭邊喊：“爸爸回家，爸爸回家……”我是一個父親，這個畫麵我之前也看過，可在大庭廣眾之下我依然沒能忍住，淚水奪眶而出並難以控製，然而又必須控製，因為兩分鐘之後，是我的主持段落。於是，讓同事飛快拿來大把大把紙巾，迅速抹掉淚水，還不能擦掉臉上的妝，一陣手忙腳亂，估計在一邊看的人，會覺得搞笑的成分更大。過程十分驚險，好在放片子時黑燈，現場沒有多少觀眾注意到。兩分鐘後，我平靜下來，開始自己的主持段落，可情感卻難以真正平靜，或許，細心的觀眾可以察覺。這樣的經曆，在八年的《感動中國》過程中，發生了不止一次，有時，甚至就在聚光燈下，在舞台的中央。第二屆《感動中國》的獲獎者高耀潔是一位來自河南的退休醫生，從七十歲接觸到艾滋病人之後，走上了艾滋病預防和救助的道路。在眾人的偏見、有關部門的遮掩等障礙下一路走來，獲獎時已經七十七歲。她一路走得不易，不僅是因為周遭環境，還因為她那雙曾經裹過的小腳，讓她常常步履蹣跚，但就是這雙似乎最古老的“小腳”，一路奔波抵抗著最現代的艾滋病，儘著她的一己之力。即使獲得了感動中國的年度人物稱謂，也並非全無爭議，比如來自深圳的義工歌手叢飛。身患絕症，依然為貧困孩子們奔波，他獲獎後，有很多人質疑他“沽名釣譽”，病沒有那麼重等等。一年後，叢飛去世，一切質疑煙消雲散。然而，是什麼，讓我們不敢相信呢？那一年的頒獎舞台，獲獎者需要從高處向下走十餘個台階來到舞台中央。當宣布獲獎者“高耀潔”之後，厚重的大門緩緩打開，一米六零、七十七歲、滿頭白發的高耀潔出現在公眾麵前，這一個畫麵，已經具有震撼的力量，接下來，她艱難地走下台階，身體一顫，差點兒摔倒。這時，我已接近流淚，趕緊快走兩步上前，把手伸給了高耀潔，像一個兒子伸給母親。沒想到，高耀潔抬頭看了我一眼，接下來用手輕輕一揮，拒絕了我伸出的手，這時的我，沒有任何尷尬，反而是淚水奪眶而出，另一邊，敬大姐同樣如此。而細心的觀眾也發現了這個細節，掌聲響起，倔強的高耀潔終於穩穩地站到了舞台中央，這段路，她走得就像抗艾的征程一樣。活動臨近結束時，高耀潔給我們寫下一段話，這話中，有最大的愛，也同樣有恨。不過，這恨，是愛的另一種表達：艾滋病已是世界性災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實事求是地關心善待，救助艾滋病人及遺屬們，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那些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的人，在艾滋工作中滾開！……這樣的場景太多，需要克製淚水的時候也太多。著名的拆彈專家王百姓，想來該是鐵漢一個，卻在訪談中呈現出柔情一麵。執行一次極危險的拆彈任務前，他與妻女借故見一麵，佯裝輕鬆地東一句西一句地聊，不能說實情道危險，但自己心裡知道，這非常有可能是和家人的最後一次見麵。講述時，他淚流滿麵，而我這邊，隻能悄悄地掐自己的大腿……後來，我發現，之所以流淚的衝動一次強於一次，一來是因為自己年歲漸長，內心越發地脆弱起來；二來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感動中國》的獲獎者當中，平民百姓明顯增多，他們很多人都是在日複一日地堅持和堅守中實現了一種偉大，也因此，更具感動的力量，且往往自己並不以為意。普通人被隆重地頒獎，或許，正是感動中國的關鍵所在。因為他們與我們一樣，原本平凡，因此，偉大就變得真實、不拔高、可觸摸，淚水的滑落，也就順其自然。在這八年的獲獎者當中，有優秀的兒子為母捐腎；有最棒的女兒，不僅為自己的父母也為村裡其他老人養老送終；有最堅強的媽媽，通過暴走讓肝功能恢複正常捐肝救子，或者將一對殘障女兒帶大帶好帶得陽光燦爛；當然，也有永遠用笑容麵對苦難的父親……父、母、兒、女，來自一個又一個小家，八年來，他們因為原本平凡的家中角色，而走上《感動中國》的舞台；之後，《感動中國》又走進千家萬戶。偉大，就這樣因感動而回家。七感動，可不都意味著淚水與溫暖，常常，也與憤怒伴生。作為一個學者，劉姝威站在了造假者的對麵，但是，很長時間裡，劉姝威隻是一個弱者，而造假者強悍無比。雖然最後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可在過程中，劉姝威的壓力大到快崩潰的地步。那個時候，除去她身邊的一些普通人，正義與保護在哪裡？有時，我們並不希望，因正義與保護的缺席，而突顯出英雄給我們的感動。其實，有些感動，原本可以沒有！一個到海濱城市打工的年輕人，第一次見到大海，卻在同時，看到有人落水陷入絕境。這名叫魏青剛的小夥子沒有猶豫，一次又一次下海救人，岸上圍觀者眾，也有喝彩聲與加油聲，卻無人下水。一個外地的小夥子成了英雄，一個人與千百人也就構成了讓人感動的反差。救完人，魏青剛拍拍手，走了。後來記者找到他，他充滿疑惑：“這有什麼？”都獲獎了，舞台上，我問他最想要的是什麼，他回答：“我活兒乾得不錯，大家幫我找點兒活乾吧！”於是，我相信，下一次，再遇到需要救人的情況，魏青剛依然會下水，但讓我不確定的是：今天被魏青剛感動得熱淚盈眶的我們，下一次，遇到這樣的場麵，是不是依然袖手旁觀？如果讓人感動的人，負責獲獎，而讓人憤怒或厭倦的人們，卻獲得利益，那麼，感動，又有何意義？所以，每當《感動中國》播出後，接到人們稱讚，我總習慣性地有些不合時宜地去想：感動了，然後呢？比如有一位叫李春燕的鄉村女醫生，明明有一次又一次回到城市的機會，但鄉親們挽留的眼神，讓她無法抽身，於是，一次又一次留下，留在貧困、偏遠、各種醫療條件都欠缺的大山深處，幫助了鄉親，也感動了我們。我似乎正做著一個奇怪的手勢，是勸誰閉嘴呢？其實，我沒這麼不禮貌，是在講一個故事。照片上的另一位叫田世國，捐腎救母，手術時，他謊稱出差在外，並告訴兄弟姐妹，不許對他母親說。我這個手勢，估計是正講到這兒，我們這期節目，也是不會讓他母親看到的，至今老人仍蒙在鼓裡。可在感動的同時，我們是不是也該有點兒憤怒與自責。那麼大的村子，一直沒有醫生，於是，我猜測，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那兒的人們自生自滅著，直到李春燕出現，生老病死，才有了外力的幫助。雖然李春燕也曾要走，可畢竟留了下來，於是那兒的人們又看到了希望。而我們，也在淚水中舒坦並鬆弛了一些，我們都放心地把鄉親們托付給李春燕。我們的憤怒與自責慢慢退卻，苦難好像在我們的感動中被忘記了。其實沒有，這隻是一種幻覺，或者假借感動而下意識放棄的責任。我們隻是為一個鄉村醫生，付出一串又一串的淚水，卻依然與村民的生活和生老病死無關。我們要做的和該做的事還很多，隻有感動、憤怒與自責都不夠，我們必須擦乾眼淚後行動，站到鄉村女醫生的身後，站到一個又一個曾經感動過我們的人身後，然後憤怒與自責才會真正減少。可問題的關鍵是，在感動的那一瞬間，我們曾經立下無數誓言，後來，困意來了，我們關掉電視，沉沉地睡去，隻是不知道，那些咬緊牙關許下的承諾，我們是否，還會在醒來後想起？感動，真的有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