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一點左右，我突然接到部門副主任打給我的電話。電話裡的聲音很慌張，“小白，聽說你自殺了？”正在發生的極具魔幻色彩的對話讓我一頭霧水，繼而樂了，“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嗎？”這是我對這條消息的第一個反應。“是中心主任讓我問的，在國外的一個微博網站上，一條微博說你自殺，警方正調查情況……”“扯淡，我會嗎？……”我把手機掛了，依然不認為這有什麼，都說無風不起浪，這年頭，無風，也起浪。習慣中。上午，我給台裡要駐外的記者進行了培訓；中午，剛照完台裡掛曆的照片；下午，例行的足球訓練；晚上，要在家裡，為剛從全運會上回來的劉建宏、段暄們接風。怎麼看，這都像是一個正常人的健康並且樂觀的生活。沒怎麼受乾擾，我去踢球，見到隊友們，他們比我更早知道這條消息，開起了我的玩笑。陶偉一會兒來了，告訴我因為我的“自殺”，他剛接受了彆人的采訪，他的回答也很搞笑，“他會自殺？”踢完球，我和段暄等人開車回家，沒想到，這時，娛樂已經拉開了網，“自殺”不真，可娛樂卻真真切切地登場。我回家甚至到家後的情況，均被“勤奮”的娛樂記者偷拍，並上傳到網上。你無法譴責他們視隱私為無物或者不道德，因為，對他們來說，娛樂才是道德。回到家，接到一家我很尊重的南方報紙記者的電話，問我關於“自殺”的新聞，我在電話裡隻說了兩句話：“不太清楚；對不起，我不接受電話采訪。”奇妙的是，第二天這家報紙登出了大半版的與我“自殺”相關的新聞，我驚訝地發現：我說過這樣的話——“我以前該怎麼做新聞接下來還怎麼做。”我莫名其妙地第一次知道“白岩鬆一下午，兩個手機都被打爆”，可惜，十多年來無論手機還是老婆都隻有一個。我依然會尊敬這家報紙，因為它有值得我尊敬的理由，可我替這名記者有些擔心，為什麼可以替被采訪者說話並安排生活細節？但是恐怕也不怪這名記者吧，娛樂至死已是時尚，誰也無法抵抗。唯一令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會製造我“自殺”的新聞？然而幾乎沒有答案。這個過程中，有人故意將我的“自殺”與新聞環境不順暢往一起牽連，對此，我和彆人開過玩笑：如果因為這個原因的話，我已經自殺一千多回了！一段時間以內，見到我的人都會一樂，參加四川的公益活動，也會被媒體以“自殺後首度現身”來開頭，並加注：“白岩鬆看上去情緒還不錯……”於是我弄懂了，這不過是一次與我有關但其實又與我無關的娛樂，人家不求真假，隻求完成這樣一個娛樂的過程。後來陸續收到一些短信，也有以往“被自殺”的名人們，一想也就釋然了。在地鐵裡，成龍、劉德華、趙忠祥，已經被自殺二十多年了，我這偶爾被自殺一回又有何妨？所以，我終於明白，自殺的不是我，而是這個時代，是人心。我雖然做欄目製片人的時間不長，兩年左右，但在我做《東方時空》牽頭人的後期，我越來越為一種現象被大家習慣而感到不安甚至悲哀。每天早上編委會開會之後，半屋子的年輕同事，沒人對形成的選題及操作方法提出異議，都隻是眼巴巴地等著分配任務然後去執行，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了，開完會之後我發問：“為什麼你們永遠不說不？為什麼你們不對自己不認可的東西表達憤怒？為什麼你們不認為：不，應當這麼做！”年輕的編導們目光茫然，似乎不知道我為何如此這般。認領任務然後完成，天經地義，還有什麼錯嗎？難道一群製片人定完的事情，年輕的同事還可以爭取並改變嗎？可是，為什麼不呢？難道這些年輕的同事，一直都沒有注意到，這麼多日子以來，開會及日常工作時，對他們的鼓勵與期待甚至縱容？或許真的沒看出來，又或者時代不同了，不再有雞蛋碰石頭的故事，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不就是一個工作嗎，怎麼乾都是工作量，認真個什麼勁兒！又傷了和氣，又可能讓領導不高興。節目做不好，小事；職場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說句實話，麵對這樣一種尷尬與無奈，我時常會想到十多年前時的工作氛圍，想起自己的成長，以及一路爭吵所走過的道路。做事的時候做事，做人的時候做人，兩麵都沒耽誤，爭吵的同事，反而擁有著至今難忘的真摯情意。說起來有意思，1993年4月30日晚，也就是《東方時空》正式開播的前一天，在《東方之子》內部，就發生了我與製片人時間之間的爭吵。為的是我希望按原計劃開會製訂接下來的工作安排，而不是臨時高興把酒言歡迎接新的同事，當時的我一怒之下甚至準備卷鋪蓋走人。然而，這樣的爭吵在當時是常態，製片人時間與同事們以及整個欄目組都非常適應，一番臉紅脖子粗之後，會議按原計劃召開，風雨過後照常前行。其實，在《東方時空》開播後的幾年裡，各個欄目組這樣的爭吵天天都有，大家對事不對人，真理越辯越明，一個節目該怎麼做，向東還是向西，麵紅耳赤，但節目就這樣上了台階。同時欄目組裡的每一個人，都會覺得事情與自己有關。有不同意見隨時表達，並不會去考慮複雜的麵子、權威等問題，誰都相信，欄目真正做好了，才有麵子，節目影響力大了，才真正有權威。記得那時的製片人時間常常為某個節目的問題大光其火，甚至嚴厲到當場讓編導掉下眼淚的地步；反過來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開會時將時間批得啞口無言是經常上演的情節。但這就是當時特有的電視創作環境，內部擁有著難得的民主與自由。往往在發生爭吵的幾個小時之後，大家又一起吃飯喝酒，就跟沒事一樣。評論部成立之後沒多久，我得了一個外號“白文薩”，創意來自波蘭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起因是，當時的評論部成員來自四麵八方，《東方時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來人員也帶來新的問題，生活待遇存在差距，在電視台內部不被平等看待，權益需要維護。於是，我挑頭和一群年輕的同事一起成立了鬆散的工會，並要求與當時評論部的主任孫玉勝及其他領導對話，討論權益問題。有趣的是，麵對這一草台班子，孫玉勝們竟真的答應，並一本正經地舉行了對話。雖然對話現場雙方都激動不已，都拍了桌子，但問題卻在隨後陸續走向解決。於是有好事者，給我起了個“白文薩”的綽號。可能是慣出來的毛病，又或者在特殊環境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在十多年的時間裡，我擁有著和幾任領導爭吵的記錄，而領導們也習慣了這種爭吵，大家都有一個不錯的開關。做事時開著，下班或平常相處時，關上。在這樣一種相對平和民主的氣氛中，“平等”，這一被寫進新聞評論部部訓的關鍵詞，才在工作之中，被真正地捍衛。而當它成為一種追求和生存的環境時，沒人會擔心或畏懼它會給自己帶來什麼不利的影響，而且，也真不會。反而是沉默無聲，沒什麼真知灼見，才有可能慢慢出局。從我進電視台起，這十幾年，從來沒進過兩任台長的辦公室，從楊偉光到趙化勇。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可找的，認真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同理，這十幾年的時間裡，連新聞中心主任的辦公室，我進去的次數也屈指可數，而且無一例外，都是主任找我。我感謝這些領導，也堅信著自己的想法，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能有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於做事來說，太難得。然而我也清楚，不知從何時起，在局部的空間裡，爭吵消失了，空氣中充滿著和諧，但總讓人覺得哪兒不太對勁，大家都開始做人了！可是，該怎麼做事呢？或許，就像現在的人們懷念天曾是藍的，水曾是清的，奶粉曾是靠譜的，人與人曾是互相幫助的一樣，難道將來我們也要懷念：辦公室是可以吵架的，時常臉紅脖子粗是可以製造更牢靠的友情的，事情做好做不好是有人認真的，沒有什麼是與自己無關的，真理是常被人捍衛的，而和諧不是沒有爭論的，說真話是被人尊敬並歡迎的？這近乎天真的語言，訴說著一種無言的悲哀。當年輕人不再擁有爭論或爭吵的環境時，也就會失去或推遲按他們想法改變世界的機會；而不年輕的人們，失去來自不同意見的衝擊，也往往會使自己更早走上錯誤不斷的路程。這中間，沒人是贏家，太和諧是最大的不和諧。我們都願意在夢想中寫入民主、自由、平等這樣的大詞，然而，有時，它必須先從辦公室裡慢慢做起。很多年前，歌詞裡的兩句話，一直是我們思考的大問題：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大家都唯恐答案是後者。今日，莫非這擔心已不再是擔心，就像這首歌已不再有人唱起一樣？電視主持人是一個必須以出頭露麵為工作方式的職業，出名是這個職業的副產品，甚至是一個衡量你工作是否成功的標準。想想看，如果一名電視主持人，出頭露麵十多年，人們依然記不住他的名字，估計真是個大問題。但是，這“名”經常被異化、扭曲。電視就像一個放大器，很容易一瞬間讓你被家喻戶曉，就像我一次又一次說過的那樣：“中央電視台這地方，拉條狗進演播室，連播一個月，中國名狗！”但是你自己一定得明白：“背靠大樹，就真以為自己成了大樹，這很搞笑！”事實還真就如此，電視主持人這個很難不出名的行當，經常讓業中人士，把名氣當成自己優秀的標誌。其實，名氣與優秀，還真不是一回事，有時甚至差得很遠。這裡麵的泡沫成分一點兒不比房地產少，但是，無論主持人自己，還是眾人，清醒者不多。我時常恐懼於這種泡沫的放大，恐懼中，常有一種不安。2000年底，我突然感覺有些乾不下去了，有一些光環虛幻得可怕。那一年，我主持了悉尼奧運會，然後坐專機回國；被領導接見時，朱鎔基總理竟然一進屋先與我來握手，然後才是奧運冠軍們；還有不停地得獎，比如“全國十大傑出青年”，“年度主持人”等等……在1999年的全國新聞界演講比賽中，我獲得了特等獎。但我難忘的不是獎杯，而是“做文與做人”這五個字，它可以視為一生的題目。作家劉恒大哥開我玩笑，“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陽落山啊！”我答道：“放心，大哥，換個地平線再升起一回唄！”這年年底，我放棄了剛剛改版的《東方時空》總主持人，關掉了手機，開始一個新欄目《子夜》的研發。這是一個希望在午夜時分播出的評論欄目，播出時間決定著，如果這個欄目開播，它很可能躲到主流之外。沒想到，這個研發過程波折太多，最後讓我離開主持台近一年的時間。那是一段寂寞的日子，當然也是收入很少的日子。為怕母親和家人擔心，早上明知沒事，也要早早離開家，去一個幾乎沒怎麼裝修的空空蕩蕩的辦公室，和幾個研發同伴一聊就是一天；沒什麼貢獻的日子，吃起單位的盒飯都有負罪感。然而，這的確是一段“放下”的日子，如同《道德經》裡的話，“杯滿則溢”，杯子滿了，就再也裝不下什麼，怎麼辦，倒掉它。如同計算器，不管你曾經完成過怎樣的大運算，想要重新開始，必須得複零。接近一年的時間後，《子夜》獨立放生的路被堵死，為我“虛度”一年而著急的孫玉勝副總編，將《子夜》改造後並入又一次改版的《東方時空》，以《時空連線》的方式亮相，而由於無法回避的原因，我被迫必須擔任製片人，一個不是官的官。製片人製，是1993年始於《東方時空》的改革舉措，曾經為推動中國電視前進做出巨大貢獻。然而，近十年時間過去，當我擔當製片人之後，卻發覺這製度在有些方麵已經落伍了，尤其對於每日播出的新聞欄目來說。它讓權力過於集中於個人，一股獨大，節目好壞都由他來定奪，“獨裁”痕跡明顯，民主的氣息不夠。於是，我上任後，乾了兩件事：先是把我的工資關係全部移交到上一層部門，自己不與組裡發生一分錢的財物關聯；第二，經過一段時間摸索，建立編委會製，大事小事由編委會民主製訂，製片人的權力被大大削減。我的想法就是，當我們還無法改變整個世界的時候，至少可以先改造自己的環境。果真，欄目組的戰鬥力大為改進，節目水平穩定並平均地提高，最關鍵的是，人才得以自由成長。像張泉靈、柴靜等都是《時空連線》的主持人，王躍軍、隋笑梅、王新宇等都是欄目的記者，而更有趣的是，過後幾年，從這個三十個人的小組裡，走出十餘位主任及正副製片人。我想，這便是民主與自由的小小結果。2003年，借新聞頻道開播之機，小小《時空連線》組，又創造出《新聞會客廳》和《中國周刊》（後改名為《新聞周刊》）兩個欄目，都是由我來當製片人。一個人，負責三個新聞欄目，兩個日播，一個周播，過去幾乎沒有。十幾年前一起出發的老朋友，體重都長了，焦慮與壓力也都長了。得到的與失去的，自己心裡明白，隻不過，老友聚在一起，笑容會多一些，如同煩惱又多了一些一樣。在我們四人的中間，就是《東方時空》的創辦者，我們的領導兼同行——孫玉勝。老問題再一次出現，“杯滿則溢”。扶上馬，送一程，該作的決定終要作出。幾個月過後，欄目都已經打響，到了告彆的時刻，2003年8月，我辭去三個欄目製片人的職位，重回一個單純的主持人角色。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減法。雖然辭職的那一天，告彆會開完，不過下午兩點多，我開著車離開單位，突然不知道，我這車該往哪兒開，然後，漫無邊際地隨車逐流，但是我感受到一種難得的自由，這自由並非來自辭掉責任，而是因為卸掉了一種誘惑。於是，我很慶幸，手中的車雖然不知往哪兒開，但我還沒有迷路。至於我為什麼作出這個決定，答案的版本有五個。永遠正確版：一個人隻能把一件事情做好。相對製片人來說，我做主持人可能更被需要。搞笑版：以前我媽說，彆開車彆當官！後來不得不開車，又要聽媽媽的話，隻好不當官。內心版：做製片人的同時，做主持人的思路就為此改變。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經常怕空播怕節目被“槍斃”，而讓自己作為主持人的提問與評論越來越平庸地安全著。而辭去製片人，我又回到了白岩鬆這個角色，獨立的思考再度歸來，這對於主持人來說，十分重要。狂傲版：不當官，與任何人平起平坐；當了官，永遠是人家的下級。為您服務版：我一離開，挪出很多個位子，兄弟們順勢都可以往上坐一坐，自由了自己，成長了彆人，何樂而不為？……於是到如今，我一直是一個永遠本科文憑、在央視沒有一張辦公桌的普通群眾，但是當群眾不意味著沒有責任，如同老記者艾豐對我所說：“小白，能夠改變領導的群眾才是好群眾。”是的，我記住了，雖然它很難！◎時常電話響起，半天對方沒有聲音，在我“喂喂”好多次之後，對我反問：“你真的是白岩鬆？”然後一笑掛掉，留下我在電話這邊搖頭。◎一次開車，誤入一車隊，被警察攔到一邊。那時我開一輛富康，警察認出了我，開口就一句：“喲，怎麼開的不是奔馳啊？”然後和我聊了十多分鐘，最後讓我走時，不忘又追了我一句：“下次彆不開奔馳……”◎2003年回廣播學院，母校成立四十五周年校慶，一進校門不久，便不斷麵對師弟師妹合影與簽名的要求。主持晚會時，我脫口而出：這不是廣播學院的傳統，我們那時候，不管誰來，迎接他的都是質疑的問題和懷疑的眼光，而不是簽名和合影。◎有一天開車，前麵一兄弟突然橫向開過三個車道，從前麵出口上了輔路，導致後麵一片急刹車，情形甚是危險。一會兒開到紅燈前，我恰好和他並排，便搖下車窗，批評他危險開車。這位老兄拉我下車理論，並對周圍圍觀者高喊：“快來看啊，十佳青年當眾吵架！”弄得我像無理取鬨者一樣落荒而逃。◎有一個冬日的淩晨四點，我要值一個早班，早早到電視台西門，意外地發現，一位上訪的同胞，拿著寫著我名字的上訪信在等我。見到我之後，沒太多言語，將信塞到我手裡便匆匆離去。我不知道他在這裡等候了多久，而我手中的那封信卻分外沉重。媒體人的能力被誇大了，就如同我時常接到要求轉給總書記和總理的信一樣。雖然不太喜歡照相，但與人合影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這張照片是廣州申辦亞運會成功那天晚上，當地一位熱心觀眾拍的，後來人家把照片寄給我，背後還起了個標題，叫“眾星捧月”。不過自己得明白，這時的我，如同動物園裡一隻叫白岩鬆的動物，要是拿自己當回事，就真沒活明白。◎在廣播學院的一次帶搞笑性質的評選中，我意外獲得“最不可能被女生誘惑的男主持人”第一名，麵對這個“榮譽”，我一直不知道這是表揚還是批評，我該高興還是自卑。不過，我猜想我夫人會很高興，做一個被人知道名字的主持人，有太多的人在外麵管著我，想花天酒地怕也不能。在《新聞1+1》評論“天上人間”事件之後，有人不屑地評論：說的一套一套的，他怎麼可能沒去過“天上人間”？老兄，抱歉，我還真沒去過。◎兒子上初中了，每當有人說起他爸爸時，他都含混其詞，而當有人問他將來是否像父親一樣當個主持人時，他總是極其不屑地回答：拜托！我才不乾那玩意兒呢！在他眼裡，做一個動漫工作者才是正當職業。◎我一直認為自己隻是一個做新聞的電視人，特殊時代背景，讓我們的名氣被放大了，實際上，並不該享受到明星或名人的待遇，但可惜，似乎躲不開。被娛記跟拍過幾次，僅我個人，也就罷了；可某次在機場，孩子、夫人和我都被偷拍，然後堂而皇之地在雜誌上刊出，這就是典型的越界。孩子，怎麼可以也成為娛記獵殺的對象？對此，你可以萬分憤怒，然而又能怎樣呢？隻希望，人在做，天在看，大家要有底線。◎我被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請問，對你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是誰？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什麼？我的答案總是不變：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是我母親，沒她就沒我；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新華字典》，沒它我就認不了這麼多字。◎身在名利場，就要學會麵對自己絕對陌生的“履曆”。比如在人家的筆下，我和我夫人中間的“媒人”是一個紅薯，我的普通話多虧有她的督促才能練順口等等，似乎我談戀愛時，一直有記錄者在場，居然還能複原我們的對話。看到這些，我和夫人常常大笑：咱們的戀愛要是像人家寫的那樣就好了！◎在大學講課，有一位站在最後一排的同學問我：“白老師，我在最後一排，您在第一排，我什麼時候能和您一樣？”我的回答是：“在我的眼中，現在的你才是在第一排。你有無數條道路可以走到我這兒，但我再也找不到一條可以到達你那兒的路，該難過的是我。”◎一次做《藝術人生》，朱軍問我：要乾到什麼時候？我答：一定要乾到觀眾戀戀不舍，自己去意已決。旁邊的楊瀾插話：千萬彆最後反過來，自己戀戀不舍，觀眾去意已決。◎自己話語權已經太多，於是從未有開博客或微博的打算，但後來有人告訴我：“你在網上開了博客。”我驚訝：我怎麼不知道？其實，我永遠不會有經紀人，也不需要新聞發言人，那些博客或微博，抱歉，不是我的。◎有主持同行，接到過署我名的手機短信，說手機丟了，記住新號，幾番短信交流，似乎一切正常。然而過後不久，突然同行又接到“我”發過去的短信，說有急事，讓同行彙錢。這時同行才懷疑有假，開始詢問，得知遇到了騙子。當我知道此事，一身冷汗，不知騙子得逞過沒有。◎被彆人要求合影，不好拒絕，但往往加上一句話：千萬自己留著用。這並不是廢話，十多年裡，時常有人拿著與我的合影，說我是他的弟子，是他的客戶，是他的鐵哥們兒，是他產品的使用者。再次抱歉，應該大多數都是假的。隻是不知道，如果因此有人上當受騙，我是不是該道歉？◎常有人因我在電視台，而和我探討體製內體製外的問題。其實這可能是一個偽問題。中央電視台內也有不少特立獨行的主持人，甚至反而比其他台多，說明體製內也有有趣的東西，也是有機會就會生長。而至於人們所說的體製外，我總想反問一句：在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哪兒，是體製外呢？在一次主持人的論壇上，我對台下的同行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這個行當，是一個名利場，從某種角度說，它也是一個絞肉機，如果不是打算以長跑的姿態進入，而僅僅因為誘惑而入，終究，是一個犧牲品。”名，是第一個挑戰。你用嘴來活，也活在彆人的嘴裡。人群麵前，有的人被眾星捧月，有的人被視而不見。你是否做得到眾星捧月時還知道自己是誰？被視而不見時還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各種獎勵也是如此。有人說，如何麵對失敗決定人們是否可以成功，依我看不一定，如何麵對表揚、獎勵和成功才是真正的考驗。在這個名利場裡，隨時會得到泡沫化的表揚，其實它更可怕。有的人，經常接受誇張的表揚，但對批評卻難以承受，更彆說誇張的批評。然而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你可以接受誇張的表揚，卻不可以接受誇張的批評？比如我自己，曾經今天被人稱為“民族脊梁”、明天就被叫做“漢奸”，對此，我必須適應，因為，這是這個行當的伴生物。這張照片，是1997年，我與敬一丹、倪萍、汪文華三位大姐同獲“金話筒獎”時的合影。當時我還是絕對的“小弟弟”，如今，在很多同行麵前，我已是“白老師”。當年獲獎後，我曾困惑：下一個目標與動力是什麼？現在明白了：忘掉獎項，永遠把自己當一個新人。其實，簽名與留影也像是一個坎，常常讓自己虛幻了麻木了，以為天經地義。我總是相信，自己簽過的一些名，彆人也沒再看過第二眼，你如真對人有用，不留下名字，彆人也會記住你。利，是另一種考驗。這個社會，對所謂的名人，是有消費欲望的。而名人們，也就在被消費中，獲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你願意，似乎每天都可以有宴席參加。隻是不知道，時間長了，還會不會有品嘗味道的能力。有了名，有時就開始有了身價，誰都喜歡錢，但適可而止守住底線取財有道就難。讓人奇怪的是，我常常見到有的人永遠在付出時間掙錢，卻連花錢的時間都沒有，那麼，掙錢為什麼？還有，如果你自信於一生都有掙錢的能力，為什麼那麼急於一時？人，是自己欲望的主人還是奴隸？有一次，等待錄製節目時，襥存昕大哥與我私下裡聊天，恰恰聊到了這個話題。他的準則總結成幾句話讓我深有感觸：該掙的錢堅決要掙，不該掙的錢堅決不掙；該花的錢一定要花，不該花的錢一定不花。我以為，有道理，但什麼該什麼不該，就看每個人內心的標準，它注定因人而異。更何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輕易說不，誰也無法百分之百地清潔。我也同樣如此。走的時間長了，就常常發現生活中有些人在計算得到的時候，往往忘記因這得到而會失去什麼。如果每次去得到時都計算一下，看值不值，就不會那麼拚命去得。但在“得”的誘惑麵前，又有多少人在乎因此而來的“失”呢？心理，也是一種考驗。人們都看到所謂名人人前的光輝，卻很少看到人後的傷口，總是要到又有哪個名人自殺了、吸毒了，才短暫地拿起紙筆，探討一下名利場中人的心理壓力問題。有的時候，我會很有興趣地與叫白岩鬆的那個人保持一定的距離，看他的被異化，觀察與思考在他身上的有趣之處，看他與社會和公眾之間的關係。或許我有自己幸運的地方，剛一走進電視圈，接觸的就是“東方之子”，那是一群有名有利有權有信仰有地位的人。在太多的人眼裡，包括在當時的我眼裡，如果達到他們的程度，還不得幸福死？然而，當我真的走近他們之後，才慢慢明白：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人生，那些外在的東西，與幸福並不真正掛鉤。時間長了，也就釋然。這個時候，我媽說過的一句話就起作用了。她說：人的一生，不管貧富貴賤，最後加減乘除，一算分，都一樣。2010年夏天，中學畢業二十五年聚會，酒席上，輪到我發言，我和同學掏心窩子說了這麼幾句：所謂混得好的，一定有不為人知的痛苦與要付出的代價；所謂混得不好的，也有屬於自己的幸福和平靜。就看你怎麼看待它，怎麼善待擁有的好。所以，誰都得知道自己是誰，而同樣的，所謂名人，首先或本質上隻是個更多人知道他名字的人，有好有壞、被更多誘惑也被更多約束的人，走得遠不遠，看自己的造化了。2010年春天，我與《新聞1+1》欄目一起獲得《新周刊》電視榜的三項大獎，因為得獎不少，我就擁有了兩次上台發表獲獎感言的機會。有意思的是：第一段獲獎感言，由於具有某種娛樂元素，第二天被媒體廣泛轉載；而第二段獲獎感言，也許是因為太過嚴肅並尖銳，第二天，找不到隻言片語的報道。於是，隻好記錄於此。“在我看來，電視的下一步發展，取決於現在的既得利益者們，而不是年輕人和即將告彆電視的人們。”“現在的既得利益者，是過去的改革推動者，他們因此擁有了名氣、權力和金錢，但接下來他們怎麼做，至關重要。”這個“他們”中，自然也包括我。“如果他們願意讓一些利，會有助於年輕人快速成長；如果他們能對自己的利益少一些在乎，就會說更多的真話辦更多的實事，推動電視的又一輪改革；可如果他們屁股決定腦袋，隻在乎自己的利益，那電視就危險了！”這是十年前在體育場留下的一張照片，“人民”二字看來意味深長，其實它是“增強人民體質”中的兩個字。總聽到有人說：做記者的，要替人民鼓與呼。我並不喜歡這句話。你憑什麼“替”啊？大家都是“民”中的一個，“人”中的一員，說實話就好了。其實，不僅僅是電視如此。我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員，從當初那個四處租房子住敢於爭吵有衝勁的小夥子，變成現在時常被叫做“白老師”、略有發福的中年男子，毫無疑問，我們為上一輪電視改革做出了推動並成為那次改革的受益者。然後呢？也就是現在。這的確是一個並不輕鬆的拷問。其實，回頭看曆史，總是這樣的軌跡。革命者，充滿熱情與乾勁，帶著建設新世界的理想，革了落後者與落後時代的命，然後坐享其成，時間一長，再被新的革命者革命。周而複始，曆史在重複中前行。我們呢？有時，既得利益者還有另外的毛病，成功過，意味著也許優秀過，於是，自以為是。殊不知，時代已發生了快速的變化，世界已不是原來那個世界，可這個時候的既得利益者，依然認為自己掌握著真理，慢慢地，成為正確理念前行的阻攔者，而自己還並不覺察，讓旁觀者感慨並為之發出一聲歎息！記得2008年，要創辦《新聞1+1》時，有人勸過我：這是不討好並得罪人的節目，算了吧。雖然，評論節目上馬，是新聞改革與電視台的需求，但各種因素決定，如有問題，賬會記到我頭上。開播一段時間後，某些事實也證明了人們的擔心有一定的道理。的確，做主持人時，上上下下，支持與表揚者多，我麵對不了太多風險；但成為評論員之後，隔三岔五因評論而讓一些人一些部門不高興，說完全沒有壓力，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曾經非常信任我的領導，也開始對我不滿。我有委屈卻不想解釋，讓時間與良心去回答吧！其實沒有選擇。這條路，不是我個人的選擇，電視改革走到了這一步，也許會多了很多風險，開玩笑說：成先鋒或成先烈僅一線之隔。但又怎能不走，不前行呢？更何況，這條路，出發時，並不隻我，太多的人，太多的夢想。當我在眾多人的幫助下走到今天，肯定不是讓我個人來獨占利益。在我們的身上，依然有眾人的期待與寄托！更何況，在這個複雜的變革時代，我們有我們的價值與推動能力。如果我們貪圖自己的安全與安逸而停下腳步，年輕人又能走多遠？他們的未來又在哪裡？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能讓自己的利益遮蔽了向前的衝動，哪怕因此可能會付出代價。2008年年底，12月23日，《東方時空》重要創建人之一陳虻不幸去世，終年48歲。午夜的北京街頭，我驅車前往醫院，一路上的表情注定怪異，不是哭不是笑，隻覺得荒唐，似乎要送彆的不是一個人，還有一個時代。僅有送彆還不是大問題，而是為什麼會送彆得這樣早？真的說了再見就不再見了嗎？陳虻，用《生活空間》講述了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為我們驕傲的記憶。後來，由於他的優秀，他被提拔了。一個中國慣有的邏輯。我們總能發現，誰優秀了，似乎隻能用提拔他當官來獎勵他，但我們也恰恰用這種方式毀了很多人。這可不是電視圈裡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有的人適合當官，有的人不適合。陳虻屬於後者，於是，你發現，他時常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麵是新的位置，一方麵是過去的理想。按理說，應該不糾纏，可現實中，不糾纏不矛盾太難。於是，這個文人氣十足的帶兵打仗者，就不得不時常坐在辦公室裡讓思想亂飛。估計像他這樣的思想者，總會在腦海中，擁有很多美妙的欄目構想和節目設計，以及讓人叫絕的細節。然而，這一切都可能像一個又一個有創意的禮花，發射了，燦爛了，又慢慢地熄滅。從頭到尾，他是這禮花唯一的觀眾。2000年底，我入選中國十大傑出青年，但正如我領獎時所說：我是在替我的同行們領這個獎。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在接見我們時對我說了一句話：“每個行業都需要品牌，你們這個行業也要打造品牌。”我想，這可不是要打造一個讓自己獲益的品牌，而是因品牌，讓新聞更有公信力和影響力。這一次，他走了，開始深深地觸動了我們。一群或主動或被動已經開始有些麻木的人們。我當初的製片人、陳虻當初的戰友，時間，幾乎是在悲傷中跌跌撞撞地衝進了陳虻的靈堂，然後留下這樣幾句話：虻虻，我從未有過的孤獨，你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戰友沒了，戰壕沒了，衝鋒也沒了……隻有懷念，隻剩下過去的日子……經曆過舊日子的人們，看到這段話，都百感交集，不僅感慨時代的無情，也會反思自己的減速。那一段送彆陳虻的日子，集體悲涼，不僅是因為一個人走了，還有清醒地看到，或被動或主動地，理想也似乎走了很多。在紀念陳虻的文章裡，我最後寫下這樣的幾句話。“如果理想，隻是一瞬的綻放，之後，隻在憑吊中使用，那麼，理想有什麼意義？“如果激情，隻是青春時的一種荷爾蒙，隻在多年後痛哭時才知自己有過，那麼，激情又有什麼意義？“如果哀痛中，我們不再出發，陳虻的離去，又有什麼意義？”或許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該再次重複陳虻曾經說過的這句話：“走得太遠，彆忘了當初我們為什麼出發！”隻要繼續走，就有可能！我依然願意樂觀地看著前路。權、錢、名，我們喜歡什麼？十五年前，上海，我采訪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劉金寶。當時，正是他意氣風發的時刻，每到一年中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他總會在午夜時分，驅車穿越燈火輝煌的上海，感受著自己的人生與這個璀璨都市的關聯。他擁有權力，這位少壯派金融家已經上演了很多為業界驚歎的帶點兒傳奇色彩的故事，諸如“十大傑出青年”這樣的頭銜早已不在話下。於是，在采訪中，我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權、錢、名、宗教都是有力量的東西，你更喜歡哪一個？”劉金寶幾乎沒有思考，爽快地回答：“我喜歡權力。權、錢、名，這些東西都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壞，看在誰手裡。你不覺得，讓它在有理想的人手裡更好嗎？”這是那一天采訪中，我記住的最有價值的回答，並給了我巨大的啟示。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2002年開“十六大”時的住地，他略有些驕傲地對我說：“作為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行長，我的名字印在了港幣上，這可不容易……”之後沒多久，他東窗事發，一夜之間，權力財富都瞬間消失，名聲還在，方向已是不同。最後，他被判無期徒刑。審判是法律的事情，說到劉金寶，留給我的，還是那個午夜時分驅車前行的理想主義者印象，以及他對權力和名聲的看法。他的回答沒有錯，隻不過，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訴了我們：對一個巨大的挑戰性問題，回答正確與行動正確並不是一回事。名聲、權力、財富，它們究竟意味著什麼？該掌握在誰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