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仿造一部“上世紀七十年代亞洲電影風”的電影，最必不可缺的因素是什麼？昆汀·塔倫蒂諾用他的《殺死比爾》做出了回答：複仇。不但整個故事以複仇為線，穿插其間的水蝮蛇石井禦蓮的故事，依舊和複仇有關。不複仇，就不夠“七十年代”。席卷整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複仇電影風潮，其實從六十年代末就開始了。《獨臂刀》、《獨臂刀王》、《新獨臂刀》，一直到《快活林》、《馬永貞》、《報仇》、《十三太保》，整個七十年代，香港電影都在複仇。這風氣甚至延伸到八十年代，蔓延進台灣電影裡，比如《蓋世奇花》、《怒劍狂花》……中國內地則慢了半拍，複仇風潮落在了八十年代的電影中。《風塵女俠呂四娘》、《孤獨的謀殺者》、《金鏢黃天霸》，奸賊人頭落地的時候，片尾曲跟著出來了。不隻香港，日本有複仇女神芽衣子的《修羅雪姬》和《女囚701》係列，專心致誌講述複仇故事。一集和另一集故事相差無幾，女神換身衣服就在被陷害和報仇雪恨之間奔走，觀眾照舊津津樂道。美國有《猛龍怪客》開啟的“以暴製暴”風潮，從《出租車司機》一直到八十年代的《第一滴血》，遇到不平，報警？上法庭？不，翻出那杆蒙塵的長槍才是正經。有人將七十年代這股洶湧的複仇狂潮，歸罪於越戰、水門事件、通貨膨脹、能源危機帶來的緊張氣氛。但這種解釋，或許猶如股市裡所謂的利好利空，在上升期，總能找到春風滿麵的利好消息輔佐風勢，在下跌段，也總能逮到愁雲慘霧的利空消息作為替罪羊。那些被認為引發了銀幕複仇潮的大事件，其實在任何時間都不罕見，隻不過它們恰好發生在當時當地，被順手牽來當了注腳。任何時代的群眾，其實都有理由認為自己被虧待了。複仇電影，或許隻是電影本身的風潮，是電影的喇叭褲、百褶裙，是創意匱乏時，最心安理得的抄襲理由。再沒有一種故事核，像複仇這樣便捷，信手拈來即可敷衍成篇，單線發展照舊揪住觀眾一顆老心，最後十分鐘裡送反角歸西就可包觀眾滿意而歸。我如果是個編劇，定無比懷念七十年代，大家齊心協力寫同一個故事。人生最重要是有邊界，邊界裡的自由，是最有安全感的自由。既然是風潮，隔段時間，總會重來。這不，時隔三十年，銀幕複仇潮又來了，“9·11”事件後，由頭有了，美國陸續出現了《殺死比爾》、《單刀直入》、《怒火中燒》、《威震八方》、《勇敢者》、《非法製裁》等影片，銀幕大佬全部卷入。連知性女代表人物朱迪·福斯特都卷起袖子上了陣。韓國有《複仇三部曲》（《我要複仇》、《老男孩》、《親切的金子》），日本有《機關槍少女》，唯獨香港空缺，當然我們知道，香港電影，其實已經不是當初那個“香港電影”了。在銀幕的明暗之間，在作為複仇對象的歹人之血湧出的刹那，永恒地存在於整個世界的，那股莫名的怒火，有了一個小小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