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入圍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的李楊電影《盲山》，經過修改後，前年在國內上映。看著白雪梅被拐賣後的遭遇，一個問題再度浮現心頭：這類拐賣案件，往往囊括了強奸、販賣人口、非法拘禁、妨礙公務等等罪行，但那些旁觀者，卻隻當它是“人家的家事”。一旦案件本身如家務事一般曖昧了起來，加害者也往往得不到懲處，能將被拐的人救出，已是萬幸。類似的曖昧態度經常可以見做一件小糾紛，作為車站管理不善、秩序混亂的一個事例，發表在市民新聞裡，事後也沒見到司法介入。還有類似的事件，發生在酒店包廂裡。酒醉的食客對女服務員動手動腳，最後強行與之發生性關係，但因為酒店聲譽不佳，食客也是熟客，和女服務員也打過幾次交道，終於不了了之。還有婚禮上對伴娘的性騷擾，親戚朋友間的金錢欺詐等等，都被蒙上曖昧的色彩，漸漸大事化小，，也都是有選擇的。不是法製不完善，也不是法律條文不夠精細和無懈可擊，而是因為，法律和信仰一樣，或許都隻是我們鋥亮、乾淨、標準鮮明的一個寄托，隻要相信它們在那裡，就夠了。也隻有相信它們在那裡，我們才能比較安心地繼續生活下去。我們相信防火牆確實能夠阻擋病毒，所以才敢用電腦上網；我們相信凶徒會有所忌憚，所以才敢走夜路；相信善惡有彆各有報，才願意抑惡揚善。必須得信，不相信也不行，不信，便沒法繼續生活。但它到底有沒有那麼鋥亮和毋庸置疑呢？衙門旁邊攬生意的訟棍，大話連篇的神棍，才是真正了解這點的人。他們根本不信，他們做的，就是寄托遭受重創的人的生意。相信的人，要向不相信的人求助。就像《盲山》，在茫茫群山的注視下，任何鏗鏘的是與非，也不得不在那混沌而強大的力量下有所妥協。清晰的，也要變為含混，持有相信的人，最終也要容忍自己的相信變得曖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