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歐洲導演，同樣以底層生活為作品題材，我喜歡比利時達登內兄弟，卻討厭意大利導演伊托·斯高拉。後者有一部著名的電影《討厭，肮臟，下流》，講述意大利棚戶區貧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獲得了1976年的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但我看過它之後，卻覺得異常反感。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反感的由來，直到我看到了長平的文章《假如窮孩子窮得連故事都沒有》。文章裡的窮孩子，是雲南山區的孩子，因為沒是好心，也是無奈。不然，就沒有新聞點，不然，就沒有故事。人窮可以誌不短，卻不能短了故事。從那時候，我懂得了達登內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間的區彆，達登內兄弟是從底層個掠奪者。由內往外看和由外往內看，從低處看和從高處俯瞰的區彆，大概就在這裡。而之所以想到這些，是因為我們總能看到故事。前段時間，有個十一歲的女孩，母親患了腎病需要換腎，這個從六歲就開始練習書法的小女孩，打算靠書法作品的稿費為媽媽治病，終於感動媒體，一個義賣會為她而辦，她通過賣自己的書法作品，終於籌到醫藥費。她確實是幸運的。貧窮是容易的，找到故事是艱難的，請求幫助的人是眾多的，被發掘出故事的求助者是寥若晨星的。如果再有一個需要幫助的家庭出現，就隻好像長平指出的那樣：“除非你再找到一個更好的角度，講述一個更動人的故事，否則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媒體給出同樣熱情的相助。”這個孩子已經用掉了寫書法這個素材，下一個孩子，隻好畫畫。沒有經常性的、更普遍的救濟製度，隻依靠同情，結果就是這樣。我們的同情不是針對貧窮，而是針對故事，我們有同情心，我們同時也是掠奪者。我為我們對故事的渴求感到反感，但卻無能為力。於是，下一個孩子隻好畫畫，下下一個孩子隻好裸奔，下下下一個孩子，隻好橫渡大西洋。人生在世，必須努力成為有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