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兒低著頭想了想,才破顏笑道:“也是。石哥哥你放心,我想的這個封麵,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計議已定,眾人便開始按計劃行事。唐棣去請諸人,除開*鳳推脫自己學術不精,要安心讀書備考之外,李敦敏和柴氏兄弟都欣然前來,桑充國便告訴了父親,收拾幾間廂房,把李敦敏和柴氏兄弟安置在自己家裡住了。
從十月二十六日開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裡,便由石越口述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國分班纂錄,最後統由柴氏兄弟撰寫定稿,忙了個馬不停蹄。唐棣等人還好,石越可就是受罪了,人家可以分幾班,他卻不能夠,他必須不停的想,不停的說,可以說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如此挑戰自己的潛能。一個月下來,把自己累得瘦了一大圈。終於在計劃的時間裡,把這部《論證正義》的初稿寫出來了。
這部《論語正義》是以錢穆《論語新解》、程樹德《論語集釋》為基礎,由石越回憶寫出。雖然如錢穆的《論語新解》,對於石越來說是極熟的,但是牽涉到訓詁的許多地方,他還是不可能記得那麼清楚,便是許多錢穆對《論語》精神的解釋,他也不能記得清楚了。好在石越並不是一個對《論語》全無自己的理解的人,凡是記不太清楚或者自己和錢穆觀點有衝突的地方,他便以自己的觀點為主加以闡述。而訓詁則雜以程氏書做為補益。
因為當時朱熹尚未出生,而錢氏的書中包括了許多朱氏的觀點,所以這部《論語正義》雖然在現代看來遠遠比不上《論語新解》,可能也根本談不上是一部好書,但是在當時,卻是完全可以轟動士林了,這部書在寫前麵一半時,唐棣等人還偶爾會問難辯疑,到了後半部,石越越寫越熟,這唐棣等人也隻剩下“佩服”二字了。五個人完全把他當成生而知之的聖人轉世。
其實這部《論語正義》,雖然石越本心以為自己是抄襲彆人的成果,但是如果平心而論,倒也可以說是一部創述之作。不僅僅因為其中有超過五分之一的思想是石越的闡述,而且也是因為石越對錢穆的許多現代思想做了更委婉的處置,刪減增添之處,充斥全文。
石版《論語正義》全篇洋洋二十萬言,是以類似於朱子語錄的白話寫成,體例仿照錢書,先是集解釋義,後麵則是對前麵一段論語做出闡發。而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石越在這部書裡采用了標點符號。這部書附有兩個前言,一篇說到寫這部書的體例與作者的用心,一篇則是倡議采用標點符號,並且詳細解釋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雖然古代的“者也”之類的語氣助詞實際上有標點符號的作用,但是因為沒有標點符號,導致斷句不一而引發的歧義,依然是比比皆是,便是這部《論語正義》裡,石越對某些話的斷句在其後就引發了士林大討論,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標點符號的應用後來很快就隨著這《論語正義》而風行於世。
但是這部書在熙寧二年十一月份的作用,卻主要是使石越完全確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過這編撰的六個人並不知道,在《論語正義》尚未正式定稿的時候,這部書的名聲就已經悄悄傳開了。其原因是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貢生們的應酬聚會當中,這些貢生們便忍不住打聽相問,而唯一知道內情的*鳳便用揶揄的口氣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幫助石越撰寫《論語正義》,欲取代何氏《集解》為天子士子必讀之書。”於是這個傳聞便在京師悄悄的流傳開了,眾士子對這幾人如此“不務正業”都表示不解,雖然知道石越的才氣,但是聽說他二十歲出頭就想著書立作,還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石唐六人閉門寫《論語正義》成為貢生們酒席間的一個笑話,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個更大的笑話。隻有極少數人謹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過人的才華。
不過石越他們自然是不可能知道這些,唐棣等幾人完全沉迷在這件事中,他們知道自己憑借著參加了這本書的創作,已經足夠名留青史了。想想這個,就可以讓他們興奮莫名。桑俞楚和唐甘夷也早已從唐棣、桑充國興奮的解釋中知道了這件事的意義,他們一方麵籌備著棉紡設備的製作,一方麵購下了一間雕版印刷作坊,隻等這書定稿,就全力開工刊發。
但是在底稿草就之後,石越遲遲不願意定稿。這部《論語正義》裡,借著對孔子及其門人的語錄的解釋,不僅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義的概念,而且還提出了“實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並且超越錢穆,石越還提出了“邏輯學”的概念。對於政治體製,石越無比清楚的提到了權力製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對管子的議論,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義,指出“仁”最大的目標便是讓四夷同沐德化,接受華夏的思想與文化;並且數次強調國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報負,應當是讓所有的民眾全部過上平等而富實的生活,並且又強調孔子認為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與義務,認為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禮義,這是孔子畢生追求的目標之一。可以說,雖然恪於《論語》這本書的內容,石越所表達的有限,但是對現代的政治思想,他幾乎都有或隱約或清楚的表達,並且其中還含糊的提到天子的設立,是用來為天下萬民服務的,而不是用來統治天下萬民的。
石版《論語正義》所包含的內容,一方麵迎合了當時士大夫以天下為已任,與皇帝共治天下,強調個人的道德氣節修養,強調華夷之辯這樣的學術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麵,卻也提出了許多的新概念,並且格外的重視了民眾的地位與作用。雖然這是孟子早就提到過的,而當時自王安石以下——特彆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經術派”,對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畢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顯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喪,石越更是提出“貴在心哀,而不在於形式”這樣的思想,隻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討論。
憑著謹慎的個性,石越在他不能準確判斷形勢之前,並不敢輕易拋出這部書來。他需要這部書給自己帶來巨大的聲譽,而不是巨大的爭議。新的思想隻能慢慢的提出來,首先必須要讓士大夫中的傑出之輩能夠接受,這是石越的一個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請了十幾個老先生來專門審查這部書中是否有犯忌觸諱之處,然後自己和唐棣等人反複討論,希望可以把握一下當時代的人對一些事情能夠接受的感情底線,最後終於還是做了一次修改,把三年之喪之類的內容中關於批判的部分刪掉,隻提出一些委婉的倡議。
唐棣等人對石越如此持重幾乎是不能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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