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神意安排，無論皇帝是否殘暴，他們都是上天派來治理或懲罰地球上各民族的使者。但神聖的曆史多次提出人所周知的案例，表明上帝對特選子民的治理問題直接進行了乾預，他把權杖和寶座交到摩西、約書亞、基甸、大衛、馬加比（譯注：以色列人的支派瑪拿西人受到米甸人壓迫，基甸奉神之旨意率領300人作戰，成為擊敗敵人的民族英雄，參閱《舊約全書·士師記》；大衛（1140B.C.—962B.C.）公元前1010年在掃羅死後接位為以色列國王，建立大衛王朝，參閱《舊約全書·撒母耳記上下》；西門·馬加比在公元前143年，利用羅馬人和帕提亞人的戰爭，塞琉西亞獲得獨立，重建猶太國，定都耶路撒冷，由他的亞斯漫尼家族統治，再度實施神權政治。）這些英雄人物的手裡。他們具有崇高的品德，產生的動機和帶來的結局全部是神的恩賜，他們進行武裝鬥爭的目的是為了解救教會，使教會保證會贏得勝利。若說以色列的士師（譯注：士師是指以色列領袖從約書亞當代的長老開始到王國建立為止的稱呼，他們的職責是拯救猶太人，脫離搶奪的敵人之手。主要士師有俄陀聶、基甸、耶弗他、參孫、撒母耳等人，參閱《舊約全書·士師記》。）隻是偶然任職和臨時需要的行政官員，猶太的國王卻從偉大祖先臨終時的禦體塗油儀式中，獲得世襲傳承和長期有效的權力，不會因自己的惡行而喪失，也不會因子民的一時不滿而被剝奪。同樣，具有特殊神力的天主，現已不為猶太人所專有，可能選中君士坦丁與其家族作為基督世界的保護人。虔信上帝的拉克坦提烏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稱，君士坦丁必將長期維持光輝燦爛和遍及世界的統治。（歐西比烏斯無論在哪本著述中，都頻向帝國灌輸君士坦丁的君權來自神授。）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都是和神的寵兒分享帝國各行省統治權的競爭對手。接著，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慘死，很快便結束基督徒對他們的仇恨，滿足他們討還血債的願望。君士坦丁對抗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最後取得勝利，清除仍然反對“大衛第二”（譯注：基督教把君士坦丁譽為“大衛第二”，重點在於君權神授，維持神治政權的性質，建立合於上帝旨意的國度。）的可怕競爭對手，看來他的大業完全是上天特彆照顧所造成的結果。馬克森提烏斯這個羅馬暴君的個性，不僅有負皇帝的尊嚴，同時也玷汙人類的天性。儘管基督徒可享受一時的恩惠，他們卻同時和其他的臣民一樣，隨時可能受到毫無節製的暴政之苦。李錫尼的所作所為很快就暴露出他當時對《米蘭詔書》的人道規定明智地表示讚同全出之於勉強。他在領地內禁止召開全行省的宗教大會；有基督徒身份的官員全被極不光彩地解職；雖說他避開了進行全麵迫害的罪行，或者說可能引起的危險，但他公然撕毀自己的莊嚴承諾，執行部分迫害行動，反而使人更為深惡痛絕。據歐西比烏斯的生動描寫，當時的東部正處在地獄的黑暗深淵中，來自天堂的吉祥光芒溫暖並照亮西部各行省。大家認為，君士坦丁的虔誠是武力正當性的完美證明。他在軍事上的勝利和對成果的運用，進一步堅定了基督徒普遍的想法：這位英雄的一切活動全都受到萬王之王耶和華的感召和引導。意大利的征服產生了更廣泛的寬容敕令，等到李錫尼失敗，君士坦丁獲得整個羅馬世界的統治權後（324 A.D.），便多次發出指示，要求所有臣民立即效法君主皈依神聖的基督教。認為君士坦丁榮升高位直接與天意有關的觀點，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引起兩種看法，這兩種看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證實了拉克坦提烏斯的預言。一是基督徒的熱切和積極的忠誠，使他們願意為君士坦丁儘一切努力；二是基督徒充滿信心地期待，勤奮的努力定會得到上天神奇的幫助。君士坦丁的敵人把他在不知不覺中與基督教會的結盟，歸結為出於利害相關的動機，顯然在實現他的野心方麵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元4世紀初期，帝國人口裡基督徒還隻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日趨墮落的群眾中，他們就如同奴隸一樣對自己主子的更換漠不關心，但是這種宗教團體的精神和團結，可能是從良心的原則出發，必要時可以不惜犧牲身家性命，這種做法會對人民的領袖有些幫助。（在17世紀開始時，英格蘭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30%，而法蘭西的新教徒僅有15%。對這兩個國家而言，教徒的精神力量和權勢地位，是當局極為關切的目標。）君士坦丁的父親做出榜樣，並且教導兒子要重視並獎勵有才能的基督徒，在分配公共職務時，可以從這些人中選派能夠完全信賴的大臣和將領，他們對君士坦丁的忠誠可以說毫無保留，相對而言就可以加強政府的力量。在這些有聲望的傳教士的影響下，宮廷和軍隊中，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數必然會迅速增加。充斥在羅馬軍團各個階層的日耳曼蠻族，對這方麵毫不在意，在宗教問題上全都會接受主帥的信仰。因而可以斷言，他們越過阿爾卑斯山後，大多數士兵都發誓用手中的武器效忠耶穌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業。（日耳曼人具有豪邁不羈的天性，即使各部族在宗教改信的曆史過程中，這種民族的特質始終保持不變。君士坦丁征召日耳曼人組成軍團，而且從他父親開始，宮廷裡充滿基督徒。）人類的自然習慣和宗教利益，使長期流行於基督徒之中的戰爭和流血慘劇逐漸消除。在君士坦丁善意保護下所召開的宗教會議上，主教的權威及時被用來核定宣誓的軍人對宗教應儘的義務，或者在教會平安無事時，用來對不願服行兵役的士兵進行革出教會的懲罰。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統治領域，不斷增加忠實追隨者的人數和忠誠的熱情，在那些仍然為對手所占有或篡權的行省，依然可獲得一個強有力派彆的支持。不滿情緒在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治下的基督徒臣民中暗暗滋長；後者不加掩飾的仇恨情緒，隻不過使基督徒更熱心為其對手的利益奮鬥。不同行省的主教彼此相距甚遠，定期書信往來使他們可以自由表達各自的願望和計劃。毫無危險的傳遞情報，有助於推動君士坦丁的統一大業，也為宗教信仰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因為君士坦丁已經公開宣稱，他要拿起武器拯救基督教會（歐西比烏斯一直認為君士坦丁與李錫尼的第二次內戰，帶有宗教十字軍的性質。有些基督教軍官受到暴君（李錫尼）的引誘，說是要恢複他們的地位和權勢，就回到軍中服役。後來，尼西亞大公會議訂出的第十二次教規，對這些人的行為加以譴責。要是這種很特彆的請求被皇帝所接受，就不像希臘譯者、巴爾薩蒙、佐納拉斯和亞列克西斯·阿裡斯特努斯所留下的記載，能夠輕描淡寫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