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基於策略或出於偶然，征稅方式像是要將田賦歸並在丁稅（戈德弗羅伊對於“丁稅”有深入研究，他的論點受到重視，但是他解釋“丁口”這個字，認為是據以分配財產的分量，或是不動產的丈量，完全否認個人稅額財產估算值的觀念。）內，政府把解交金額分配給各行省，用繳納貢金人口數和應繳稅款總數來表示。後者往往取決於前者，如果後者的數量極多，那麼這個行省的貢金就很可能位於諸行省之首。丁口就是負擔貢金的人頭數，每個人頭按比率得到定值稅額，此定額不僅要被普遍接受，也是法定的算定值。一個負擔貢金的人頭，因意外事件影響和整體環境變化，所代表的身價經常會變動。有很多奇特狀況被當作知識而得以保存，最重要的一個案例，是有關羅馬帝國最富裕的行省，同時也是現在歐洲最光輝耀目的王國。君士坦提烏斯貪婪的大臣刮光高盧財富，每個人頭每年的貢金是25個金幣，接位的皇帝推行仁政將丁稅減到7個金幣。在極端剝削和暫時施惠之間尋求一個合理比率，丁稅應定為16個金幣，大約等於9英鎊，這才是高盧征稅的正常標準。（要計算君士坦丁和後續各帝的貨幣值，可以參考格裡夫斯（1602～1652A.D.，數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研究羅馬銀幣“笛納”以後所寫內容極為精辟的論文，得到以下各項原則：（1）無論是古代或現代羅馬磅，它的金衡重量單位都是5256格令，比起英國磅的5760格令，大約輕了十二分之一；（2）1磅黃金合48個奧瑞金幣，但是那個時代鑄成72塊同樣麵額的小塊金幣；（3）5個奧瑞可兌換1磅白銀的法定貨幣，因而1磅黃金，按照羅馬的算法是兌換14磅8盎司的白銀，照英國的算法是13磅白銀；（4）英國1磅白銀鑄成62個先令。根據這些數字，可以知道羅馬的1磅黃金等於英國貨幣是40英鎊，而且羅馬人在計算大宗金額時，通常用黃金作單位，因此我們可以把奧瑞金幣當成法定的通貨，固定的兌換比率是11先令。）但這種計算對有心人而言，很容易能夠通過推論聯想到兩個困難，就是大家對丁稅的力求平等和懲罰嚴厲性感到震驚萬分，對其稍加解釋也許可以令我們對有趣的帝國式微的財政狀況有所了解。其一，隻要財產的劃分出現不公平的狀況就會引起不滿，這是人性不變的法則。由於稅收的評定應完全平等，其中絕大部分的人會被剝奪生計，此即羅馬丁稅的原則。但在執行時，人們卻感覺不出不公平，主因是貢金乃根據實況來繳納，不是以個人為單位來征收。幾位貧窮的市民可合組成一個人頭，共同分擔稅款，而富有的省民依據財產，可負擔好幾個名額的丁口。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生活在統治高盧最有成就的皇帝的時代，他曾提出最富詩意的要求，把自己負擔的貢金，比擬為希臘神話裡的怪物革律翁（譯注：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美女阿爾奇索厄的兒子，為天後赫拉所妒恨，被迫完成很多危險的工作，成為膾炙人口的“十二項功業”，其中第十項是殺死厄裡茨阿島的三頭三身怪物革律翁，把劫去的牛群送回來。），懇請赫拉克勒斯大發慈悲，砍掉惡龍的三個頭好拯救性命。西多尼烏斯是極為富有的詩人，他都不斷提到這個問題，我們的腦海裡可以浮現出許多高盧貴族像死去的海德拉（Hydra）（譯注：赫拉克勒斯的第二件工作，是除去勒那平原上的九頭蛇海德拉，雖然頭被砍斷又會重生，最後還是死在赫拉克勒斯的神力之下。）一樣，長著100個頭，軀乾伸展到整個國土，吞食著數以百計的家庭的景象。其二，就高盧丁稅平均值而言，每年的額度是9英鎊，我們可拿來與當前國家（編注：指吉本生活的時代。）的狀況作比較。現在法國被專製君王統治，有一群勤勉、富裕和熱情的人民，要想達成目標，還有相當的困難。法蘭西的稅收並沒有因恐懼和奉承而加以誇大，不至於超過年度總額1800萬英鎊，由2400萬居民來分擔。（得到這樣的人口數據並不容易，是政府將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登記資料加以整理後才有的，資料現存放在巴黎“統計總局”。整個王國的年度平均出生人口，采取五年的數據（從1770年到1774年，前後兩年都包含在內），男孩479,649人，女孩449,269人，合計928,918人。黑諾特是法國的一個省，每年出生人口是9,906人，從1773年到1776年，平均人口總數是259,097人，分析後可知，年度出生人口與總人口數的比率大約是1∶26，這樣可算出法國的總人口數，一共是24,151,868人。如果采用較保守的比率1∶25，那麼整個王國的人口是23,222,950人。從法國政府孜孜不倦的研究中（個人認為值得效法），我們對這個重要的題材可以獲得更正確的資料。）其中隻有700萬人是有能力的父親、兄弟或丈夫，此外都是不用納稅的婦女和小孩。每個負擔貢金的臣民有相等的比率，每人不會超過50先令（20先令為1英鎊）。但他們的祖先高盧人正常繳納的稅金，反而要高出四倍之多。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差異，不全在於金銀的缺乏或富足，而是古老高盧和現代法國的社會狀況有很大差彆。如果國家的每位臣民都有基本的自由權利，龐大的稅額就會由全體人民來分擔，不論是征自財產或消費。古老高盧的大多數土地，跟羅馬的其他行省一樣，都是由奴隸耕種，農民受束縛的狀況與嚴苛的奴役製度沒什麼差彆。主人享受勞力的成果，大多數人處於貧窮狀況，任何市民隻要擁有相當財產，或過著溫飽的生活，就會名列貢金名單上。這部分的人雖少，但很合理地要負擔更大比例的丁稅。這種主張的真相可用以下例證說明：埃杜伊人是高盧最有勢力和最進步的部落或城邦，據有廣大的區域，現在包含大約50萬居民，隸屬奧頓和訥韋爾兩個主教轄區（古代的統治地區包括鄰近的訥韋爾。奧頓和訥韋爾現在都是主教轄區，前者有610個教區，後者有160個教區。就行政區域劃分，勃艮第現在是法國的一個省，它的教區經統計有476個。根據十一年的出生人口登記加以分析，用1∶25的比率，可算出總人口數，再除以教區數可以得到每個教區有656人，而奧頓和訥韋爾共有770個教區。這樣就可算出埃杜伊人據有這個地區，它的人口總數是505,120人。），等到增加沙隆和馬孔以後，（沙隆和馬孔都是主教轄區，前者有200個教區，後者有260個教區，可以得知人口總數是300,750人。這個增加的地區可以找出原因來加以證明：（1）沙隆和馬孔在早期都是埃杜伊人的統治地區，這點毫無疑問；（2）在高盧的《職官誌》中，它們並未列入城市，隻能算是軍事營地；（3）在第五世紀和第六世紀之前，這兩個地點未設置主教府邸。然而歐邁尼斯在所寫的《頌詞》中有段文章，成為有力的反證，使我不敢把埃杜伊人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的地盤，沿著可通航的索恩河向前延伸。）人口總數達到80萬人。在君士坦丁時代，埃杜伊地區提供2.5萬個人頭數的丁稅，由於這一地區的人民無法忍受貢金的重擔，君主將人頭數再減少7000個。剛好出現與明智的曆史學家所提出的見解相類似的情形，也就是有自由權利和繳納貢金的市民沒有超過50萬人。政府行政在正常狀況下，每年支出大約是450萬英鎊，雖然看起來每人分擔了超過正常四倍的稅額，但皇帝直屬行省高盧的征稅，隻是法國現在稅收的四分之一。在君士坦提烏斯橫征暴斂下算出來是700萬英鎊，在尤裡安仁慈或明智的統治下則減到200萬英鎊。地主深受其害的丁稅，自由市民中富有而數量龐大的階層卻可以逃避。為了分享來自技藝和勞動，或存在於貨幣和商品中的財富，皇帝把分開計算且是個人的貢金，強加在臣民有關貿易的主體上。雖也有免稅措施，但對時間和地點都有嚴格限製。像是允許地主出售自己土地的產品，對於自由行業者經過批準給予某些特權，但與商業有關的各方麵，都因嚴格的法律規定而受到很大影響。亞曆山大裡亞有地位的富商，從印度進口寶石和香料供西方世界使用；放高利貸的人從金錢的利息中，謀得的不勞而獲的可恥收益；手藝精巧的製造商、工作勤勉的匠人，甚至僻遠鄉村毫無名望的零售商，都要讓稅務人員進入他們獲利的場所。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對不光彩的俸給也甘之如飴，能夠容忍公娼這門行業。這種施用於各行各業的普通稅，因在第四個年度征收而被稱之為“五年攤捐”。曆史學家佐西穆斯提到，每當接近這要命的期限，市民無不涕淚齊下，惶恐萬分。稅務人員為達成繳納的金額，運用令人憎惡的不當方式，窮人經常受到鞭笞，才能被評定合於免繳稅款的要求。佐西穆斯帶有熱情和偏見的控訴中提出的證詞，根本無法證明是否屬實，但是從這種貢金的性質可以得出合理的結論，那就是決定配額的方式非常武斷，征收方法極端嚴苛。商業行為產生不為人知的財富，技藝和勞力的利潤並不很穩定，隻能靠著自由心證來裁定財產估值。不像征收土地稅的狀況，可以用沒收財產的方式獲得欠稅，很少損害國庫的收益。在對商人的征稅過程中，除了對身體施以懲罰以外，找不到讓他們吐實的更好辦法，就像商人的貿易，不能沒有可見而永久的抵押品一樣。過去用很殘酷的方式對待無能力支付國家稅款的債務人已被證實，卻因為君士坦丁合乎人道的詔書而獲得減輕，例如不允許濫用枷架和鞭刑，準備寬大和空氣流通的牢房作為監禁之用。普通稅的征收是出於帝王的絕對權威，但偶爾呈獻的“冠金”，卻仍舊保留原來的名義和民眾同意的形式，這是一種古老習慣。共和國的盟友把他們的安全和能夠獲得解救，歸功於羅馬武力的成就。意大利的城市，為了頌揚勝利將領的功績，裝飾凱旋式華麗的排場，就自動呈獻金冠作為禮物，等到典禮完畢就將其供奉在朱庇特神廟，這是他們未來榮耀的紀念。隨著熱情和諂媚的風氣開始盛行，熱情的捐獻不僅數量增多，尺寸和重量也加大。愷撒的凱旋式禮品豐富，以致巨大的王冠有2822個，總重量是黃金20440磅。深謀遠慮的獨裁官（譯注：羅馬共和政體的獨裁官，是一個負責處理危機的職位，基於緊急狀況或特定需要，由元老院推派，有權召集“百人連”大會，選舉下任執政官，即使護民官也不得對獨裁官行使否決權，任期通常為6個月。）立即將這筆財富熔化，他認為花在士兵身上比用於神明更能發揮功效。以後的皇帝取法前賢並加以改進，將華麗的飾品換為帝國通行的金幣，將這當作更容易接受的禮物。（西班牙的塔拉戈尼斯行省向克勞狄皇帝呈獻七頂金冠，高盧另外還送了700磅黃金，這是我依據利普修斯（1547～1606A.D.，學者和政治理論家）修正後的合理資料。）自發的奉獻最後成為欠恩應儘的責任，也不再限於凱旋式的場合，而被認為是君主國的城市和行省得到許可的一種行為，經常伴隨著皇帝紆尊降貴地宣布即位、出任執政官、皇子出生、晉封愷撒、戰勝蠻族，或者任何能為皇帝在位的記錄踵事增華的實際或假想事件。羅馬元老院的特彆賞賜是黃金1600磅，大約6.4萬英鎊；抑鬱的臣民用巧妙措辭加以頌揚，君王把這些無益但蓄意而為的證詞，當成是忠誠和感恩的表示，心滿意足加以接受。（元老院議員可以免於出錢為勝利者製作金冠，因為他們並非戰敗者，但從另一方麵來說，向皇帝奉獻黃金還是有這個必要。）一個民族若過分傲慢或自憐，都不可能對自己的實際處境做出正確的估計。君士坦丁的臣民覺察不到自身的才智和品德已經日趨墮落，使他們失去祖先所具有的尊嚴；但是暴政的瘋狂、紀律的廢弛以及賦稅的日增，不僅使他們身受其害，而且讓他們對此深感痛恨。曆史學家不懷偏見，一方麵承認民眾的確有理由感到不滿，同時也看到可以減輕苦難的有利條件。蠻族風暴轉瞬間會使羅馬帝國的偉大喪失基礎，至今仍被拒止或阻擋在邊境地區。整個地球有相當多的居民，在培育藝術和文學的園地中仍然享受著高雅的社交生活。民政體係的形式、權力和經費能夠抑製囂張跋扈的軍人集團。儘管法律受到特權的破壞和巧辯的歪曲，羅馬司法製度運用明智的原則，依然能夠保持秩序和公正，這是東方專製政體難以想象的事。宗教和哲學對人類產生保護作用。自由權利這個名詞，雖然已經不會使奧古斯都的繼承人感到驚愕，但能夠提醒在位的皇帝，他所統治的國家並不是奴隸或蠻族。（狄奧多西大帝訓勉其子，有些話很值得深思，他指出羅馬的皇帝有彆於帕提亞的國王，不是靠皇家血統而是憑著才德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