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姐，你準備寫什麼？”“我比較擅長的是社會學和實地調查，但是之前準備的論題都太小眾了，而且我覺得難以出彩，師弟你有什麼建議？”在學術研究上，翁秀頻對於陳堪就一個字服，不然她也不會“千裡迢迢”從金陵跑到中海來和陳堪聊這個，因為陳堪的學術水平確實是厲害。翁秀頻要進入會場基本上沒問題的，就算看在她導師的麵子上也會讓她進去，那個所謂的遞交論文給辦事處，其實並不是全部看你的論文水平的。你要是有一個牛逼的老師，就算你是隨便寫一篇文章，那想要進去也是易如反掌，真正困難的是上台宣讀自己的論文，這個才是真正考驗功力的事情。因為參會的人太多，基本上每個能進來的人都有學術背景，比背景沒有任何意義，而宣讀論文的人隻有十來個，扣掉一些老頭，年輕學者的名額很少，這個就真正看水平了。上台那麼困難，那也要給這些年輕學者一個機會啊，不然以後大家都不來了，大會的舉辦方那也是很聰明，既然上台的機會不多，那就在製造一個讓你能展示自己的機會。這就是傳說中的“論文集”，將一些投稿的優秀論文印成一本書，能上的論文數量也是有限，人為的製造了一個榮譽。雖然陳堪對這兩個都沒有任何興趣，但是不是每個學者都是陳堪這種“世外高人”。“要麼在方法上進行創新，要麼在理論的運用上進行創新，不過我覺得師姐寫社會學方麵的，沒什麼太大的希望。”陳堪實話實說。我們常說電影行業很多跟風、撈錢的行為，看到一個題材有賺頭，就一股腦地湧進去。其實不僅僅是電影行業，每個行業都是一樣的，都會“蹭熱度”，曆史也不例外，不過曆史並不是為了賺錢，曆史是為了賺名聲，為了更好的出成果，為了蹭熱度，這個自古有之了。不說太早，就在新文化運動前後，基本上曆史學者都在批判中國曆史，那個時候的曆史學者經常是寫通史，就是從先秦寫到清朝，幾乎都是一通罵，對於西方就是一通讚揚。到了日軍侵華，很多曆史學者在反思中國曆史，反思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到底是怎麼了，這個時候開始比較理性對待中華文化曆史。新中國成立之初，無產階級嘛，就各種為農民起義翻案，批判封建王朝，甚至在那個時候還整出了一個“五朵金花”，這本來是曆史領域的事情，但是其他領域也要插一腳，蹭熱度。再後來，理科興起，曆史立刻去蹭熱度，興起了一門叫做“計量史學”，大量地使用數據和數學模型來做曆史。**十年代，掀起了一股翻案風，很多曆史學者一股腦的湧進去，隻要是個曆史人物就能翻案，本來是民族英雄，在那個年代就可能成為民族罪人，本來是大奸大惡之徒，在那個時候整成“被冤枉”，再後來就是再次翻案。到了新世紀，西方的社會學和實地調查的方法進入史學領域，大量的學者一股腦地使用社會學和實地調查來做曆史。總體上顯示出了一種不理性的狀態，不是看自己適合做什麼方麵，而是看現在什麼比較熱，然後就鑽進去，翁秀頻就是其中之一。當然你也不能說這樣的方法就是錯的，畢竟人的本能都是趨利避害，順從大勢更容易出成績，堅持自己的代價是很大的。但是這個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過猶不及，這不就出問題了，翁秀頻雖然用社會學和實地考察的方法做曆史的功力還算是不錯，但是這種方法太普遍了，沒有什麼新意，以她的實力想要出彩，難上加難。所以她才來找陳堪，希望陳堪能給她一些建議。“我建議你可以深挖，將一個課題深挖下去，如果深度夠的話，我覺得可能性還是很大的。”陳堪說道：“不過作為你的師弟，我建議你最好換個研究方向，換一種研究方法，就深究一個領域。”“唉，這哪有那麼容易啊！”翁秀頻歎了口氣。“確實是不容易，邁出第一步總是很難的，不過師姐，你要是還有學術抱負的話，我覺得你換個方向會是更好的選擇。”陳堪說道。實地考察的研究法，顧名思義就是要下到地方去做實地考察，加上是和社會學一起做的話，考察的地點基本上都是一些偏僻的農村，這是很辛苦的，而且時間很長。在社會文化研究領域，美國的曆史學家這個做得是最好的，即使是對中國的社會文化研究，美國很多學者做得比中國人還好，為什麼？怎麼外國人比中國人還了解中國？因為美國的曆史學者肯花時間，就有美國的學者為了研究三峽區域的民風民俗，在那裡住了十三年，想想呆了十三年，和那裡的人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怎麼會不深刻！而中國的學者，雖然你是個中國人，但是這些“高高在上、不食五穀”的學者真的了解這個鄉村的一切嗎？不見得。而且現在翁秀頻有了孩子，根本不可能長時間在外麵調研，所以她注定是難以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的，因此陳堪才建議她轉變研究方向。“唉……”翁秀頻長長地歎了口氣，她也明白，但是真的很難。“你準備寫什麼，說出來給我聽聽，讓我借鑒一下。”“我啊，準備寫慈禧，之前覺得這個老女人挺好玩的，所以準備寫這個女人。”“慈禧，你準備寫什麼階段的？”“義和團那段時間的事情。”陳堪在第一個位麵《霍元甲》中和義和團的人有過交手，雖然接觸很少，但是從那次之後陳堪就對義和團產生了興趣，隨後這個興趣點就轉移到了慈禧這個老太婆的身上，利用業餘的時間，陳堪查看了一些材料，陳堪發現在這個老太婆的身上有些事情其實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