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國內，沐陽到外交部報道，楊部長見到沐陽後笑著說道，“緬甸政府總統，上百位軍政官員，工商界代表，華人華僑代表一起歡送你離任，你這待遇也算空前了。”“我之前做過四國大使，可也從來沒有享受過你這種待遇，你現在可是全國知名，也算是咱們外交部的明星人物了。”沐陽不好意思道，“我也不知道賽茂康總統會弄得如此隆重，確實有些逾越了。”“這沒什麼，與所在國政要關係莫逆，更能體現中國外交官的實力嗎，彆人想有這種待遇還享受不到呢。對了，你的任命已經定下來了。”楊部長道。沐陽神情一動，“是哪裡？”楊部長笑笑：“嗬嗬，總說你少年老成行事穩重，看來你也很緊張自己會去哪裡任職嗎。”“畢竟關係到今後幾年的工作嗎。”沐陽道。“這次你確實要做好心裡準備，領導準備派你赴任日本大使。”楊部長說道這裡，臉上稍微定了一下，沐陽知道領導肯定有話要說，所以沒有搭腔。“做日本大使可不簡單啊，或許會遇到很多棘手的問題。”“就日本國內現在的形式來說，安三政府上台以來，日本外交的一大突出轉變就是頑固、執著地奉行“製衡中國”戰略，在外交與安全戰略等問題上處處和中國過不去。無論東海釣島爭端、台彎問題還是南海緊張局勢，無論對美、對俄、對韓關係還是對歐洲、印度和東盟的政策，安三政府幾乎無一不以“孤立、打擊和遏製”中國作為外交的重要目標。”“重新解釋憲法、通過新的安保法案、采用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大幅度增加軍費等一係列擴軍備戰行動，構成了日本安保戰略的“一體兩麵”。日中關係，已經實實在在地變成了亞太地區最不穩定的“戰略對手關係”之一。受這一戰略驅使，安三政府會繼續謀求修改憲法、徹底破除“不戰條款”對日本外交、軍事和海外行動的最後限製，進而與戰後日本的和平體製徹底告彆。”“我曾經在日本做過大使，非常了解日本，安三政府今天奉行的“戰略上敵視中國”政策，是近20年來亞太地區權力結構變遷的必然結果。也就是所謂的“安全困境”的作用。”“中國的發展超越日本後，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和實力此消彼長必然引起不安、甚至恐懼的心理和政策效應，繼而會主導國家的外交、安全和戰略選擇。對於地理位置鄰近的中日兩國來說，這種“安全困境”的作用就更為明顯。”“目前，中日在“史問題”上的對立依然嚴峻，兩國民眾的心理對立和相互嫌棄感不斷加深，兩國政府對價值體係尊崇存在嚴重分裂，這種外交和安全關係的惡化更是具有某種“認知結構”而非單純“權力結構”變遷帶來的衝擊。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對於一個崛起的中國，日本外交和戰略的調整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就已經開始，隻是到了安三政府時期開始進入“質變”。”“一個處處與中國作對、在外交和戰略上以“挑戰和製衡中國”為基本目標的日本，仍將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給中國帶來沉重的戰略壓力。”“安三政府會持續在安全問題上“妖魔化”中國，比如因為我們在南海合理合法合情的維權行動而給中國扣上“現狀改變者”的帽子，或把中國視為史上和軍國主義國家、法西斯主義國家一樣試圖使用武力改變現有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安三政府事實上是在拚命利用“中國因素”為其赤果果地拋棄和平主義憲法和安保體製張目。”“日本對中國的威脅，遠非很多中國人想象中的複活軍國主義，而是實實在在多方位的對華孤立政策、輿論醜化、外交挑釁和安全威脅。”“這幾年應該說中日關係一直都處在比較困難的狀態，發生了很多問題，既有領土問題，也有史問題，兩國關係走入了建交以來的最低穀。”“你的工作就是到第一線去觀察、了解有關情況，分析和判斷形勢，同時加以準確的應對。外交無小事，處處陷阱，所以在工作時要時時加以小心，繼續發揮你的主觀能動性，開創性的開展工作，我希望你在日本也能取得一個好的成果。”楊部長在日本工作8年時間，曾經做過3年駐日大使，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日本問題專家，今天楊部長的談興很濃，說了很多中日問題，也說的很深，讓沐陽受益匪淺。“我們的對日外交戰略呢，用八個字來形容就是，力求友好，該鬥就鬥。中日兩國當初締結的不就是戰略互惠關係嗎。”楊部長道。戰略互惠關係，這是中國唯一與日本締結的外交關係。什麼叫戰略互惠呢，條約很長簡單點來說就是，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乾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締約雙方將本著睦鄰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乾涉內政的原則，為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和文化關係，促進兩國人民的往來而努力。用白話來說就是，咱們最好彆打架、彆鬨事、誰也彆欺負誰，如果關係好就發展友誼，關係不好就誰也彆搭理誰。“就中日關係和中國對日政策而言，對於中國來說，中國仍然高度重視對日關係，中日關係仍然是我們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國將繼續謀求中日關係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但是，在原則問題上，我們絕不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