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月底抗日同盟軍宣告成立以來，馮玉祥等人就組織部隊在察哈爾境內進行戰前訓練。而時任察哈爾省主席的宋哲元，雖然對馮玉祥在察哈爾搞的一係列活動不滿，可也不願與老上司兵戎相見，為了避免夾在馮玉祥和當局中間為難，在長城停戰後宋哲元乾脆稱病，去了西山休養。隻是，當《塘沽協定》簽署後，平津一帶的形勢已開始穩定下來，當局已可騰出手來解決抗日同盟軍的問題。到現在，馮玉祥部接受蘇聯人援助的端倪已被當局所洞察，而抗日同盟軍中有**勢力在活動也被南京、北平方麵所掌握。這除了有不少人認識宣俠父的原因外，還和馮玉祥等人為了振奮人心，容許**幾百人掌握同盟軍的宣傳有關。而宣俠父、柯慶施等人為了實現該黨上海中央將同盟軍“赤化”的意圖，更是沒少在部隊中宣揚蘇聯大批援助即將到來的消息。6月1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正式成立，並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要解決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問題。也就在同日，莫斯科的《消息報》刊登聲明，否認蘇聯援助馮玉祥。不過，蘇聯的這則聲明卻分明讓人感到一種“此地無銀”的味道。或許馮玉祥從某些渠道得知了北平方麵要著手解決察哈爾問題，或許是他知道同盟軍在察哈爾呆了近一個月已經讓各界懷疑其居心，反正，在6月20日，馮玉祥及同盟軍將領方振武、孫良誠、佟麟閣、吉鴻昌等人發布起兵通電，聲稱“重整義旗，收複失地，縱內外夾攻，亦非所懼”。對於馮玉祥等人抗日同盟軍的結局，趙振中已經心中有數。《塘沽協定》簽署不久，抗日同盟軍此時行動，勢必會遭到南京當局和日軍的共同反對，這一大前提注定了其外部生存空間極其有限。而同盟軍內部成分複雜，各部心思不一，又注定了這支隊伍無法持久。馮玉祥把**勢力拉進來，是想借此拉蘇聯的虎皮做大旗；而**借用馮玉祥這塊招牌，同樣抱著“借雞下蛋”，在同盟軍裡經營發展自己自留地的目的。實際上，察哈爾的**前委曾接到上海臨時中央、河北省委的明確指示，要將在**影響下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發展成為紅軍”，帶到河北、山西兩省交界界地我建立新的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外有當局和日軍的反對，內部又各自算計，抗日同盟軍能走得遠了，那反而倒是咄咄怪事了。而趙振中對抗日同盟軍保持關注，除了有提防馮部再次劫車、威脅到物資運輸的原因外，還擔心因同盟軍的動作，將停戰後雲集在平、津、冀、察、晉、綏一帶幾十萬大軍給招引到察哈爾及平綏線一帶。如果發展到那個地步，老蔣再有動用大軍圍剿西北“民匪”的念頭，那根據地的壓力可就太大了。不過，看眼下局勢，馮玉祥打的“抗日”大旗，至少使老蔣心有顧慮，一時還不會對察哈爾或西北根據地用兵。趙振中便將注意力投到西北根據地的建設上來。西北根據地從開辟至今，已經有兩年多時間了。甘肅、寧夏等開辟早的地方已經穩固，河西走廊西部以及青海等開辟晚的地方，也正在加緊進行各項建設。整個西北根據地現在雖還說不上翻天覆地，但其變化也是日新月異。農業方麵，整個根據地裡除了清算身負血債的地主惡霸、土豪劣紳，並按照人口並結合實際情況分配土地外，還在這兩年左右時間裡因地製宜的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為根據地糧食豐產、豐收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這其中，水利建設效果最顯著的要數張明瑞一縱所在的寧夏。雖有賀蘭山做屏障，可地處西北的寧夏，氣候同樣乾燥，其農耕用水全賴渠道引黃河流水灌溉。寧夏平原原本曾有10大乾渠，但因連年戰亂失修，渠床外高淤塞，渠岸殘缺，水量流失，不堪使用。在人民軍進占寧夏之後，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張明瑞便在秋冬季節組織軍民一起整修這10條乾渠。到32年春耕時，不但原本的10條乾渠投入正常使用，還新建了一條長達120公裡的總渠。,分到了土地，人民軍又減免了兩年的田賦，此前一年又嘗到了興修水利甜頭的寧夏民眾，在32年秋冬興修水利時迸發出了極大的建設熱情。經過半年左右的勞作，到33年春耕時，不但已投入使用的11條乾渠得到進一步加深、加固，還另外疏通、新建了8條中渠、1200多條支渠、3000多條子渠，合計全長近1500公裡，可灌溉農田180多萬畝。180多萬畝灌溉情況良好的田地，加上人民軍又大力推廣冬小麥、玉米、黃豆套種，豐收之後足可保證300多萬人口的吃食無憂。也就是說，僅寧夏平原出產的糧食，就可滿足西北根據地過半人口的需求！當然，對張明瑞來說，眼下一縱的作為，距離趙振中“要將寧夏平原建設成一個能解決千萬人吃飯問題的大糧倉”的要求來，還有不少距離。今後，一縱上下以及各級政府還要繼續努力。寧夏這邊修複、新建水渠，農田水利建設成果喜人，而隴東、隴中、隴西等地限於自身條件，雖不能與寧夏相比，但建設成果也同樣不小。利用涇河、渭河、洮河及其支流，柳繼峰、徐超遠等人也在這兩年裡興建了足夠使用的水利設施，使得甘隴一帶的民眾再不用擔心吃飯問題。實際上，到33年6月份夏糧豐收之後，不僅人民軍通過屯墾的農田獲得了足可支撐50萬大軍一年所需的糧食，就是根據地內民眾也家家有了至少可供一年所需的餘糧。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糧食問題的解決，不僅解決了根據地內幾百萬民眾的吃飯問題，也使得根據地內人心安定。加上推廣教育、修建道路、賑濟鰥寡孤獨等政策的推行，人民軍及各級政府又進一步贏得了民眾的擁護。除了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外，人民軍政府還在兩年時間裡，組織軍民及勞改營修建了根據地境內的幾條主要乾道。通過擴建原有道路，以及新建道路，整個根據地從寧夏黃河兩岸到隴東、隴中、隴南，以及河西走廊，都有機地聯結為一體。這些道路的建成，不但方便了民眾的出行、物資的運輸，還進一步完善了根據地的防衛體係。而在今年春耕後，西北銀行通過各個農村信貸社，將甘、寧、青三地民眾手中總額近800萬的軍票足額兌換的舉動，又徹底的贏得了三省民心。在當初拿下隴東、寧夏後，人民軍曾麵臨當初馮玉祥在西北濫發軍票的難題。到31年年底，經過登記統計，人民軍控製的甘肅、寧夏、青海等地一共有各類軍票近800萬。在31年底時，這總額800萬左右的各類軍票都被人民軍政府成立的各個農村信貸社統一收存，並發給各地民眾收執，告知其兩年後將足額兌換。說實話，在當時人民軍推行先收存後兌換的政策，三省民眾從心裡信不過這些20左右的年輕人。可這些人手中有槍，把作威作福多年的官老爺、地主老爺都打倒了，還給自家分了地，又許諾兩年不收田賦，還可向信用社貸款，算起來就是不兌換自家也不虧，民眾們也便抱著不同的心理將軍票上繳，換來一個說是存折的硬紙本本。儘管手中拿到了存折，可也沒幾個人相信到時候會真的兌換。但在今年春耕後，西北銀行通過各級政府和信貸社向民眾公開宣稱，持當初發下的存折可到信貸社足額兌換現幣時，三省民眾實在是得到了一個意外的驚喜。要知道，此前人民軍及各級政府恪守承諾，在根據地創建兩年來並未向民眾征收過一分錢的田賦。而在春耕後便提前向三省民眾兌現承諾，也就不存在從民眾手裡收取田賦後再來兌現的問題。這不但表明人民軍及政府信譽可靠，也顯示了人民軍政府的財力是實打實的雄厚。原本，趙振中曾打算在31年年底前成立西北銀行，但一來海外人員要在32年下半年才能回國，二來當時根據地尚未穩定，也談不上大型建設，建立起銀行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在31年年底前，西北根據地成立的隻有一些農村信貸社。而西北銀行則是在32年年底前成立的。有了海外提供的以及趙振中從東北弄來的充足的硬通貨，西北銀行提前兌現承諾根本不在話下。而對於甘、寧、青三省中一些明白其中道理的人來說，人民軍提前兌現承諾，這足以證明人民軍的實力。在心驚的同時，這些人也開始認真思考起今後與人民軍之間的關係來。其中，被軟禁的馬鴻賓等人在聽聞有關消息後心中更感無力，對將來的前途也是一片迷茫。而從武都跑到蘭州居留的吳佩孚，在聽聞人民軍前後作為後，更是感歎道：“後生可畏啊！”馬鴻賓等當初被俘的甘、寧兩省大員，除了其中有些曾肆意為惡，身負血債的被清理掉外，其他的至今仍或被關押或被軟禁。按趙振中的意思，怎麼也得再過一兩年，等西北根據地徹底穩固下來，再任這些人去留。而吳佩孚能到蘭州，卻是被胡宗南給逼的。在今年春天的時候，胡宗南所部進駐到南鄭之後，便派人送信給身在武都的吳佩孚，敦請其儘快入京。吳佩孚當初離開四川的時候曾說要轉道赴京或北上北平，現在胡宗南秉承老蔣意旨，怕他在西北這邊攪事，便催促其起程。可當時張學良已經下野，去北平實在無趣，到南京卻又要見老蔣等人臉色，無奈之下，吳佩孚乾脆帶人到了蘭州。至少，人民軍這裡並不反對其在這裡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