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藏書網學曆史係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5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al Finan 16th tury Ming a”一書。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隻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曆時7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乾方麵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比如,過去九*九*藏*書*網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汙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凓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5%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50%。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折合約銀2000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隻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裡額外加征。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曆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麵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係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製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製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明代張瀚所著的《鬆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雲雲,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征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式。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症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症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曆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采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禦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麵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製度已至山窮水儘,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曆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家有出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曆來均以為昏庸,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因為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了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向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沈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征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麵,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了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裡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症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評指正。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曆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了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麵,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乾啟示。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麵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曆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複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曆史的機緣。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彆,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30年,很少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30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了不少發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一過,作了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璿琮先生關注,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麵時,文字方麵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麵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兄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簽,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並致衷心的謝意。黃仁宇1981年1月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