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社會關係的深層存在——評長篇《抉擇》張德祥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隻關注自己身邊的那點“生活”或“私生活”，也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會走進“象牙之塔”。仍然有作家關注著普通民眾的生活，關注著廣闊時代背影上的社會現象。張平的長篇新作《抉擇》（率先刊載於《啄木鳥》1886年第2、3、4期）所展現的生活畫麵、所揭示的矛盾衝突，都包含了某種艱難的陣痛，觸及到了社會現實的真實，可謂多年來少見的一部描寫時代現實的深刻之作。一、睜眼看現實文學要不要反映現實生活，這是一個老問題了。雖然有些人早就拋棄了文學的“反映”論、“鏡子”說，但文學又畢竟不能天馬行空地“超現實”。於是有人提出要“直麵世俗”，要寫人的“俗”生活。文學也就“世俗”了許多，也“勢利”了許多。聰明的作家不是寫“風月”，就是寫“風流”，媚時媚勢的媚世之態可掬，直把漸漸“富”起來的人看得心滿意足、心猿意馬——真是天下太平，何不去“風月”“風流”呢？我們這個變革時代的“陣痛”也就被輕輕地掩飾過去了，承受“陣痛”的人們的“沉重”感也就被消解得“煙消雲散”了。於是，“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於是“放心喝茶，睡覺大吉”，不，應當是“放心喝酒，遊玩大吉”，曆史畢竟進步了許多。文學也就變成了“消閒”的把戲。但是，讀過《抉擇》之後，才知道這個社會中除了“發財”的人之外，還有很多並沒有“發財”的人，還有艱難、還有沉重，還有生死攸關的“抉擇”——不僅僅是普通工人的抉擇，也有市長的抉擇。很顯然，《抉擇》不是“閉眼”文學，而是睜眼看現實的文學。記得黃秋耘先生曾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大概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麵前閉上眼睛”。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難道還有什麼“疾苦”嗎？是的，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很難從文學中看到什麼“疾苦”，而今卻從《抉擇》中看到了“人民的疾苦”——中陽紡織集團公司普通工人的疾苦。當一個企業已經癱瘓、停工、瀕臨倒閉之時，與這個企業共命運了幾十年的職工們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寫出他們的命運不僅需要藝術勇氣，而且更需要良心——文學為什麼就不能關注他們的命運呢？我之所以看重《抉擇》在當前文學創作中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這部作品是繼《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幾近20年之後再次關注國有企業及工人命運的作品，重要的在於它第一次正麵地表現了新的現實關係！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敢正麵地觸及這種新的現實關係。曆史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變化不僅僅是人們衣著服飾及衣食住行的變化，不僅僅是行為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變化，實際上，更深層的變化是現實關係的變化，即“經濟關係”的變化。我們可以把《抉擇》與《沉重的翅膀》作一比較不難發現，一切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一切都已大異其趣了。這個企業裡的“領導者”不是當年的“改革者”嗎？但這裡的工人依然就是工人，而且變成了無工可做的工人。這裡的領導者形成了一個權利階層，國有資產通過權力變成了“資本”，他們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階層，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90年代有一個“流行詞”叫“工薪階層”，但媒體諱言與“工薪階層”相對應的那個階層是什麼階層。文學要真實地反映現實，就不能不反映現實關係的這種不動聲色而又觸目驚心的變化。理由是那樣堂而皇之，手法卻是如此“暗渡陳倉”，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這是一種曆史的存在。馬克思曾高度評價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價值，原因之一就是，馬克思認為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提供的。揭示的關於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比一切職業政治家、道德家、經濟學家所提供的東西還要多得多、深刻得多，因而馬克思稱狄更斯、薩克雷等作家為“傑出的家”，稱巴爾紮克“對現實關係具有深刻理解”，幾乎可以從巴爾紮克的作品中看到勺815年到1848年的法國曆史”。張平的《抉擇》通過市長的視線，對中陽紡織集團公司上上下下的生動描寫，可以說，揭示了這個企業是怎樣一步步走到“破產”的邊緣，揭示了現實關係在這裡發生的深刻變化。如果把《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與這部《抉擇》聯係起來看，也許破產的不僅僅是國有企業，重要的還有曾經在人們心靈中堅守的信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抉擇》無疑是一部難得的現實主義作品，是對這十多年現實變化的一種曆史描寫，或者說，描寫了曆史的一個側麵，而這個側麵，又是文學多年來諱莫如深的一個側麵。長篇《抉擇》恰恰是通過市長而不是彆人目睹了這個側麵，這是市長難以想象而又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側麵九*九*藏*書*網。如果說改革是激流，是蕩滌腐朽的激流，那麼也不能不看到這洶湧澎湃的激流中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也不能不看到這激流中的暗礁與漩渦。正是這漩渦差點把市長也卷了進去，而且已經把許多人卷了進去，把國家的財產、工人的血汗也卷了進去，卷入了欲壑難填的漩渦之中。多少年來，我們的文學總是在直麵現實的邊緣徘徊，甚至“直麵現實”被“直麵世俗”取而代之，“世俗”代替了“現實”，以“世俗”的喧囂掩蓋“現實”關係的秘密變化，掩蓋鼠竊狗盜之徒的猖獗行為。還有人大唱“寬容”的高調，要人們“寬容”什麼呢？市長李高成終於認定了一個事實：“摧毀和顛覆著改革的，把人們對改革的熱情全部變為對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這一群人！”“縱容和放過他們，都將是萬劫不複的曆史罪人！”這是親眼目睹了漩渦黑洞之後的市長李高成的清醒，正是這種清醒促使了他痛苦而堅決的抉擇。“現實”不隻是“世俗”的熙熙攘攘，更重要的是一種現實關係。不敢揭示世俗紅塵掩蓋下的這種現實關係，文學就隻能停留在現實的世俗表層上粉飾現實，就會離開現實主義。如果說，近兩年來文學創作上形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衝擊波”，那麼，應當說，張平的這部《抉擇》無疑是這個“衝擊波”中的重要之作。從《年底》、《大廠》、《窮人》、《破產》、《分享艱難》、《蒼天在上》、《人間正道》、《車間主任》到《抉擇》，可以看出這個“衝擊波”的特征首先是“睜眼看現實”，看破“世俗”掩蓋下的現實關係。二、在良心的天平上《抉擇》時，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個疑問句、反問句，觸目即是。敘事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對事態的追問。這是作家張平，也是市長李高成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這一幕幕觸目驚心之事的追問，這一點構成了這部的敘事特征之一。那麼，作家究竟要追問什麼？為什麼還沒有學得“聰明”或學會“糊塗”？在人們變得“聰明”了許多的今天，還有誰願意問“為什麼”呢？還能問出什麼青紅皂白呢？不是說在金錢麵前人人平等麼？“錢”不就是最大的“理”麼？不是說“有理沒錢莫進來”麼？不是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麼？不是說“我是流氓我怕誰”麼？這正是中陽紡織集團公司總經理郭中姚及其小集團信奉的邏輯，他們正是按照這個邏輯肆無忌憚地侵吞了國家的財產和工人的血汗，正是按照這個邏輯利用手中的職權化公為私，把自己由國家乾部、由人民的公仆變為貪汙者，變為腰纏萬貫的資產者，變為魚肉人民的惡霸。僅僅十幾年時間，為什麼會滋生出這麼一個階層？他們的邏輯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的邏輯嗎？他們究竟是“改革”者還是“改革”的蛀蟲？他們耀武揚威、花天酒地、為所欲為，難道對他們的邏輯與行為就不該問一個“為什麼”嗎？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理所當然的嗎？也許人們已經司空見貫，懶得再去問“為什麼”；也許人們學得“聰明”了，學會了那難得的“糊塗”，大徹大悟了，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何必凡事總要問個“為什麼”呢？也許人們覺得已經難以問出結果，問也白問，倒不如不問。總之，在我們的文學家的筆下，再很少看到70年代末期文學中那種執著的“為什麼”了。文學似乎一夜之間接受了“存在即合理”的說法，放棄了對現實的針砭與追問，而更願意躲進“自我”的天地“與世無爭”。從認同存在到屈從的敘事姿態，可以看出文學淡化了對現實的“熱情”與“激情”；從擁抱現實到疏離乃至逃避現實，可以看出文學漸漸失去了對現實的理性穿透能力。對現實的逃避與放棄“為什麼”的追問，構成了90年代後期文學整體上缺乏精神力量的頹廢景觀對現實的淡漠與對良知的淡漠，互為表裡，說明了文學立場的後撤，撤退到“旁觀者”的“看客”立場上，睜隻眼、閉隻眼，“醉眼中的朦朧”，有什麼過不去呢？得過且過，麻木不仁，似乎是呐喊、啟蒙、呼喚、乾預了一個世紀的文學的最後的“恍然大悟”？但是，隻要把現實狀況放到良心的天平上，有良心的人仍然無法心如止水或心如死灰，仍然無法完全平靜。就比如“抉擇”的主人公李高成市長，當他真正了解了中陽紡織集團公司的情況之後，了解了工人的處境及公司官僚階層的所作所為之後，他吃驚了，他憤怒了，他無法平靜了。他猶豫、他徘徊，他思前想後，顧慮重重，但一顆沒有泯滅的良心在促使他思考、追問，這一切是“為什麼”？這一切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嗎？一邊是國有企業的停產與破產，一邊是“寄生”在這些國有企業上的私人公司的火熱火爆；一邊是大批工人的下崗與生活艱窘，一邊是那個“階層”的暴利與暴富，“就僅僅隻因為一個姓公，一個姓私？”“既然包袱太沉，何以又會生出這麼多的更大更沉的‘寄生物’來？攤子太大，怎麼在這攤子之外又能多出這麼多新攤子？管得太死，又怎麼會亂成這樣？權力太小，如何會乾出這麼多膽大包天的事端來？……為什麼卻一個要死，一個能活？”“對這一切你又能做何解釋？你解釋得了嗎？為什麼？為什麼？到底是為什麼？”完全可以把這一切都推委給社會。推委於客觀，像郭中姚一樣，推得乾乾淨淨。但能這樣推委嗎？這樣推委能向眼巴巴望著他的幾萬工人交代嗎？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作為一市之長，因為他心裡還想著幾萬職工的生存問題，想著社會的穩定，想著自己的責任，所以他無法像郭中姚之流一樣，無法像省委副書記嚴陣那樣睜隻眼、閉隻眼，和稀泥、抹光牆，或者乾脆包庇這些鼠竊狗盜之徒，趕快讓這個國有企業破產而不了了之。他無法做到讓國家和工人蒙受巨大損失而問心無愧、無動於衷。因為他還有一顆良心，還有作為一個市長、作為一個人無法“跨越”的是非原則、善惡界限，因此，他不能同汙合流。相反，這一切激起了他的愛憎，促使他義無反顧地站在了工人利益一邊，站在了國家利益一邊，站在了正義與法律一邊。是的，對現實中發生的種種現象進行一種理性追問，是以良心為動力的。一個人要喪失了良心，也就喪失了是非原則，甚至會同流合汙。曆史在發展變化，人們除了從曆史的角度對曆史作出評價之外，也應當從道德良心上對曆史作出評判。如果承認我們處在現實之中，承認我們的現實並非通體光明，那麼，文學就不能放棄對現實的責任，就不能放棄精神燈火對現實的照耀。光明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來自於人的良知良能，來自於人的良心。把現實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美是醜、是善是惡，讓它們顯示一下自己的重量和價值，讓醜惡、邪惡、卑鄙在這個天平上無地自容。一個人，一個作家，敢不敢對現實作出一種理性追問，也是對自己良心的考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平在《抉擇》中塑造了一個市長，通過他對存在著的東西的追問，也是對自己良心的一個慰藉——麵對現實，問心無愧，他作出了自己的良心的回答和選擇。堅守自己的良心，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在一個處處都有著利誘的現實環境中。事實上，《抉擇》中的那個階層，不是一個個都把良心拍賣了嗎？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們的現實中，竟存在著一種不以此為恥，反以此為榮的觀念。堅守良心的人常常被視做“傻瓜”，相反敢於賣身賣心而不擇手段地掘取金錢的人常常趾高氣揚，正如郭中姚之流一樣寡廉鮮恥反而如魚得水。這種沒有良心的人恰恰是瓦解國家資產的、損人利己的一先鋒”，是敗壞社會風氣的“英雄”，正所謂“我是流氓我怕誰”的邪氣囂張。作家終於讓這夥人落入法網，也正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天理不容也。如果把這些貪汙腐化分子們放在金錢的天平上，他們一個個腦滿腸肥，財大氣粗，可謂“大款”、“大腕”，重得不行。多少年來，人們習慣於用金錢的天平來衡量人的價值，但為什麼就不能把他們放在良心的天平上稱一稱？他們是誰？他們從哪裡來？還有一點人味嗎？難道文學不應當守護人類的良心，不應當揭破這些鼠竊狗盜之徒的罪惡，而應當為這些“蛀蟲”臉上貼金麼？把他們描寫成“誰發財誰英雄”的“時代英雄”麼？很顯然，他們是這個時代的罪人，或者像市長李高成說的那樣，他們是人民的“敵人”。而真正的英雄恰恰是與他們進行鬥爭的人——李高成及圍繞在他身邊的工人們。無疑地，如果說近兩年文壇出現了一個“現實主義衝擊波”，那麼，《抉擇》的出現，便是這個“衝擊波”中的重要之作。其意義在於正麵地揭示了正在發生變化的社會關係；在於把社會現實放在良心的天平上進行價值追問。這兩點構成了這部作品的現實主義性質。雖然這部作品在敘事上、在人物塑造上還嫌不足，在藝術的打磨上還有很多欠缺，但這些遺憾都不足以掩蓋作品本身散發出來的直麵現實的藝術勇氣及理性精神的透視，這一點在當前的文學中恰恰是最難能可貴的，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