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臣一現在讀張平的《抉擇》（原載《啄木鳥》1997年第2、3、4期）如同過去讀他的《天網》、《孤兒淚》一樣，那感覺似乎隻有“振聾發聵”一詞來形容才是準確的。從始至終，我們的心潮都被作品的思想衝擊力激蕩著，震撼著。讀張平，這感覺大約是不會錯的。我猛然想起老作家孫犁《論風格》一文中的一席話：“風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家的前進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實的、戰鬥的、積極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長在深山大澤的樹木一樣，風格必然是奇偉的。否則，即使作家精心修飾，他的作品也不過是像在暖室裡陳設的盆景一樣。在暴風雨裡長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簷上長大的隻是家雀。它們的聲音是完全不同的。”這段話寫得好，因此，不會忘。我的體會：第一，多年來這麼講“風格”的不多了。強調作家個人教養熏陶、性格特征、藝術師承、愛好趣味，掌握藝術語言和藝術技巧習慣等都是必要的，但脫離開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思想感情、生活經驗。取材範圍等一些重要方麵去談“風格”，我以為總有些失重，因為風格的要領在於作家的人格和心靈，而人格的流露和心靈的投影是技巧或手法斷然造作不出來的，所以，風格的核心實質，第一位的還是與作品的思想內容分不開的，也就是孫犁談到的莊稼離不開“土壤”、“雨露”。第二，我們固然要反對“題材決定論”，但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個極端——“題材無差彆論”。題材當然來自生活，而且可以說“處處有生活”，然而，生活與生活卻大不同，有的輝煌壯麗，有的靡瑣灰色，有的深邃，有的表層。這就是孫犁談到的“深山大澤的樹木”與“暖室陳設的盆景”之區彆；就是“海燕”與“家雀”之區彆。這裡我們無意貶低“盆景”與“家雀”，因為文藝要多樣化才能構成千姿百態。姹紫嫣紅的全局意義上的繁榮。所以，“盆景”的精美與“家雀”的靈動也是人們審美需要的，我們不僅要它們存在，而且還要扶植他們，但他們畢竟不能取代“深山大澤的樹木”和“大海上翱翔的海燕”，因為後者更能反映我們偉大的時代精神，更能代表我們奮發的民族形象，更能揭示我們巨變社會的本質真實。總之，更能表現我們國家騰飛的主旋律。成功地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其教育與認識意義，甚或是審美功能比成功地描寫輕小事物的作品，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這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它不隨人們的主觀意誌而改變，因為社會向前發展的總是由舊世界的變革和新世界的創造這一偉大過程而實現的。這一過程中，現實世界永遠是在新事物的生長和舊事物的滅亡的交替消長中發展的，也隻有在這發展過程中才能見出何者有前途，何者無出路，何者向光明，何者麵黑暗，何者趨於發揚，何者轉於衰亡。那麼，我們的作家就應該由此去區彆和權衡題材的輕重，並且選擇這變革與創造的過程中占重要地位的事物為文學的題材。同樣，我這裡也無意宣揚“唯重大題材論”，因為作家的生活情感經曆和生命體驗經曆以及教養熏陶、審美取向的不同，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選擇並駕馭得了重大題材。然而，文學反映現實終究不是被動的，當文學創作愈發走向“私人化”和“纖小”與“孱弱”，愈發缺乏社會內蘊的“宏大”、“深邃”與“陽剛”的今天，我們倡導並呼喚“主旋律”的突出與雄壯，怕並非多餘。其實，我國古代文論中早已有過“千古相傳”與“當日即朽”之說。如果我們不能給後代留存下反映我們當今偉大變革時代的千古留傳的作品，豈不辱沒了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使命與責任？豈不愧對了這段輝煌曆史的創造者？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張平是極富個性的作家，他總是真正地深入到改革生活的最深處去，深入到生活的本質中去，從中獲得激情和靈感，獲得素材和養料，在他的主體意識中，他是以“大我”作為支點。因此，他總是將選取最富有社會意義的題材、最尖銳最本質的現實社會重大矛盾衝突作為創作個性一個重要特征和一項重要內容。無論是《天網》、《孤兒淚》，還是這部《抉擇》，都是當今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都是事關祖國命運與前途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他從不留連於個人生活小圈子，因此，他也從不會感到題材的匾乏。他的選材標準，總是以文學的社會價值來決定的，總是以這一題材能否表現與揭示社會本質真實來決定的，總是以這一題材能否喚起人們的同感來決定的。比如，《抉擇》選取了現實生活的腐敗與反腐敗激烈鬥爭的題材，重大，尖銳；選取了現實生活中大中型企業艱難的題材，重大，尖銳。不僅如此，它最終還將前後二者聯接，前者是造成後者的緣由作為全書的題材，就更加重大，尖銳！張平的作品每每由於重大，尖銳而免不了引起爭議，然而，同時，它真實，準確，以獨具的振聾發聵的思想衝擊力，又每每總能引起社會強烈的共鳴，為廣大讀者由衷地認同與關愛。在我所能讀過的張平的作品中，我以為，他從不以一種偶然現象當作他寫作的題材，他深知那些偶然現象在社會發展的軌道上，隻是無足輕重的附生物，並不包含有重大的社會現實意義。九九藏書網這就是張平對於題材選擇的尺度，而這種選擇完全出於他的作為一個作家的神聖責任感與社會意義的文學價值觀。當然，問題僅論及到此，仍然是片麵的，因為再重大的題材，如果不能創造出它的生命來，也會變得一文不值。一方麵，文學是社會生活的經過創造過程的反映；另一方麵，社會要受以文學的創造性的影響而被塑造，也就是說，社會向文學提供素材，而文學向社會提供規範。把素材轉化為規範是作家的創造性活動。其中包括有：題材的一切內容上的意義。如果沒有成為作家本人的主觀要求的東西，如果沒有經過作家本人的情感的浸泡與血肉的培養，那就決不能結成藝術創造的果實。比如《抉擇》中所反映的腐敗與反腐敗的尖銳鬥爭和腐敗所造成的大型企業瀕臨破產的兩大現實問題，不僅走進了張平的感受世界，而且經過他的思考和理解，使曆史真理與人民意願變成作家他自己的血肉要求，於是作品裡所反映的現實問題才能爆發出巨大的思想衝擊力，才能散發出藝術的熱力與光芒。張平做到了魯迅所要求的那樣：選材要嚴，開掘要深。這也就是說，作品的成功，從題材角度說，關鍵在於作者如何處理題材，即首先是正確地深刻地研究題材、認識題材。而張平之所以在這方麵能夠做到正確與深刻，是因為他在處理題材時篤信一個檢驗是非的標準：“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這就是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張平對《抉擇》題材開掘的深度，構成作品的思想內蘊的基礎，也構成了作品的形象創造的基礎。這是我們下麵著重論及的。二《抉擇》的成功，關鍵在於人物塑造的成功，特彆是中心人物——市長李高成性格的塑造成功。因為文學再現生活是以人物為中心的，隻有成功地描寫了人物的性格與命運，才能廣闊地展示生活的圖畫，才能深刻地揭示社會生活的真實本質。中的人物總是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人物和作家主觀想象的結合；即使是按真人真事描繪的人物，‘而不是綜合拚湊而塑造的人物，我以為最要緊的是對人物真正的熟悉，要熟悉到像自己最親密的朋友，甚至簡直就是作家自己一樣。否則，張平怎麼能對李高成具有那樣特殊的敏感——他能窺見到李高成這個人物的靈魂深處，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內心、情緒、苦樂、欲望，他的夢！總之，隻有忠實於自己靈魂的作家，才能賦予他筆下人物以靈魂。李高成這一全書的中心人物所具有的高度典型意義，正是作家張平深刻的思想功力的體現。共產黨人的官做得如何，事關黨的執政水平——共產黨的形象，無產階級的形象。李高成是個共產黨的清官，他麵對自己幾十年的乾部生涯，從來都問心無愧。作者隻是順便交代了一下李高成的閱曆和他的政績。作為長篇，或許還缺乏更有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的細節與情節，但作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工作永遠爭一流，心中總有老百姓，為老百姓乾實事，拒腐蝕永不沾的共產黨人形象，還是十分感人的，並且具有很高的典型性。李高成從基層走來。他是新中國第一批紡織學校畢業的中專生，分配到大型紡織企業，乾了近10年的技術員，又任車間副主任、車間主任、總工程師和副廠長等職8年，接著又到大型廠中陽紡織廠任廠黨委書記兼生產廠長職務，成為當時省裡最年輕的正廳級乾部，他在廠時，中紡曾經輝煌了很長一段時間，乾部團結、隊伍整齊、患難與共、心心相印。李高成帶頭廉潔自律，在全省大中型企業中率先製定了領導成員上下班不坐車的規定。他每天騎自行車往返40裡路，上下班風雨無誤。中午同工人一塊吃食堂，晚上下班回到家總要超過10點。廠裡的工人，包括其它工廠的工人們，對此無不受感動。後來他當了副市長、市長，在這將近10年的時間裡，李高成為這個省會城市幾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他從來都沒有退縮過，更沒有被嚇倒過。在分管工業的那幾年裡，他大刀闊斧，旗幟鮮明地引進外資，深化改革，使20多個猶豫不決、裹足不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輕裝上陣、大膽開拓，從而在社會上引起了劇烈的震撼和強烈反響。在李高成手裡有過許多令人難忘的大舉措、大建設：市內二環和三環路的興建；市中心大街的拓寬；六座市內立交橋的動工；50公裡過境高速公路的建設——他的組織才華與指揮魄力以及他無私無畏、坦蕩胸懷是有口皆碑的，他在老百姓中間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當他病倒時，才能有幾千人聚集在醫院的大門口守望。我們的人民從來不會忘記為他們做過好事的人！這一切穿插在書中的交代與敘寫，對李高成這一中心人物來說，並非他的故事重心，然而卻是他出現在反腐敗鬥爭的背景，是他在這場鬥爭中做出最後抉擇的出發點，也是他性格發展的依據。因此，雖非重心，但對塑造李高成這一形象的完整性來說，卻又是斷然不可少的，因為沒有這一切鋪墊，李高成的最後抉擇以及反腐敗鬥爭的勝利都缺乏了說服力。李高成在反腐敗這一場從未經曆過的重大鬥爭中，他要戰勝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吳愛珍、妻子的後台，也就是提拔自己為市長的省委常務副書記的嚴陣和中紡的領導班子的集體腐敗。與此同時，他還要在自己心靈中爆發一場革命，最終也是最關鍵的是他做出抉擇，戰勝自我。雖然，在李高成的身上，寄托著作家的感情與觀念，願望和理想，然而，作家在塑造這一人物時，並沒有從理念出發，而是一切從生活實際出發，按生活邏輯本質真實地揭示了李高成思想性格中的矛盾。作品真實地描寫了李高成對妻子對孩子對家庭的溫馨的情感；描寫了他對嚴陣的言聽計從，他總以為是嚴陣提拔了他，他不能恩將仇報；描寫了他對楊成的揣測與戒備；描寫了他對如果失去自己的威信、地位、自尊後的空虛感；描寫了他對自己去留問題的思慮，甚至也描寫了他官愈當愈大，每天耗費在形式主義的各種會務的時間也愈長，從而距離人民也愈遠，其結果是自己的敏銳性與警惕性薄弱了，以致當他終於明白了嚴陣原來是要將中紡作為榨取對象，才將他提升到市裡這個陰謀的時候，當他終於明白了妻子等人借他之名，乾了那麼多貪臟枉法的勾當的時候，他驚駭了！特彆是妻子收下30萬元紅利錢，是他們預謀好的，讓他李高成停止調查中紡行動的交易錢。圍繞著這筆巨款，作者重點描寫了李高成的內心矛盾衝突，他的靈魂經受住了十天的煎熬。作者在大量的獨白中，主要通過對比手法完成了李高成經受的這一場靈魂革命。社會上，一方麵是極度的奢靡享受，極度的暴利盤剝，在“青蘋果娛樂城”半個夜晚就可以消費兩萬元，李高成的計算：“在農村可以買到十畝地整整二年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娶一房媳婦，可以買到十頭牛，可以讓一百個失學兒童再重新走進課堂，在中紡可以讓二百個工人領到一個月的生活費！”他選拔的乾部——中紡領導都住在超豪華的小樓，過著“美舒雅”的生活。這一幅幅圖景使李高成驚駭、憤怒；而另一方麵，是發不了工資的工人，有那麼多在中紡乾了一輩子的老工人、老乾部，他們至今連彩電冰箱都買不起，至今仍然住在50年代的小平房裡，還有好多工人病了連藥都買不起，他們的孩子連學也上不起。他們的日子實在難熬啊！這一幅幅圖景使李高成感到無比慚愧！他一晚上一晚上地睡不著覺，他的心就像刀絞一樣的痛苦。作為市長，即便是沒貪過國家一分一厘，他也覺得自己有罪，早就應當辭職！一方麵是腐敗的集體，像蛀蟲一樣貪得無厭地要把祖國母體蛀空，為了不敗露可以耍儘一切陰謀詭計，這使李高成摒棄了一切幻想，而另一方麵，幾乎一無所有的老工人們卻能在艱難中義無反顧的維護中紡，維護他們過去的好廠長現在的好市長，也就是在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正義！這使李高成獲得了力量，堅定了自己做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好乾部，做一個清白、真誠的大寫的人的信念。書中通過許多這樣鮮明有力的對比，最後終於完成了李高成的抉擇的過程。抉擇什麼？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寫的：“為了老百姓，寧可犧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放棄自己的立場與信仰。這一抉擇可能要犧牲自己，這同戰爭年代的堵槍眼並沒有兩樣。”我以為這正是每一個共產黨人在現在和未來的反腐敗鬥爭中必須回答的考卷，即共產黨人的立場與信仰的抉擇！人——社會關係的總和。李高成形象的塑造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通過在包括經濟做為社會生活杠杆作用下的乾部與群眾等方方麵麵的生存狀態中，他與吳愛珍、嚴陣，與郭中姚等集體腐敗分子的關係；與楊成、萬永年等省市領導，與夏玉蓮、範秀枝、王英烈等普通工人的關係，完成塑造的。透過這“關係”恰恰使我們看到一幅當代社會生活的世態圖，看到一張當代社會心理的造影，並引發我們和作者一起進行深層麵的思考。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與透徹的。比如，當前黨內出現腐敗的特點。作者寫道：“金錢加上權力，金錢便可以幾倍幾十倍地翻番；幾倍幾十倍地膨脹，而且完全不必擔什麼風險，即使有了風險也可以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頂多也是個不了了之。”作者解剖黨內腐敗分子為自己留條後路的靈魂，寫道：“假如有朝一日出了大的變故，甚至於就像前蘇聯和東歐那樣，當政的領導乾部的權力、地位、名譽、身份一下子全都沒了！一切的一切就都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但如果在那時你身後還藏著一大把錢，還有著一個雄健的實體，還有著一批不斷地給你帶來滾滾財源的工廠和企業，那你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需要權的時候我有權，需要錢的時候我有錢！這才叫真正的不倒翁，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才是正兒八經的高瞻遠矚！”這就是嚴陣、吳愛珍和中紡的領導之流，掌握與壟斷中紡，並將國家每年給予中紡的大筆貸款做了他們及其子女開辦各種私人項目的資本，他們大發橫財，中飽私囊，橫貪暴斂而不顧工廠倒閉，不顧千萬工人的死活，作者將他們的罪惡目的為我們作了入骨三分的剖析。正是通過作者犀利的解剖，我們會進一步深入地領會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道理，這就是說，腐敗可以使我們事業取得的一切成就毀於一旦，可以改換我們國家的旗幟，改變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可以改寫我們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強調說：“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的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支持和信任。”“要把反腐敗鬥爭同純潔黨的組織結合起來，在黨內決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這是人民的意誌，人民的呼聲。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與長期性，因為腐敗分子就在我們身邊，他們本身都是領導，他們甚至占據著反腐敗的位置，打著改革的旗號，以黨的身份說話，以此來掩蓋他們的醜行與罪惡。書中描寫前途看好的嚴陣這位省委常務副書記是如何高唱著“穩定高於一切”的改革調子去阻撓對中紡的調查的情節，給我們上了一堂十分生動形象的課。江澤民總書記深刻地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警鐘長鳴。既要樹立持久作戰的思想，又要一個一個地打好階段性戰役。”“各級黨委務必做到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工作鍥而不舍。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製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通過深化改革，逐步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澤民總書記指明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根本途徑和根本保證。此外，還要特彆提出的是，李高成這位共產黨人的形象畢竟代表著我們黨的大多數，沒有千千萬萬個李高成，我們的黨如何能承擔得起使祖國不斷走向繁榮富強的曆史重任呢？如何能領導全國億萬人民創造出經濟騰飛的世界奇跡呢？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正是有了千千萬萬個李高成，我們的黨在曆史上總是通過自己的力量克眼了各種挫折與困難，糾正了各種錯誤與偏失，總結了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與教訓，使我們黨走向成熟走向正確走向偉大。同樣，今天我們也充滿信心，清除腐敗這個毒瘤，保證黨的肌體的健康活力。江澤民總書記說的好：“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保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絕不能自己毀掉自己。”應當說，這是個已被曆史證實過與正被現實證實著的道理。然而，由於多年來的思想混亂，我們常有倒洗澡水連同小寶寶一起倒掉的偏激錯誤的思想方法。比如，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否定虛假英雄，連同真英雄一起否定掉，似乎這個時代根本就不產生不存在英雄；我們否定虛假崇高，連同真崇高一起否定掉，似乎這個時代根本就不產生存在崇高。同理，在這種片麵認識論者的眼中，似乎我們黨隻產生嚴陣，而不產生李高成。這種走向極端的片麵性使其根本無法獲得事物的本質的真實。《抉擇》告訴人們，我們黨內滋生了嚴陣、吳愛珍一些敗類，但我們更多地培養了楊成、李高成這樣真正的共產黨員，沒有這支隊伍，我們的黨不可能戰勝一切敵人，包括來自黨內的腐敗蛻化分子。隻有看到這兩個方麵，才可能接近事物的本質，才是辯證力量之所在，也是當今塑造李高成形象典型內涵中重大的現實意義之所在！對此，我們要感謝作者的創造性勞動。三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如果作者在文體意識上不能把握住一些起碼的審美要素，是不可能抓住讀者的。四十餘萬字的《抉擇》卻能讓人一口氣讀下去，正是得力於張平的編織故事的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一）作者很會設置“糾葛”。這本書能讓讀者有興趣急切地讀完它，是因為它裡麵布下許多“糾葛”。是這些“糾葛”組成通篇的網狀的生活長卷。每一個“糾葛”都是一件事與另一件事，一堆事與另一堆事的矛盾，都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與另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矛盾。這些矛盾分布得越多越廣，解決得越久越難，在讀者的心靈上激起一怎樣解決”矛盾的情緒也就越強烈。當然，蘊含於矛盾之中的內涵應該有意義。這樣，當作者每解決一個糾葛，才能令讀者獲得對社會對人生的某些感悟。如果這種感悟是多層麵的，那麼，讀者自然就會感到長篇獨特的審美情趣，而這是區彆於中、短篇的。《抉擇》網結了許多矛盾，構成了書中全部生活的流程。開始，工人要“鬨事”，控告廠領導腐敗，誰是誰非；李高成開始覺得工人有理，但覺得乾部也情有可原，聽誰的；李高成的妻子為什麼要阻止他開始調查中紡，而他的領導嚴陣為什麼也乾預他；楊成的提醒究竟是何用意；“特高特”突然甩來30萬元，與他即將開始的中紡調查有何聯係；甚至省委的態度究竟如何都構成了全書的“糾葛”。這些“糾葛”的解決，都是讀者渴望得到答案的，這部長篇的審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獲得的，並且通過作家對這些矛盾的深刻認識與理解、有力的把握與處理，讀者正是隨著這一個個矛盾的解決，從中獲得對以上我們分析過的作品社會內涵與人生內涵的參悟。（二）依靠情節的力量。過去我們對情節的理解較多地強調了是人物性格的曆史，而常常忽略了它本身就有推動故事發展的需要。張平顯然深知其理。他正是通過情節的曲折性，幫助了刻劃主要人物李高成性格的複雜性，揭示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的。《抉擇》的情節發展可謂一波三折。而對工人“鬨事”，李高成要調查，妻子警告，嚴陣把電話打到黨委常委會上，也是警告。李高成終於下決心派出調查組，妻子卻為他收下30萬元的紅利，他仍執意要調查，就又有嚴陣的電話警告，和他妻子收下30萬元紅利時做了手腳的錄音帶，造成他接受賄賂的假象，又有結果沒有問題的假調查報告，而且處理中紡的權力仍掌握在嚴陣手裡，待到李高成仍沒有退縮之意時，中紡突然宣布要“破產”，直至省委終於采取斷然措施一舉收審了腐敗分子，全書的情節波瀾方才靠“突轉”的手法最後完成（這裡要指出的是，作者在高潮後又跌宕一筆，成了人民保衛李高成之舉，用來檢驗省委的反腐敗是真是假，似乎有些畫蛇添足之感）。在全書的過程中，我們感到情節是波連波，浪趕浪，然而卻是看前波不知後波，知曉了前浪卻不知曉後浪，這種神秘感就使故事本身富有了生動性和豐富性，使得讀者的心緒富有波瀾。《抉擇》如果沒有這些情節骨架的支撐，所有的生活場麵以及所有世態與心態的描寫也就失去了依附，難以構成現在比較完整的宏篇。（三）懸念的運用。“懸念”是建立在對文學接受者的心理特征把握上的，也是敘事文學的一種藝術經驗。張平在《抉擇》中運用了“懸念”的技巧，隻不過這種運用不像古代那樣，可以脫離開規定情景和人物行動而純屬“賣關子”的形式主義作法，而是將它融彙於人物命運和事態發展中。比如，中紡領導班子是李高成精心安排的，怎麼會這樣快就集體腐敗了呢？他們怎麼會如此大膽？上麵還有什麼人是他們的後台？李高成調查中紡的工作步驟，為什麼嚴陣了如指掌，總在他行動之前就已經有了製約他的措施？他的妻子吳愛珍在其中充當什麼角色？這一係列問題都是在情節發展中，也就是在李高成的際遇命運與性格發展出現的懸念中。這些懸念是作者在敘述中運用的戲劇法的懸念技巧，這些技巧在讀者心理製造了疑團、期待的效果，也是作者編織故事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在我們進行了以上三個方麵論述之後，我以為還不要忘記了張平逐漸形成自己風格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作者主觀的介入。如果從審美風範上說，分倚重客觀與倚重主觀兩大類的話，那麼，張平屬於後者。他的中，作者主觀介入的程度是少見的。主要表現在他的主人公從始至終的內心獨白，這種內心獨白，一是在理性觀照下進行的，它直抒作者胸臆，擴大了思維空間，突出了作品的題旨；二是許多段落的內心獨白，簡直就是主人公的靈魂拷問，不僅增強了主題的深度，增強了對生活的穿透力，而且也增強了這一形象對讀者心靈的藝術震撼力。但也要指出的是作者在發揮這一長處時，亦有“過度”之處，這就帶來較多的內容重複，顯出冗贅之弊。這些都會破壞藝術的表現力。我以為，這值得作者再細細運思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