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利眼主義最大的特征是不講是非，而隻以勢利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訴我一件故事，該故事發生在他的故鄉浙江，他有一個親戚，在抗戰期間，製造淪陷區通行的偽鈔，用以在淪陷區采購槍彈醫藥打遊擊。該親戚不幸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槍決犧牲。當他的死訊傳到他村莊的時候，正人君子聽啦，無不搖頭歎息曰：“這個孩子，什麼都好，就是不肯正乾，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場。”嗚呼，這就是中國人對一個抗敵英雄的內心評價，曰“不肯正乾”，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滿了憐惜，卻並沒有絲毫敬意。這正是一種冷漠，一種殘忍。在醬缸文化中，隻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獵取富貴功名的行為，全是“不肯正乾”，全是“不走正路”。於是乎人間靈性，消失罄儘，是非標準，顛之倒之，人與獸的區彆，微乎其微。惟一直貫天日的，隻剩下勢利眼。先生曾介紹過《唐聖人顯聖記》，現在再介紹一遍，以加強讀者老爺的印象，該書作者用的是一個筆名“伏魔使者”，他閣下對戊戌政變六君子殉難的悲劇，有極使人心魄動搖的評論，曰：“隻聽一排槍炮聲，六名犯官的頭，早已個個落下。可憐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請注意：“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在勢利眼看來，啥都可以，賣國可以，禍國可以，當奴才當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六君子惟一的錯處是沒有得到富貴功名，沒有走“正路”。寫到這裡，忍不住又要歎曰：“血淚流儘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滿襟。”嗟夫，每個中國人都努力走富貴功名的“正路”，中國社會將成一個什麼樣子？用不著到關帝廟抽簽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為止，仍有成群結隊的人在提倡富貴功名的“正路”，你說急死人不急死人。留華學生狄仁華先生曾指責中國人富於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隻看到了事情的表麵，而沒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絕對看不到人情味，而隻看到勢利眼──冷漠、殘忍、忌猜、幸災樂禍，天天盼望彆人垮，為了富貴功名而人性泯滅，而如醉如癡，而如癲如狂。任何一個社會和任何一個人，多少都有點崇拜權勢，但似乎從沒有一個社會和從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對權勢這麼癲狂，和這麼融入骨髓。任何一個社會和任何一個人，也多少都有點自私，但同樣地也從沒有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麼自私到牢不可破。這話聽起來有點憤世嫉俗，說出來也覺得危機四伏，可能惹起愛國裁判大怒，亂吹哨子。不過理是應該說的，不是應該怒的。有一種現象大家無不樂於承認，那就是，中國同時也是一個很聰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國留學生，無論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學業成績，差不多都比該本國學生拔尖。辜鴻銘先生在英國學海軍，他的分數遠超過日本留學生伊藤博文先生；蔣百裡先生在日本學陸軍，學科兼術科，都是該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時候比現在還要小氣鬼，忍受不了外國學生的優越成績，才把他閣下擠下來。這些是遠例，近例最驚天動地的，莫過於圍棋大王吳清源先生和圍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橫衝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壇的優美環境所致，但更是中國人的先天智能所致。如果一定說中國人的聰明遠超過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點，中國人的聰明絕不亞於洋大人。──中國同胞沾沾自喜，當然沒啥爭議，就是洋大人，甚至三Ｋ黨，都不能說中國人聰明差勁，大不了說中國人群體差勁。洋朋友往往把中國人叫做東方的猶太人，當然是輕蔑，但同時也是一種敬意和畏懼。猶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過一毛不拔罷啦，而其他方麵的貢獻，若宗教，若科學，若藝術，無不震古爍今。試看世界上經濟大權，不是握在猶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開山老祖耶穌先生，不就是猶太人乎，現代科學巨星愛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猶太人乎。中國人是聰明的，但這聰明卻有一個嚴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須“一對一”，在個彆的較量中，一個中國人對一個洋大人，中國人是聰明的，好比說吳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單槍獨馬，就殺得七進七出。可是一旦進入群體的較量，兩個中國人對兩個洋大人，或兩個以上的中國人對兩個以上的洋大人，中國人就吃不住兼頂不過。孫中山先生曾感歎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嗚呼，用中國的一個沙粒跟洋大人的一個沙粒較量，中國的沙粒不弱於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國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較量，水泥可是堅硬如鐵。一盤散沙的意義是不合作，我們說不合作，不是說中國人連合作的好處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個徹底。醬缸蛆先生忽然發了罡氣，他能寫上一本書，引經據典，大批出售古聖古賢以及今聖今賢關於合作的教訓。先生如果也發了罡氣，我同樣也能引經據典寫上一本書──不但寫上一本書，簡直能寫上一火車書。但問題是，不管經典上合作的教訓如何茂盛，那些教訓隻止於印到書上，行為上卻不是那麼回事。中國文化另一個使人傷心欲絕的現象是：“《春秋》責備賢者”。發揚這種學說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閣下對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對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全部《論語》，堆滿了格言。他向當權派提供了統禦之術，並向大家夥保證，如果用他那一套統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鐵打的啦。這一套當時頗不吃香，但經過董仲舒先生奮勇地推薦，西漢王朝皇帝劉徹先生采用之後，果然發生強大威力。不過他閣下理論中最糟的是“責備賢者”，他閣下為啥產生了這種畸形觀念，我們不知道，可能是勉勵“賢者”更上一層樓吧。君不見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腸寸斷，可是老頭卻氣壯山河曰：“你是我的兒子，我才打你呀，彆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還不打哩。”無他，俗不雲乎：“打是親，罵是恩，不打不罵是仇人。”你是賢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證兼誅心之論；你如果不是賢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濫，請我責備你，我都不屑責備你。責備賢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確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結果也難逃“天下沒有一個是好人”的厄運。勉勵“賢者”更上一層樓當然是善意的，但在實踐上，自由心證兼誅心之論一齊爆發，一定產生“責人無已時”的絕症。這絕症就是挑剔沒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誰誰就得四肢冰冷，隆重地抬到太平間。蓋人性是較弱的，都有犯錯的時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亂想把不穩舵的局麵，柳下惠先生也會想彆的女人，孟軻先生也會為目的不擇手段。對惡棍連咳嗽一聲都不敢（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說“不敢”，隻好說“不屑”），對“賢者”卻挑剔個沒完。人是一種會犯錯的動物，也是一種會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動物，努力挑剔的結果，每一個人都成了虎豹豺狼。於是乎，存心壞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沒有人責備他，不但沒有人責備他，遇到“德之賊也”，還原諒他，猛勸責備他的人適可而止哩。而力爭上遊的朋友，反而永遠受不完的抨擊。這種“責人無已時”的毒牙，隻有一個後果：逼得人們感覺到，做好人要比當惡棍困難得多。中國社會是一個恍惚萬狀的社會，有時候恍惚得連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則故事，隻簡單幾句，恭抄於後：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世說新語》上也有一則故事，也隻簡單幾句，也恭抄於後：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這些話使人聽啦，比沒有聽還糊塗，說了半天，到底說的是啥？懂的朋友請舉手，我就輸他一塊錢。可是司馬師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書上稱為“景獻羊皇後”、“弘訓太後”）卻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過不管怎麼吧，老太婆對女兒指示的結果，並沒指示出一條應走的路。我想這種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狀態，似乎仍與“責備賢者”有關。老人家教訓子女，當然不好意思鼓勵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著天良鼓勵他力爭上遊，蓋中國傳統文化是專門用“責備賢者”的毒牙咬力爭上遊的。你再賢都沒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窩裡，大喜過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個疤呀。”結果你不但賢不起來，反而弄得一身臭。“責備賢者”與“嫉妒”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在雞蛋裡找骨頭，但形式上卻不相同，“責備賢者”因有美麗的外套，所以就更惡毒、更害人。嗚呼，我們給“賢者”的愛太少，而隻一味地責備，責備，責備，責備，責備。孫觀漢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話，那就是：“中國社會上，讚揚的話總是等人死了才說。”蓋在中國社會，對活人的讚揚幾乎絕跡。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過於責備人，挑彆人的眼，隻要一開口，就好像從懸崖上栽下來的飛車，停也停不了，停也停不住。閣下看過《所羅門的寶藏》乎，兩位財迷被土人捉住，綁到廣場，表演砍頭。甲先生知道再過一個小時，就要日蝕，乃嚇唬酋長老爺，說他法力無邊，可以把太陽吃到肚子裡，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遠沒有了太陽。酋長老爺半信半疑，甲先生說，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們瞧瞧。酋長老爺下令暫緩執行，看他能耐如何，於是他就念起咒來。嗚呼，他會念啥咒？隻不過他閣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醜話連續罵三天三夜都不重複一個字。於是，你瞧他口沒遮攔吧，陰陽頓挫了一個小時，天昏地暗，太陽果然被他吃到肚子裡，不但救了老命，還撈了不少寶貝。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專門培養這種水手本領，責備起人來，如果不用膠布趕緊貼住他的嘴，他的醜話就永遠沒有句點。再加上搖頭擺尾，擠眉弄眼，就更勇不可當。可是你要請他老人家讚揚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準張口結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誰值得他讚揚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讚揚，他也想不出用啥話去讚揚。一切絕症都淵源於中國文化中的愛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過“忠”、“恕”而已，獨缺少愛———當然啦，抬起杠來，不但其中有愛，而且愛還多得受不了。不過，“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濃些，愛的成分似乎淡如雲煙。有些人似乎害著翹尾巴瘋，一談到美國，尾巴就翹起來曰：“美國的文化太淺！”（也有說“沒有根基”的，也有說“沒有深度”的，反正他們那玩意沒啥。）美國文化是不是淺，是另一個問題，即令他淺啦，我們才更不好意思。好像書香世家的破落戶，披著麻片，蹲在破廟裡，仰仗著彆人殘茶剩飯過日子，卻號曰：“俺祖父大人當過宰相，他祖父大人不過是一個掏陰溝的。”不但不滿麵羞愧，想想自己為啥窮，反而洋洋得意對方出身不高。嗚呼，真是奇事處處有，隻有中國多，這句話應該是彆人挖苦我們，而且誰要是這麼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現在自己卻往外猛冒，實在是虛驕過度，一時轉不過彎。虛驕隻是暈暈乎乎的自滿──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著被子胡思亂想。孔丘先生當年費了好大的勁，才發明了“古”的種種，然後托古改製。現代中國同胞不費吹灰之力，就有個美利堅合眾國擺在眼前，可以看得見，可以摸得著，還可以鑽到裡頭研究研究，體驗體驗，為啥還用虛驕之氣，把這個活榜樣拒之於千裡之外？我們並不是說美國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國真好得像一朵花，他們就用不著三作牌和監獄啦。但有一點卻是絕對可以提供我們學習的，那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有一種很厲害的武器，以堵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硫磺坑出來）留學生的嘴，那隻是一句話，曰：“你認為美國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覺得美國的生活方式怎麼樣？”大體上說，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最廣最強的公道。虛驕之氣最大的壞處是自己給自己打堵牆，把自己孤立在水桶裡，喝得尊肚跟先生尊肚一樣的奇脹，於是就再也灌不進彆的東西，頂多灌一些洋槍洋炮鐵甲船。至於更厲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藝術、禮義、做人的道理，和處世的精神，不要說再也灌不下去，簡直望一眼都會皮膚敏感。我們也並不一定要效法美國，效法效法德國，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複興之快，真是可怕。中國同胞研究他們所以這麼快爬起來，發現了很多原因，若馬歇爾第四點計劃焉，若韓戰焉，若他們的工業基礎焉，聽起來有這麼一個印象，好像他們複興都是靠的運氣。嗚呼，大家似乎忘了一點，戰敗後的德國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國家，可是他們的國民卻一直是一等國民，擁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潛力。好像一個三頭六臂的好漢，冬的一聲被打暈在地，等悠悠蘇醒，爬起來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條好漢。而我們這個三期肺病的中國，一時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風一吹，當場就連打三個偉大的噴嚏，流出偉大的鼻涕，有人勸我們吃阿司匹林，我們就說他思想偏激、動搖國本，結果一個倒栽蔥，兩個人都架不起。提起來效法彆人，臉上有點掛不住，大丈夫固應該頂天立地，轟轟烈烈，讓彆的小子又羨又妒。問題是，這種場麵，在漢唐之時，確實是有的，可是時背運停，洋大人紛紛崛起，打也打不過，罵也罵不贏，隻好往事如煙。現在惟一的辦法隻有學學他們那一套，而且也隻有這一條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虛驕之氣，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樣，一股勁直往炕沿伸既醜又臭的小腳，以表示過去纏得好、纏得妙，則隻有走另外一條路，該路是一條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穀。虛驕之氣使我們產生一種錯覺，認為我們絕不會亡，理由是漢民族最富於同化力，證據是我們已亡過兩次啦，一次亡給蒙古，一次亡給滿洲，結果還不是來個鷂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夾著尾巴而逃？———滿洲似乎還要慘，連尾巴都無處夾。這理論和證據可增加我們的自信，但並不能保證以後就不再亡。有一點要注意的，再偉大的民族，當他沒有滅亡以前，他是從沒有滅亡過的，而該民族在絕種以前，也是從沒有絕種過的。然而他們竟滅亡啦，也竟絕種啦，是虛驕之氣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竅，對內在外在的危機，有一種葉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結，認為危機根本不是危機，於是乎危機兌了現，哭的是千萬小民和後代子孫。當希臘祖先張牙舞爪，光著屁股，初到希臘時，克裡特島已有燦爛輝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鐵，還有高度的藝術成就。然而，隻不過兩百年光景，克裡特人在後起之秀的希臘人征服之下失了蹤。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國的宮殿，現在還在秘魯荒山中發現，從那些宏麗的建築上，可看出他們文化程度之高（當印加帝國登報招標蓋那麼好的房子時，中國人還是野蠻民族，在茹毛飲血哩）。可是他們而今安在哉？先生說這些，可不是專門泄氣，而是我們要認清，競爭是無情的，天老爺並不會因為中國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彆派六丁六甲，謁者功曹，像保護唐僧一樣保護中國。趁著還活在世界上，應該趕緊鍛煉鍛煉，把尊肚裡的臟水吐出來（吞點瀉鹽拉出來也行），多吃一點有養分的東西。現在我們哀悼那些在曆史上被滅了亡、絕了種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彆的後生也來哀悼我們，千言萬語一句話：“勿使後人複哀後人也。”———跳出影子，似乎是中國人第一要務。吾友趙寧先生，在他的專欄中，指出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裡，明明是一隻小貓的，一看影子那麼龐大，就自以為是隻老虎。嗚呼，趙寧先生誠目光如炬，不過，柏老得補充補充，蓋自以為是隻老虎，那還是日正當中的影子，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則不僅僅自以為是隻老虎，因為斜照的影子更為龐大，他簡直還自以為是頭恐龍，一個噴嚏，地球都會震動哩。這種恐龍型人物，滿坑滿穀，觸目皆是，馬路上、商場上、房間裡、衙門裡，以及每一個行業的每一個角落，都會碰到。重則碰得你命喪黃泉，輕則碰得你膀胱發緊，小便頻仍。十二年之前，台北上演一部好萊塢電影（片名已忘之矣，好像是《聖杯》，不敢確定），最精彩的一段是江湖郎中表演空中飛人。他閣下本來有一套精密設計的裝備，那是一對結實的輕金屬翅膀，綁在兩臂上，就可跟鳥一樣滿天亂飛。可是當他一上台麵，麵對皇帝老爺的隆重介紹和黑壓壓一片群眾的歡呼，就忽然尾大起來，翅膀也不要啦，一直奔向樓梯，往塔上爬去。害得他那美麗妻子，在後麵苦苦地追趕哀號，告訴他沒有翅膀不行。江湖郎中不但不聽，反而認為連自己老婆都唱反調，都拆自己的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暴跳如雷，用腳猛踹嬌妻攀登而上的玉手，幾乎把她踹下跌死。但她仍尾追不舍，一直到了儘頭，江湖郎中把蓋子一蓋，嬌妻隻好掩麵痛哭。接著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頂，群眾的狂熱使山搖地動，他的信心更如火燒，張開雙臂，仰麵向天，朗聲誓言：“沒有翅膀，照樣可以飛。”於是，姿勢優美，淩空而下，隻聽撲通一聲，跌成肉醬。──跌成肉醬的後果是禍延嬌妻，上自皇帝，下至觀眾，一致認為受了欺騙愚弄，這種跳塔自殺的節目，人人都會，有啥可看的。他們鼓噪起來，眼看就要暴動，皇帝老爺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繼續去飛。她當然不會飛，但在槍尖圍逼下，隻好含淚爬上樓梯，為她丈夫的虛驕，也付出一團肉醬的代價。這是曆史故事啦，現實的場麵是，今年（一九八○年）二月，“中華航空公司”一架飛機，在馬尼拉降落時，機長吳黌先生，就有這種膨脹鏡頭。聞見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報》上說他：“藝不高而膽大”，恐怕太過於客觀，蓋在主觀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階段，認為沒有翅膀，跟有翅膀沒有分彆，隻要信心堅定，就是武功高強。他早已發現降落的高度不對勁，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許他重來一次。反而收回油門，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減速板，使飛機降得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時，下降的趨勢更勇不可當，鼻輪和兩個主輪，三點式同時重重落地，一聲響亮，刹那間翅膀折斷，引擎脫落，大火衝天，飛機化成灰燼。四位最倒黴的乘客燒死，三十九位次倒黴的乘客受到輕重之傷。──吳黌先生一個人虛驕，四十餘人遭難。比起江湖郎中隻不過夫妻兩人斷送殘生，似乎更價值連城。就在吳黌先生表演一手之後的次月──三月，司機老爺許萬枝先生，也有表演。他開的是遊覽車，滿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堂”的學生，作畢業旅行。行駛途中，車掌小姐照例介紹她自己和司機，當介紹許萬枝先生時，稱讚他是最好的司機。許公龍心大悅，而且為了表示他確實與眾不同，就在危險萬狀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盤，舉起雙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麵答謝服務小姐的推薦，一方麵向大家展示他優美的駕駛技術，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雖不用方向盤，照樣可以開得四平八穩。當他抱拳的刹那，全車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更喊出聲音。但許公神色自若，並且對那些喊出聲音的膽小鬼，嗤之以鼻（有沒有像江湖郎中踹嬌妻那樣踹了乘客幾腳，報上沒有記載，不便瞎猜），蓋那太傷他的自尊心啦。於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終於把車子撞到萬丈深淵，十七位大學生死亡。──無論如何，許萬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機。他跟吳黌先生不同，吳黌的虛驕，隻斷送彆人的生命。而許萬枝先生的虛驕，卻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上麵幾件壯舉，先生都沒有親身參加，隻有一件事，我卻是榮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請吳基福先生診治眼疾，最初的幾個月，每天都需要靜脈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裡去高雄打針，隻好把針劑帶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診所，每天前往挨戳。該診所的那位女護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亂搞，本也心甘情願，可是她閣下跟許萬枝先生的功夫一樣，同是天下高手，許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盤開車，護士小姐則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總是一麵注射，一麵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處，還咭咭呱呱，前仰後合。我懇求曰：“老奶，請你看著點，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掛著簾子似的，刷的一聲拉下來曰：“這有啥好緊張的，我閉著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陣劇痛，我就哎喲，她曰：“我打針打了整整十年，從沒有出過錯，你這個老頭，怎麼還像孩子這麼難伺候。”回到家裡，左臂一片鐵青。第二天再去，指給她看，她曰：“沒啥，沒啥，用熱毛巾一敷就好啦。”隻好換打右臂，回到家裡，這條不爭氣的右臂也跟著一片鐵青。一個月下來，她談笑風生不輟，而我老人家的兩條胳膊幾乎成了兩根木炭。──一個女孩子的虛驕，先生就得為她贖罪。幸虧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劇毒的六○六，如果是六○六，當場就在她玉足前滿地打滾矣。恐龍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裡。眼看太陽就要沒啦，影子也要沒啦，但他卻覺得一切都是永恒的。一個人隻要駕了一陣飛機，就自以為可以直起直落。隻要開了一陣汽車，就自以為雙手淩空，仍能轉彎抹角。隻要當了幾年護士，就自以為閉著眼睛就可以找到靜脈血管。於是，一個人隻要有了一點錢，他就覺得神通廣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裡稍微有點權，他就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教對方領教領教他手裡的玩意。隻要出了兩本書，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歡呼。隻要當上一個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著高漲，職位比他低的家夥，都成了豬八戒的脊梁──無能之輩。隻要弄到一個學位，不管是青蛙媽死脫，或跳蚤打狗脫，他就以為連對同性戀都是權威。隻要會說幾句英文，如果不在談話中夾幾個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煙。隻要認識幾個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隨時隨地亮出招牌。──至於先生，自從巷口擺地攤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孫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開後門洗衣裳。”讚揚我是偉大的聲樂家之後，我就覺得台灣這個小島簡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鋪蓋卷好，準備出洋去當貝多芬的教習（我最近就要寫一大文，揭發貝多芬《田園交響樂》十大謬誤，讀者老爺拭目以待可也）。中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曆史和龐大的國土，中國人理應見多識廣，充滿深厚的氣度和胸襟，卻有這麼多恐龍型人物晃來晃去，好像參加恐龍競技大會，各顯各的神通。跟我們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實在教人越想越糊塗。沾沾自喜和浮誇膚淺，隻有使一個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裡，惹人生厭生畏，自己卻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東西，再沒有長進。大多數人都如此，中國殆矣。至少是近百年來的事，中國人走兩個極端，不是沮喪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嗚呼，跳出影子，彆當恐龍，祛除虛驕，應是中國人的第一要務。《封神榜》是中國的《伊利亞特》，神仙如雲，妖怪似雨，雖然最後都歸結於邪不勝正，但雙方打鬥過程，仍花樣百出，轟轟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厲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閣下的翻天印，乃天下第一等蓋世奇寶，隻要口中念念有詞，喝一聲“疾”，該蓋世奇寶就被祭升空，砸將下來，不要說人的血肉之軀，就是喜馬拉雅山，都能一劈兩半。這還不算叫座，叫座的是連把法術傳授給他的師父廣城子先生，都無法抗拒，一見殷郊先生翻臉無情，祭起那玩意，立刻魂飛天外，落荒而逃。先生這些時吉星高照，忽然間也遇到了這種蓋世奇寶，不過時代不同，現代化的“翻天印”不叫“翻天印”，改名換姓，另行修煉，而叫“崇洋媚外”。隻要“崇洋媚外”這句話被現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翻天印”，還要雷霆萬鈞。洛杉磯一次聚會上，我正頭頂石臼，努力演唱，一位聽眾老爺忽然傳來一張字條，上麵寫曰：“老頭，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認為美國一切完美，而美國絕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完美。”稍後，洛杉磯《南華時報》刊出鐸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觀念，應該猛批。老頭也像許多剛踏上美國本土的老中一樣，迷失在這個社會表象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慚形穢，接著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夠呆上個三年五載，相信觀感必會大不一樣。”“崇洋媚外”這個蓋世奇寶，大概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之後，才煉成正果，為害人間的。這奇寶的內容，可用一個老漢朋友的吼叫作為代表：“你們這些崇洋媚外的家夥（這還算客氣的，有時候簡直成了‘漢奸’、‘洋奴’、‘賣國賊’），千言萬語一句話，無論是啥，都是美國的好，要說美國科學好，我還服，要說連美國的文化比我們好，我就不服，難道我們連做人處事，也要學美國？”──怒吼的不僅這麼一位老漢，而是很多老漢，事實上很多小漢也同樣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壓大增。這裡涉及到一個重要課題，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和並沒有因果關係的兩種行為，不經大腦，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實在是高級技術人員。“崇洋”與“媚外”相距十萬八千裡，風馬牛互不相及，經過如此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動不動就掏將出來“猛批”，災難遂無遠弗屆。不過受傷害的並不是被詈為“崇洋媚外”之輩，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說根本沒有人崇洋媚外，這種動物可多得要幾籮筐有幾籮筐。而隻是說，更多的朋友，卻是“崇洋”而並不“媚外”。在洛杉磯會場上，我一時緊張，忘了自己客人身分，把臉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問與會的紳士淑女，為啥不坐獨輪車而開汽車來瞧老頭？開汽車就是崇洋。為啥不梳辮子，不束發盤到頭頂，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樣？左分右分模樣就是崇洋。為啥女士們不纏三寸金蓮，走路一擰一擰，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為啥男人不穿長袍馬褂，或更古的京戲上寬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為啥不吸水煙旱煙，而吸紙煙雪茄？吸紙煙雪茄就是崇洋。為啥煮飯時不用煤球木柴麥秸，爬到灶頭吹火，而用電爐瓦斯？用電爐瓦斯就是崇洋。為啥不睡土炕，而睡彈簧床水床？睡彈簧床水床就是崇洋。為啥見了頂頭上司不撲通一聲跪下磕頭，而隻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燈夜讀，而用電燈？用電燈就是崇洋。為啥寄信時不托朋友順便帶去，而弄張郵票一貼，往一個密封筒子裡一投？貼郵票投郵筒就是崇洋。為啥不去看皮影戲，而去看電影？看電影就是崇洋。為啥不拉著嗓門猛喊，而去撥電話？撥電話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紳士淑女媚外。回到國內，心裡更沉重得像掛個秤錘，覺得事情必須弄個一清二楚，才能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轟隆隆閱兵大典剛過，各位讀者老爺的記憶猶新，夫洋槍洋炮、洋鼓洋號、洋指揮刀、洋軍樂隊，哪一樣不是崇洋產物，可是，卻又哪一樣媚了外？地麵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產物，又跟媚外怎麼攀上內親？深入家庭社會一瞧，簡直更成了驚弓之鳥。寫稿也好，寫文也好，寫黑信告先生挑撥“人民”與“政府”之間感情也好，都隻用原珠筆、鋼筆而不用毛筆，原珠筆、鋼筆（加上打字複印）固努力崇洋者也，與媚外又有何乾？客廳也好，辦公室也好，公共場所也好，隻坐軟綿綿的沙發，而不坐硬邦邦的長板凳，軟綿綿沙發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乾？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門，他當麵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發起酒瘋，找了個頭，要把他家的抽水馬桶砸個稀爛。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馬桶後，我還要砸電視機、砸收音機、砸電冰箱、砸瓦斯爐、砸電話、砸電燈……最後還是他家姑娘，大學堂畢業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賢，不知道禮讓大義，而竟訴之於法，召來警察，把我轟出大門，才算結束這場鬨劇。否則，一頭下去，他們可是住在十二樓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沒地方放。不過，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該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嗚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爺一旦大發神威，把中國人“崇洋”所得到的東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國還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煙曰：“難道我們連做人處世也要學洋人？”咦，真是一個糨糊罐，這還要問，我們在做人處世上，當然更要崇洋，更要學習洋人的優點，但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國在政治製度上，崇洋已崇到過了頭，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襲傳統一筆勾銷，猛學洋大人的投票選舉。接著把封建製一腳踢，猛學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經濟製度上，摒棄五千年的重農輕商，猛學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棄五千年做官為惟一途徑的人生觀，猛學洋大人多層麵結構。在文化上，整個大眾傳播工具，包括報紙、電視；整個藝術創作，包括、詩、話劇、繪畫、音樂，又有哪一樣不是崇洋崇得暈頭轉向。可是，豈全國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情緒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語意學上的差誤，經不起思考，經不起分析。鐸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國住上三年五載，相信觀感必會大不一樣。”這是可能的，但也不見得。我們盼望中國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學習。我們盼望中國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學習。我們盼望中國人一團祥和，要求崇洋學習說“對不起”、“謝謝你”。我們盼望中國人排隊，要求崇洋學習一條龍。我們盼望中國人尊重斑馬線，要求崇洋學習嚴守交通規則。我們盼望中國人過彈簧門緩緩鬆手，以免後麵的人腦震蕩，要求崇洋學習佇立以待。我們盼望中國人都有開闊的俠情，要求崇洋學習笑容滿麵，樂於助人。我們盼望中國人身體健壯如牛，要求崇洋學習把時間花在運動上，不花在窩裡鬥上。———這一切，怎麼扯上他媽的媚外？麵對彬彬有禮的洋大人，我們難道不自慚形穢，反應該“不忘本”到底，橫眉豎目到底？古書曰：“知恥近乎勇。”死不認錯隻要情緒衝動，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圓滿。而知道啥是羞恥，不但需要勇氣，更需要智能。──鐸民先生在“自慚形穢”下，緊接著“妄自菲薄”，這兩句話同樣沒有因果的必然關係。自慚形穢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發憤圖強。日本老爺的明治維新，就是這麼搞起來的。情緒激動的夾纏，屬於風火輪戰術，中國人特質之一。美國一位教授寫了一本《日本第一》，沒有一個美國人怒詈他崇洋媚外。先生隻不過寫了幾篇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亂飛。嗚呼，你就是掐著我的脖子，我還是要嚷：“絕對崇洋，但不媚外！”還請讀者老爺思量。殖民地意識下的社會，以母國的語文為最高級、最尊貴和最神聖的語文。中國雖然沒有當過殖民地，但中國人有殖民地意識。留華學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蘭人也，在台灣八年，他發現他去店裡買東西，講中國話時，店員愛理不理，可是一講英文，店員馬上就變成了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雖然中文呱呱叫，當買東西時，仍是用英文。嗚呼，白安理先生也屬於少見多怪，固不僅店員如此，他如果到高階層打打轉，恐怕他會發現英文更威不可當。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聯合報》上，有一段新聞，一字不改，恭抄於後。新聞曰：台灣郵政的服務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務不周的時候。紐約州立大學校長約翰托爾，最近到台灣訪問時，曾希望透過台灣良好的郵政服務，去約晤一位學生家長，卻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寫成“透過良好的郵政服務”，以加強壓力，可謂神來之筆，真得遞佩服書）。約翰托爾校長，到我國訪問時，住在台北圓山飯店，他用英文寫了一封信給他學生羅玉珍的家長，希望見麵談敘，結果因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由於時間耽擱，待羅玉珍的父親羅明鑒收到信時，已過了約定時間，托爾也已返國。羅明鑒認為郵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個不合理）。托爾校長於四月二十四日，隨美國大學校長訪問抵華，在二十七日寫信給就讀紐約州立大學羅玉珍的家長，約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時見麵敘談，結果這封信五月初才送達羅玉珍家裡。羅明鑒指出，他收到信時，信封上雖加注中文地址，但郵局已加蓋“退回”的戳記，上麵並注明“寄交國內之外國郵件封麵，應附注中文地址”字樣，顯然是此信退回圓山飯店後，再由彆人加注中文地址的。羅明鑒說，外籍人士不一定會寫中文，郵局上項國內函件應注中文地址的規定，應僅指國人相互通信而言，對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應立即按照所寫英文地址投送。台北郵局人員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郵政人員誤認為是國人投寄信函，以後決予改進。這則新聞真是集天下之大鮮，這位可敬的羅明鑒先生因未能及時晉見洋大人，失望後跳高之情，躍然紙上。郵局明明規定：“寄交國內之外國郵件封麵，應附注中文地址。”羅明鑒先生卻解釋為：“應指國人相互間通信而言”，“對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嗚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郵局老爺是不是都要拆開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單音節就退回？有些華裔的美國人，如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 H. Sun，根本沒有洋名，郵局老爺又如何分辨。如果隻看信封，又怎麼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內籍假洋鬼子”？這還不說，中國人在美國用中文寫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灣用阿拉伯文寫信，泰國人在台灣用泰文寫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郵局老爺迫不及待地承認錯誤，真不知錯在哪裡，誤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證改進，更不知哪裡可改，啥地方可進。我們對這種現象，沒啥可說，隻是提醒一點，在如此強大的殖民地意識、洋奴意識壓力下，中國人的嘴臉，已經大變，變得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