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根據記錄稿整理。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作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做一個口頭報告，請教於全國各階層朋友。不過做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請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演講，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做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著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隻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就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隻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今年我六十五歲，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麵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曆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曆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儘無期。十九世紀的南洋群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群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民族固然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難儘。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複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在馬來西亞，華人占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麵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麵說明，馬來人的心胸不夠寬廣，另一方麵，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這種種事情，使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做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曆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候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羨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蕩，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乾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曆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了？我覺得寫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麵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麵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隻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地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子？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問他們：“你為什麼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就是這樣。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的是對的。我也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我做的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彆人之手。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己。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鬆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板，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麵，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麵指教。”斐竹章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準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哪裡都是中國人。”我說：“好，我不講。”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覺得怎麼樣？”我說：“還是不準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哪裡都是中國人。”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乾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並沒有變。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我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隻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麼原因？我想冒昧地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說：“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先。”這話有一個大漏洞。記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劇（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藥。有一次，兒子憤怒地說：“我不要這個藥，我寧願死，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體？”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爭、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難以自拔。我看到彆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心裡充滿了羨慕。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征。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就是臟、亂、吵。台北曾經一度反臟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我們的廚房臟亂，我們的家庭臟亂。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彆人就搬走了。我有一個小朋友，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鋪。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裡，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東方人的意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隨便看看，到處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裡有潮濕的黴味。我問：“你們不能弄乾淨嗎？”她說：“不能。”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臟，我們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臟、我們亂。至於吵，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無雙，尤以廣東老鄉的嗓門最為叫座。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兩個廣東人在那裡講悄悄話，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急撥電話報案。警察來了，問他們在乾什麼，他們說：“我們正耳語。”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隻要聲音大、嗓門高，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我想這幾點足夠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因為吵、臟、亂，自然會影響內心，窗明幾淨和又臟又亂，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台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裡，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我隻好說：“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團結起來，萬眾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憐你們，才教中國人不團結。”我一麵講，一麵痛徹心腑。中國人不但不團結，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任何一個華人社會，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中國有一句話：“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人多有什麼用？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說他不了解，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年）來美國，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裡，談得頭頭是道，天文地理，怎麼樣救國等等，第二天我說：“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他一聽是張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說：“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說：“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國學校教書，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還講什麼理性？所以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一項嚴重的特征。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也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嚴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一塊從中國來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那人說：“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你現在高樓大廈，我現在搞得沒辦法，我不告你告誰？”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譬如說，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滄海一粟，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麼！誰告你？就是你身邊的朋友，就是中國人告你。有許多朋友同我說：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你可要特彆注意，特彆小心，他不但不會提升你，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因為他要“表示”他大公無私，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我常聽人說：“我們同猶太人一樣，那麼勤勞。”像報紙上說的：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不得了啦，三個人有三個意見。但是，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一旦決定了之後，卻是一個方向，雖然吵得一塌糊塗，外麵還在打仗，敵人四麵包圍，仍照舊舉行選舉！在我們中國，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卻是三個方向。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有人提議到舊金山，表決決定到紐約。如果是以色列人，他們會去紐約。如果是中國人，哼，你們去紐約，我有我的自由，我還是去舊金山。我在英國影片中，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有的要爬樹，有的要遊泳，鬨了一陣子之後決定表決，表決通過爬樹，於是大家都去爬樹。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時候，大官還要照個相，表示他降貴紆尊，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隻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夠好，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候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製！明明知道這是窩裡鬥，還是要窩裡鬥。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我女兒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結果是我錯怪了她，她哭得很厲害，我心裡很難過，我覺得她是幼小無助的，她隻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翻臉，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來，我說：“對不起，爸爸錯了，爸爸錯了，我保證以後不再犯，好女兒，原諒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後才不哭。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候，學生寫周記，檢討一周的行為，檢討的結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隻因為我太忠厚。”看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惡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弘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昵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我有位寫武俠的朋友，後來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他說：“發什麼財？現在就要上吊！”我問他為什麼賠了，他說：“你不曉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講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和中國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我說：“這有什麼稀奇，不要說你們洋人，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要察言觀色，轉彎抹角，問他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是：“我覺得我合適，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辭：“唉！我不行啊！我哪裡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子。好比這次請我講演，我說：“不行吧！我不善於講話呀！”可是真不請我的話，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麵，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可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這種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彆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輩朋友，還沒有關係。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就是軟件文化，各位在國外住久了，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壓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彆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開任何會議時，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睡醒一覺之後，會也就結束。為什麼呢？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聽不聽都一樣。今年（一九八四年）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女作家諶容，寫了一篇《真真假假》，推薦給各位，務請拜讀。環境使我們說謊，使我們不能誠實。我們至少應該覺得，壞事是一件壞事，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這個民族的軟件文化就開始下降。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不是不光榮的事，甚至是光榮的事，這就造成一個危機，而我們中國人正麵對這個危機。因為中國人不斷地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地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麵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隻能在書上看到，隻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隻要瞪他一眼，馬上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麵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麵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績。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寫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車掌小姐說：“我們這位司機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機，英俊、年輕。”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向大家拱手致意。這就是自我膨脹，他認為他技術高明，使他雖不扶方向盤，照樣可以開車。若乾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一次，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當他上塔之前，展示給大家看，全場掌聲雷動。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製，覺得偉大起來，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接著就順著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說：“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說：“你懂什麼？”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蓋子一蓋，偉大加三級，再往下一跳，撲通一聲就沒有了。觀眾大發脾氣，我們出錢是看飛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飛。他太太淒涼地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你膨脹的結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隻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貴，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驚說：“你這個人太衝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隻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複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隻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讚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願意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得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利，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裡———各位在《資治通鑒》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燦爛的時代，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製。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多方麵的事，一件事不僅有一麵，不僅有兩麵，甚至有很多麵。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有一個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說它是個白球，另一邊的人，則說它是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而跑到另一邊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應該是多方麵的。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一位氣象學係老師舉行考試，給學生一個氣壓計，叫他用“氣壓計”量出樓房的高度──意思當然是指用“氣壓”測量高度，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氣壓”，老師很生氣，就給他不及格。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回答，他說：“老師要我用那個氣壓計來量樓有多高，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氣壓，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委員會的人問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學生說：“還有很多，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再量繩子，就知道樓有多高了。”“還有沒有彆的方法？”學生說：“還有，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他所顯示的意義，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腦筋嚇死。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板對夥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夥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來。老板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板問他：“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板又罵他混蛋。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夥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夥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會誇獎他說：“你太聰明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家夥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險，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乏鑒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以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批注孔丘的學說，或批注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隻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致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隻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彆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彆人有法製，我們也有法製，彆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隻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鬨，會看戲的看門道。鑒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他當場拒絕，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並不一樣。我聽了很慚愧，他就是一個鑒賞家。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能靠彆人賞賜。自由、權利是我們的，你付給我，我有，你不付給我，我也有。我們如果有鑒賞能力，就一定要爭取選舉，嚴格選擇對象；我們沒有鑒賞的能力，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能夠怪誰？好比說畫畫，假使我畫了畢加索的假畫，有人看到說：“這真好！”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是你瞎了眼！是你沒有鑒賞能力。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畢加索的畫就不會有人買下，假畫出籠，真畫家隻好餓死。買了假畫不能怪彆人，隻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結果把門裝顛倒了，主人說：“你瞎了眼？”裁縫師傅說：“誰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錯人！”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沒有鑒賞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