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起來的一所大學——而不是三所。南開的人少、錢少、物質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餘的是另兩個學校分攤，其中清華占了有多一半。三個學校基本上合成一個，而且合作得很好，抗戰後醞釀聯合政府的時候，有人就曾提出來，說：“西南聯大聯合的那麼好，聯合政府為什麼就不能呢？不如請三個學校的校長來做聯合政府的委員。”不過也有聯不好的，像西北聯大聯了一年就垮台了，因為它原來幾個學校就是不一樣的，後來硬把它們捏在一起，矛盾鬨得非常厲害，以致無法維持。西南聯大卻是一直都聯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麵的優越條件。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南開出身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他是清華出身的，由此可見這三個學校彼此之間血緣關係非常密切，這是一個先天的優越條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三個學校合並以後，組織了一個常務委員會，三個常務委員就是三位校長，主席是梅貽琦。張伯苓在重慶，實際上是做官了，不常來，我在昆明七年隻見過他一麵。他那次來向學生做了一次講話，不過張伯苓好像並不是很學術性，言談話語之間還帶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滿口的天津腔。他說：“蔣夢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個表，我就給他戴著，我跟他說：‘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說：“我聽說你們學生煩悶，你有什麼可煩悶的？煩悶是你糊塗。”蔣夢麟以前是教育部長，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務，對學校裡邊的事情不怎麼管，實際上聯大校長一直都是梅貽琦，他還兼過很長一段時期的教務長，所以我們寫呈文的時候都寫“梅兼教務長”。他的工作成績還是挺不錯的，能把三個學校都聯合起來，而且一直聯合得很好，在抗戰那麼艱苦的條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確實挺有辦法。而且梅貽琦風度很好，頂有紳士派頭，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雨傘，甚至於跑緊急警報的時候，他還是很從容的樣子，同時不忘疏導學生。在那種緊急的關頭還能保持這種風度確實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為他的修養，所以能夠讓一個學校在戰爭時期平穩度過。西南聯大有五個學院，文、理、法、工，工學院主要就是清華的，其餘三個學院是三個學校都有的，另外還有一個師範學院，是雲南教育廳提出合辦的，比較特殊。雲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聯大給雲南培養些教師，我想聯大也不好拒絕，就合辦了一個師範學院（今雲南師範大學），先調雲南中學的教師來上，後來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們看來，師範學院有點像“副牌”，比如我們有曆史係，可師範學院隻有“史地係”，大概考慮到將來到中學教書，除了教曆史還得教地理，所以兩門一起學。再如他們有個“理化係”，可是我們理學院的物理係、化學係是分開的，課程的內容和他們也不一樣。西南聯大五個學院在地址上分三塊，其中，工學院在拓東路，在昆明城的東南角，文、法、理學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掛“西南聯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長辦公室以及學校的主要部門都在那裡。我們住在校本部，是新蓋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實隻是泥牆茅草棚的房子。那時候的學生比起今天實在太少了，工學院的學生是最多的，總共不過四五百人。工學院五個係，土木、電機、機械、化工、航空，有一個航空係的同學跟我很熟，帶我去參觀，看那些風洞器、流體實驗之類，像是很先進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學院，記得普通物理課的第一個實驗是落體實驗，儀器都是國外的，物體在自由狀態下下落的時候越來越快，通過振動儀在玻璃板上劃出一條曲線，然後根據測量曲線兩點間的距離得到各種數據。實驗時需要用一塊玻璃板，上麵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調的，那是學國外的規矩，因為酒精揮發得快，一下就乾了，可以立即進行實驗，要用水的話還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貴得多，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有點奢侈，可見那時候做實驗一點都不含糊，比我們中學的時候強多了。而且工學院的每個星期都有一個下午到工廠實習，製模翻砂、打鐵煉鋼，都是自己動手。所以後來批知識分子不參加勞動，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其實並不都是那樣。我們在工廠裡和工人一樣乾，就是沒人家熟練，笨手笨腳的。文、法、理三個學院有多少學生我沒有統計過，加起來不過七八百人。文學院有中文係、外文係、曆史係、哲學係，隻有外文係的人最多，大概一級總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係、曆史係每年招十幾個人，哲學係人最少，每年隻有兩三個人。可是我那一年曆史係人特彆多，總得有二十個。法學院包括政治係、法律係、經濟係、商學係和社會係，因為我上過政治係兩年課，知道他們一年也就六七個人，法律係基本上也是這個數字，隻有經濟係的人比較多，一年總有四五十人。我想這大概和將來就業有關係，學經濟的畢業以後出路好一點，可是其他的，比如學政治的，出來你乾什麼？做官也沒你的份。理學院裡數學係人最少，我們四十三級那一屆隻有三個人，物理係一年有八九個，多的時候有十幾個，四十二級那一班的好像隻有八個人，可是他們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個尖子，包括黃昆、張守廉和楊振寧，號稱“三大才子”，現在都是大名人了。新校舍隻有一個院子，地方就那麼一點兒，房子不多，住也在那裡，上課也在那裡，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學院的老師，雖然並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吳有訓、葉企孫，那是周培源、吳大猷，像數學係的華羅庚、陳省身，都是大名人，幾乎天天見麵的。而且我們還常聽同學講那些老師的小段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候對老師也不大恭敬。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跟我講：“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才二十八歲，都是正教授。”不要說當時，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幾歲就做正教授的？一個錢鐘書，一個華羅庚，還有一個徐寶騄，都是剛回國。徐寶騄搞統計學，據說非常了不起，屬於世界級的權威，後來就在北大經濟係，但我不懂統計學，不知其詳。我還記得有人問：“華羅庚是誰？”有同學就說：“就是那個瘸子。”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抗戰後他到Illinois（伊利諾伊）大學教書，在美國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厲害，有一條腿總在那劃圓圈。上麵說的是理學院的老師，文學院的更是天天見麵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羅庸都是中文係的，我們都認得，當然他們對於學生就不一定都認得了。曆史係至少陳寅恪、錢穆在那裡，都是大師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書，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隻是掛個名。還有雷海宗先生，後來在南開，像劉崇鋐先生、姚從吾先生，後來都去台灣了。後來台灣大學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長，除了剛才說的那幾個人，還有錢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裡，所以台灣大學實際上就是北京大學，雖則不用北京大學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