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並不拿身分，並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於自己，有時比旁人對於他還看得輕賤；他隻恨自己是個文人，並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願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兒，這還算不得識時物的俊傑麼？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隻限於詩歌、散文quot;的縮寫，洽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潔混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夫們專有。並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民主的平等精神，專家顧問跟聽差仆役們共頂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聽說自稱為"國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喚得的用人；羅馬教皇自謙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黨人都趕著仆人叫"用人兄弟"(Ｆｒèｒｅｓ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總統等於君，教皇(Pope)等於父(Papa)，在歐美都和用人連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並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記》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聖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萬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那兩句，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的《理想國》裡排斥詩人文人，哪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氣？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曾發詩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尚且鄙棄詞章，更何況那些庸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誌》(Les Grotesques)裡曾說，商人財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詩症"(Po sophobie)。病原如是：財主偶爾打開兒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賬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衝腦頂，氣破胸脯，深恨家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成變態。其時此症不但來源奇特，並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個年頭兒，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聽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據雲隻要如法炮製，自然胸中氣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盛！至於當代名人與此相同的弘論，則早已在銷行極廣的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識之無，此類不可救藥的先天文人畢竟是少數。至於一般文人，老實說，對於文學praceche mit Eckermann)裡大發牢騷，說不是軍士，未到前線，怎能坐在書房裡呐喊做戰歌。(Kriegslieder schreiben und in Zimmer siteenl)。少數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時勢底下，能談戰略，能做政論，能上條陳，再不然能自認導師，勸告民眾。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裡埋沒的。隻要有機會讓他們變換，他們可以立刻拋棄文藝，彆乾營生。雪萊在《詩的辯護》裡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legistor)，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裡說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隻想充當英雄，希望變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稱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誇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誌上進了。有誌上進是該嘉獎的。有誌上進，表示對於現實地位的不滿足和羞恥。知恥近乎勇。勇是該鼓勵的，何況在這個時期？要而言之：我們應當毀滅文學而獎勵文人--獎勵他們不做文人，不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