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們與我們的警衛者而開的那條地溝,如今已經塌陷成一條深穀了。我們雙方站在這深穀兩邊的斜坡上彼此打量著,都在考慮。下一步怎麼辦了說我們"站在"斜坡上,當然是形象的說法。實際上我們仍舊每天由我們的新班長帶領著走去出工。(新班長或者是秘密選舉出來、事先約定他要為大家服務的;或者還是原來的人,但現已變得十分通情達理、友善和關心群眾了。)我們出工時並不遲到,大家儘量不給彆人製造困難,也不再有人拒絕勞動。每天完成工作定額。看來,勞改營主人完全可以對我們團到病愈。我們也似乎可以對他們感到滿意,因為他們近來根本不再大聲訓斥和威脅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瑣事就關人禁閉;好像也沒有注意到我們見了他們不再脫帽了。如今,馬克西緬科少校往往一直區到早晨派工之後才起床,傍晚收工時則常常等在崗樓附近,趁我們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國犯們開一兩句玩笑。他吃得他抱的。樂嗬嗬地望著我們,就像塔夫利亞地方的牧主望著草原上放牧歸來的無數羊群一樣。星期天偶爾也給我們放映電影、不過,修築"長城"的勞動仍然十分繁重。儘管如此,我們雙方還是都在緊張地思考著:下一步該怎麼辦?不可能長久維持現狀:不論我們還是他們,都感到有所不足。總要有一方發起進攻。但是,我們還想爭取什麼呢?現在,我們可以把憋在心裡的話全部毫無顧忌地公開說出來。(儘管僅僅是在勞改營隔離區的範圍內,儘管一生中這麼遲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論自由,但這種享受畢竟還是甜蜜的!)難道我們能夠指望把這樣的自由擴展到隔離區之外,或者帶著它到外界去嗎?不能,當然不能。我們還能提出什麼彆的政治要求嗎?想也想不出來!且不說這是沒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簡直就是想不出!身處勞改營中,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國家發生全麵變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勞改營,否則,人們會從飛機上朝我們扔炸彈的。我們能夠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隻是:重新審理我們的案件,撤消毫無道理地強加給我們的刑期。但是,好像這也是毫無希望的。當前恐怖的臭氣彌漫全國,越來越濃,在這種氣氛中,法官們會覺得對我們大部分人的判決是合理的,而他們似乎也成功地使我們相信了這一點!再說,對案件進行複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體,使群眾既看不見,又摸不著,利用"複查"欺騙我們是最容易的:許諾,拖延,再派人來重新"調查",這就可以拖上幾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釋放某人並且從工棚把他領走了,我們怎麼知道不是把他帶去槍斃,不是押往彆的監獄,不是又給他判了新的刑期呢?前個時期的所謂"委員會"表演的那場戲,不是已經充分說明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嗎?當時甚至裝成了未經"複查"就打算放我們回家的樣子……大家一致同意並且毫無疑問的隻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傷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間不要上鎖,拿掉馬桶;去掉身上的號碼;我們的勞動不應完全不給報酬;要允許一年寫十二封信(其實,這一切在普通勞改營裡已經都做到了,那裡甚至一年可以寫二十四封信,但是難道那裡可以生活嗎?)我們要不要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在這個問題上甚至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看,我們已經這麼習慣於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我們也認真考慮了方式方法:怎樣提出這些要求?要作什麼?很明顯,兩手空空的我們是對付不了現代化軍隊的,因此,我們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裝起義,隻能是罷工。在罷工過程中,比方說,可以自動把身上的號碼布撕下來。但是,我們血管裡仍然流著奴性血液。大家都從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號碼布這件事,在我們看來就像架起機關槍走上街頭一樣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膽的、孤注一擲的行動;"罷工"這個詞在我們聽來是那麼可怕,以至於不得不借助於絕食來支持:我們覺得,一如果在罷工的同時開始絕食,仿佛就能增強我們罷工的道義權利。對於絕食,似乎我們還擁有某種權利,但是,罷工?……我們一代又一代從來都是這樣認為的:"罷工"這個詞極端危險,而且,當然,是反革命的,它與"協約國、鄧尼金、富農怠工、希特勒"等詞彙屬於同一類。"_這樣,我們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決定開始絕食,等於事先自願地消耗掉自己在鬥爭中需要的體力(幸而在我們之後沒有一個勞改營重犯我們埃克巴斯圖茲營的這種錯誤)。我們考慮了絕食罷工的各個細節。不久前我們全勞改營才開始實行"懲戒"製度,我們明白,他們對絕食罷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們統統關在工棚裡,不許出去。那麼我們互相間怎麼聯絡呢?怎麼商量下一步並溝通各工棚之間的意見呢?應該想出一些信號來並協商好在各工棚之間用它進行聯絡,還得確定從哪個窗口向哪個窗口怎樣傳達,等等。所有細節或在各種場所和各作業班之間商量好了。大家都認為罷工勢在必行。也都希望它發生,但同時。由於不習慣,又覺得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糧難想象有那麼一天我們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當,作出決定,就……而警衛著我們的人們可是正式以軍事組織的形式一層層組織起來的,他們更加習慢於行動。他們不擔心采取行動會比無所作為喪失更多的來西。於是,我們的警衛者先進攻了。這樣,一切也就目然發展下去了……我們在久已習慣的各自的"小車廂"內、在久已習慣的作業班裡、工棚角落裡安靜而舒適地迎來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東正教的聖誕節前夜,西部馬克蘭人正準備好好慶祝一下節目;煮一點傳統的蜜飯,在星星出來之前特齋,錢後一起唱聖誕節祝歌.可是,這天清早點名之後就把我們全鎖在工間裡不讓出來了。誰也沒想到這一招兒!是當局秘密準備好的,真狡猾!我們透過窗戶看到。鄰近的工棚裡大約百來名因犯拿著各自的東西由衛兵押著向崗接走去.又要押走一批人嗎?……這時,看守人員和幾個軍官向我們工棚走來了。手裡拿著卡片。他們按卡片點名列人。"拿著你的全部東西出來!……連各自用的床墊子也一起帶著!"噢,原來是重新編組作業班和工棚!在"長城"的豁口處設了警衛,明天這個豁口就要被堵死。我們幾百人被趕到崗樓外麵,各自拿著口袋和床墊子,像家裡失了火的人似的,繞過營區外商,又穿過另一個崗樓,進入另一個隔離區。那個區的一批人則被趕到我們區來。大家都在絞儘腦汁判斷。到底抽走的是些什麼人?日下的是什麼人?這種政紀意味著什麼?主人的意圖很快就清楚了:隔離區的一邊(第二分部)隻留下清一色烏克蘭人,大約兩千名。我們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趕到另一邊(第一分部)去,這裡總共約有三千人,包括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超霸人、高加索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波蘭人。摩爾達維亞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數在歐洲和亞洲戰場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總之,這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內務部的思想本來應該是用非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來闡明的,然而今天它卻在沿著"劃分民族"這條古老的小路發展。)-一舊作業班被打亂了。新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勞動,住在新工棚裡、全麵更迭!這更迭不是一個星期天完成的,它繼續了整整一周。人員被打亂,許多關係被切斷,原來似乎準備就緒的罷工也被破壞了……乾得好利落!現在,醫院、食堂、俱樂部都在烏克蘭人的那個分部裡,我們這個分都隻有加強管製工棚。把烏克蘭人、班傑拉分子這些最危險的鬨事者同加強管製工棚分開了。這是為什麼?_我們很快弄清了原因。勞改營裡傳開了一個可靠的消息(是往強管棚裡送菜湯的"苦力"們傳出來的),眼線們在"伯茨室"又在乾壞事:營方把他們懷疑的人(從每個隊裡抓兩三個)交到他們手裡、眼線們就在自己屋裡拷打這些人、指脖子。毆打,逼他們招供,說出"人都是誰殺的??"。營方的意圖這時全明白了:是在進行刑訊!不由警犬們親自動手(大約不經上級批準舍招來麻煩)。而是委托眼線們去乾:誰殺了你們,自己去找出來!他們自然用不著彆人鼓勁。這些寄生蟲要表明他們不是白吃飯的。把班傑拉分子與強管棚隔開,是怕他們闖進去。對我們則比較放心:我們馴服,是多民族的群體,談不到一起。愛鬨事的都在那邊。勞改點之間隔著四米高的牆呢。古今有多少淵博的曆史學家。有多少部深奧的書籍,但卻都未能預見到人們的心靈還會燃燒起這樣神秘的火焰,社會還可能進發出這樣神秘的力量。他們不僅未能預見,甚至事後也未能作出解釋。有時候把點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麵,塞呀,塞半天也點不著火。可是、煙筒冒出來的一個小火星往空中一飛,卻可能使整個村莊化為灰燼。我們這三千人什麼事也沒有打算做,什麼準備也沒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來之後,加強管製棚旁邊的工棚裡的人們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長方木梁和十字接頭來,趁著黃昏(靠近加強管製工棚的那一麵沒有陽光,已經很暗了)跑過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擊這座勞改營監獄的結實的木板圍牆。人們既沒有斧頭,也沒有鐵棍,這類東西是不準帶進生活區的。木器敲打的聲音響成一片,像是哪個木工班在認真地乾活。圍牆上幾塊板子被砸開了,人們就去拆開它,木板上釘的十二公分長的大釘子發出吱吱的響聲,全營區都能聽得見。雖然現在不是木工應該乾活的時候,可是,聽來完全像一片勞動的聲音,所以了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誰都沒注意它。勞改營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業班去吃晚飯,有的正從食堂往回走,這個人去醫務室,那個人去保管處,有人去取郵包……但是,看守們終於發現有些不對頭了,有人就順著響聲跑到加強管製工棚房後的陰暗處去察看。不看則已,一看不得了,轉身就向營部工棚飛跑。有的囚犯看見了看守,就拿著木棍追趕。這時,便全麵開花了:有人用石塊或木棍砸營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嘩嘩啦啦地破碎,那聲音清脆、輕快,也令人感到威脅!其實,人們最初的意圖並不是暴動,甚至無意奪取強管棚,因為這並不容易。他們原來隻打算砸開眼線房間的窗子,從窗子往屋裡澆上汽油,然後把火扔進去,意思是;嘗嘗我們的厲害,我們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強管棚的圍牆上已經打開一個大洞,十幾個人闖進去了。人們跑來跑去,尋找眼線們住的房間(可不能弄錯!),還要把窗外的"籠口"打掉,踩著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傳過來才行。這時了望塔上的機槍朝營區開火了。終於沒有來得及點火。是剛才跑掉的看守和勞改營長官馬切霍夫斯基向警衛營報告了(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頭鼠竄。他從總務處庫房旁跑到圍牆角的了望塔下,邊跑邊喊:"腔裡塔,彆打槍,是我!"好容易才穿過了前沿地帶)。警衛營營部(我們現在上哪裡去打聽當時的指揮官姓名?!)立即電話通知各了望塔用機槍掃射--朝著全營區三千名手無寸鐵的、對發生的事件一無所知的人們開火!(例如,我們這個班當時正在食堂,聽到突如其來的機槍聲十分奇怪。)是命運在嘲笑人嗎?這個事件正好發生在新曆一月二十二日,即舊曆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曆上還把這個日子作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來呢。我們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場地來說,這次可比彼得堡的場地寬敞多了:不是廣場,而是大草原,而且這裡沒有見證人,既沒有新聞記者,也沒有外國人。哨兵們在昏暗中朝著營區胡亂開槍。不錯,射擊的時間不長,而且大部分子彈也許是朝高處打的,但是朝低處打的也不少:對每個人來說難道需要很多子彈嗎?子彈穿過工棚的薄牆傷害的不是那些衝擊勞改營監獄的人,倒是一些完全無關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的。而受傷的人卻不敢去醫務室包紮,隻得瞞住身上的傷口,讓它像狗身上的傷痕一樣自己長好,因為他怕主人根據槍傷把他定為暴動參加者。當局總得從這些外表上一樣的人們中間揪出一些來治罪呀!九號工棚有一個老頭兒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滿了,過一個月就要被釋放。他有兩個兒子就同那些從了望塔上朝我們射擊的士兵們在同一種部隊裡服役。衝過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監獄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還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頭重新安裝到床上,不能被人發現痕跡)。有些人聽到槍聲後認為應該坐在工棚裡不動,有些人則相反,急忙跑到外麵去,盲目地在營區打轉,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時全營區看不到一個看守的影子,軍官們也全不見了。營部的房間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張著大口,有些恐怖。了望塔上的機槍不響了。個彆好奇的人在營區內無目的地遊蕩,企圖弄清真實情況。我們勞改點的大門霍地打開了,一排警衛部隊的士兵端著衝鋒槍衝進來,任意打了幾梭子彈。衝鋒槍手進入大門後立即扇形散開。他們後麵緊跟著一批怒容滿麵的看守,手持鐵管、木棒之類隨手抓到的武器。他們在搜索整個營區,波浪式地向各個工棚迫近。衝鋒槍沉默了,士兵們站住了。這時看守們便跑向前麵,抓到一些受傷的或躲藏在角落裡的人劈頭蓋臉狠狠地毆打。其一切我都是後來才了解到的。當時隻聽到營區內響起密密麻麻的槍聲,黑暗中什麼也看不清,什麼也弄不明白。我們工棚門口擠了很多人,囚犯們爭先恐後地儘快往工棚裡擠,反而誰也進不來(倒不是人們認為工棚的木板牆可以防止槍彈,而是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已經不再是造反者了)。我這時正站在門前台階上。我十分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心情:我感到一種對於命運的厭惡的漠然態度,一瞬間對於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無所謂了。你們這些該詛咒的家夥為什麼老是糾纏著我們不放?我們生在這個不幸的國土上,一輩子蹲你們的大獄,就活該在你們麵前有罪到死嗎?醜惡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談了,厭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記錄下來的詩篇和劇本此時也都無所謂了。因此,當死神藏在士兵的軍大衣下麵從營門向我逼近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想往門裡擠。這也就是當局迫使我們養成的那種苦役營囚犯的基本心理狀態。門口空出來了,我們幾個人最後走進去。這時,忽然聽到身後響起一排槍聲,因為我們已進入屋裡,槍聲顯得特彆大。三顆子彈擦過我們的身子並排打在門框上。第四顆子彈飄起來打在玻璃上,穿了一個周圍帶許多細小裂紋的小洞。迫害者們並沒有跟著我們進工棚,而是把門反鎖上了。他們在營區繼續搜捕並毆打那些來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約二十多人受槍傷和被打傷。有些人隱瞞了自己的傷,有些則被送到醫務室去,這些人下一步的命運就是;監獄、追查參加暴動的經過。但是,這都是後來才知道的。當天夜裡工棚一直鎖著,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沒有允許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見麵:擔心我們互相串聯、摸清情況。有幾個工棚裡無人受傷,他們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們這個工棚在內。我們出工了,但在我們之後沒有一個作業班出來。工廠的生產線上空空的。派工員也沒有來派工,我們受騙了!這一天我們在機械製造廠裡根本沒有心思乾活。夥伴們在機床之間串來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測昨天發生的事。同時也在討論:我們這樣當牛作馬、忍氣吞聲到底何時是儘頭。可是,已經被永遠地壓彎了腰的老囚犯們卻反問道:不忍受又能怎麼辦?難道從前沒有人被摧毀壓垮過嗎?(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們的人生哲學。)傍晚我們下工回來時營區裡也是空蕩蕩的,沒有人走動,探子們很快就從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號工擁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傷,他們和旁邊的工棚今天從早晨就沒有出工。主人們把我們出工的事告訴了他們,指望他們明天能出工。但是,現在很明顯:明天我們也不會出工了。給牆那邊的烏克蘭人也扔過去幾個紙條,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希望他們支持這一行動。一次沒有準備的、甚至在思想上也還沒有考慮成熟的絕食罷工就這樣在沒有指揮中心、沒有商定聯絡信號、發育不全的狀態下開始了後來,其它勞改營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倉庫,然後拒絕出工,那當然比我們的做法聰明多了。我們的做法雖說不甚明智,但卻顯得更有氣魄:三千人同時拒絕了麵包,也拒絕了工作。早晨,沒有一個作業班派人到麵包房去取麵包,沒有人去食堂吃現成的粥和菜湯。看守們完全莫名其妙,他們三番五次地跑來催促我們去吃飯,一會兒威脅著趕我們去,一會兒又好言相勸:暫時隻要求先去吃飯,隻字不提出工勞動問題。但是,誰也沒去。大家全都穿著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語。隻有我們幾個當班長的(在這火熱鬥爭的一年我當了班長)不得不回答兩句,因為看守的話全是衝班長說的。我們也躺在床上,隻是從床頭無可奈何地回答他們:"長官,你看,不行啊!……"這種不聲不響的一致抗命,抗拒一個從本原諒過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權的命令,這種長時間的頑強的不服從,看來要比在槍彈紛飛之下奔走呼號更加可怕。最後,看守們停止了勸告,鎖上了工棚的門。後幾天進出工棚的隻有值日人員,他們出去倒馬桶,拿飲水和煤來。公眾討論決定,隻允許那些躺在醫務室的人不絕食,隻允許擔任醫務工作和衛生員工作的囚犯本停止工作。夥房做好了飯,沒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於是夥房也就不再做飯。各處的雜役、幫手們似乎第一天去找過勞改營頭頭,說明他們沒有辦法再乾活,然後就走開了。這樣,主人們就再也無法看到我們並了解我們的真實想法了。監工們和奴隸們之間出現了一道真正的鴻溝。一生中的這三晝夜是我們每個絕食參加者所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們並沒有看見其它工棚的同誌,也沒有看見陳在那裡等待掩埋的屍體。但是,卻像有一條鋼鐵鏈條穿過空蕩蕩的隔離區把我們各個工棚的人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了。宣布絕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儲存的飽食終日的人。這全是些瘦骨嶙峋、體力衰竭、長年忍饑挨餓、勉強維持著某種體內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會感到身體不適的人。而且那些乾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絕食了,儘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饑餓就足以無可挽回地把他們推向死亡。我們拒絕接受的食物,我們過去認為是叫化子飯的食物,如今在我們驚擾不安的饑餓的夢中卻變成了豐美的佳肴。宣布絕食的這些人幾十年來所受到的是一條無情的、強者生存的法則的教育,一直認為"今天你死去吧,我還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經地義。可是,現在他們完全變了,他們爬出了那個腥臭的個人泥塘,結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勝似明天這樣的苟活。各工棚、各房間裡人與人之間出現了某種莊重而友愛的關係。不管誰保留下來的一點點剩餘食物,特彆是那些常收到郵包的人,現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塊鋪開的破布上,根據小組的決定,有些東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個彆常收到郵包的人可能還在私人食物儲藏室裡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則去儲藏室要通過營區,現在無法過去;再則並非所有的人都願意把全部積蓄拿出來:有人還指望絕食結束後好好"補養"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監獄一樣,絕食也並非對每個人都是同等的考驗,那些沒有任何儲存、沒有日後補養希望的人們這時才是表現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麥,就拿來煮成粥,用羹匙分著吃。為了把爐火升得更旺,就從床上拆木板燒。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續到明天,難道還舍不得公家的床板?主人們將會采取什麼對策,誰也無法預料。說不定還會從了望塔向工棚開槍呢。他們讓步的希望很小。我們一生中從來就沒有見過他們作出過任何讓步。我們的絕食罷工使人感到某種絕望的痛苦。但是在這絕望中也有某種令人寬慰的東西。我們邁出的這一步的確是無益的、冒險的,它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這樣倒也好。我們的肚子餓,胸部疼痛,但是卻有另外的、某種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在這饑餓的、漫長的三個白天和三個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體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著過去發生的事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儘管在這許許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感情,也可能有後悔和失望,但壓倒一切的感情是覺得:就該這樣!就得跟他們乾!沒有好結果就沒有好結果吧!沒有好結果才好呢!這又是一條沒有研究透徹的規律--群眾的情感違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騰起來的規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確地體驗了這種感情上的升騰。我的刑期隻剩一年了。似乎我應該為自己被卷入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對,因為參與這種事件之後是不會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實際上我卻沒有感到絲毫的遺憾:狗養的!隨你給我再判一次刑吧!……第二天,我們從窗戶裡看到幾個軍官從一個工棚走到另一個工棚。值班看守打開工棚門,從走廊這頭走到另一頭,把身子探進每個房間招呼人(態度變得十分和藹,不像從前吆喝牲口那樣了);"班長們!出來廣我們開始討論了。決定問題的不是班長,而是全班的人。人們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去互相商量。當時我們還處於不穩定狀態:雖然確實清除了幾名眼線,但還有幾個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還有眼線,大膽而狡猾的汽車修理班班長米哈伊爾?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生活經驗告訴我們:許多今天為自由而絕食的罷工者,明天就有可能為了過安靜的奴隸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領導罷工的人們(當然有這樣的人)並不公開露麵。他們沒有脫離秘密狀態,也並不公開掌權。班長們這時也拒絕負責任了。所以,表麵上看,這似乎是沒有人領導的自發罷工,而且是聽其自然發展的。最後,不知不覺中在某個地方作出了決定,於是,我們六七個當班長的便走到工棚人口的過道處去見耐心地等在那裡的勞改營長官們。(這裡就是前些時候挖地道的二號工棚懲戒室的人口處,他們的地道是從離這裡幾米遠的地方挖起的。)我們幾個人擠在牆角,眼睛望著地板,像石頭人似的一聲不吭。我們往下看,是因為誰也不願意再用以前那種阿諛的眼光看主人們,而如果在這時換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則是不明智的。我們站立的樣子就像被叫到學校教導處的淘氣學生一樣:有氣無力地歪扭著身子,兩手插在褲袋裡,歪著頭,麵向一旁:無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爛,拿他毫無辦法。可是,人口兩旁的走廊裡這時已經擠滿了人,被前麵人遮住的、站在後麵的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大聲說出了我們要說的話:我們的回答和各種要求。戴藍邊肩章的軍官們(有幾個熟麵孔,也有幾個新人)假裝作隻看見幾個班長,隻同他們說話的樣子。他們講話矜持而又克製,已不再威脅恐嚇了,但也還沒有完全變成同等相待的語調。他們說,複工和停止絕食似乎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如果複工,他們不僅把今天的口糧發給我們,而且可以補發昨天的口糧。這可是古拉格群島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事!(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知道:饑餓的人是容易收買的!)他們根本末提懲罰二字,但也沒有回答我們所提的要求,就像我們並未提出什麼要求似的。看守們站在軍官兩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裡。走廊裡有人大聲喊道:"依法懲辦開槍的罪魁禍首!""工棚的門不要上鎖!""拿掉身上的號碼布!"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對特彆庭判決的案件重新進行公開審判的要求。而我們這些班長們則像站在校長麵前的頑皮學生一樣,心想:他要羅嗦到什麼時候呀。主人們走開了。工棚又上了鎖。儘管饑餓嚴重折磨著許多人,他們的頭腦已不能思維,終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裡沒有一個人說要讓步,沒有一個人流露出後悔的情緒。我們在猜測,關於我們鬨事的消息會傳到多高的一級?內務部當然已經知道了,或者至遲今天應該知道。但是那個小胡子呢?要知道,這個屠夫可會毫不猶豫地下令把我們五千人統統槍斃呀。傍晚,我們聽到不遠處傳來飛機的轟鳴聲,雖然這一天雲層很厚,不適於飛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飛來一位更高級的人物。古拉格的兒子、有經驗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諾夫已在勞改營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們幾個班相處得很好。現在他是夥房裡的一名雜役。這天,他竟穿過營區大膽地從窗戶給我們塞進一小口袋黍米來,足有十來公斤。我們七個班把它平分了,為了不讓看守撞見,隻好等到夜裡才煮成粥吃。赫列布諾夫還給我們帶來一個沉重的消息:"長城"那邊的第二分部的烏克蘭人沒有聲援我們,他們昨天和今天都若無其事地照常出工。毫無疑問,他們收到了我們隔牆扔過去的紙條,他們也會聽到兩天來我們這邊鴉雀無聲,從工地的塔式吊車上可以看到自從那天夜間槍聲之後我們營區內已經兩天無人走動,他們已經兩天沒有在野外遇到我們上下工的隊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卻沒有聲援!那就是說,我們不是五千人,而是隻有三千人……(後來我們得知:烏克蘭人的領袖們是一些年輕人,還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們當時認為烏克蘭有自己的命運,它與所謂的"莫斯卡理"--即俄羅斯人--的命運不同。當初他們是那麼熱心共同事業,現在卻離開我們退去了。這麼說來,我們不是五千人,而隻有三千人。)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饑餓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腸胃。但是,當第三天早晨人數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員來到工棚,又把班長們叫到門口去,而我們這些滿心憤怨的、不可理解的、對一切都感到厭倦的人們又擠到兩邊走廊裡的時候,我們的一致決定仍然是:不讓步!我們的鬥爭已經產生了慣性。主人們今天卻隻是給我們增添了力量,新來的一位長官是這樣對我們說的:"彼斯強特種勞改營管理局請求犯人們用飯。管理局接受你們的一切申訴。它會查清這次行政部門和犯人之間的衝突的原因並將采取措施消除這些原因。"是不是我們的耳朵不中用了?請求我們用飯!隻字不提勞動!我們衝擊了監獄、打碎了玻璃和路燈、拿著刀子追趕看守,這一切原來都不是暴動,而是平等的兩方,兩個平等的方麵,行政部門和犯人之間的衝突!看來,隻須我們兩天兩夜團結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們一切的人們改變腔調!我們一生中,不僅是身入囹圄之後,甚至身為自由人、身為工會會員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聽見過主人嘴裡說出這樣的甜言蜜語啊!但是,我們的人卻慢慢地、不聲不響地散去了。因為誰也不能在這裡做出決定,甚至不能應允要做出決定。班長們也低著頭走開了,雖然特彆勞改點的首長叫著每個人的名字想留住我們,但我們還是頭也不回地走開了。這就是我們的回答。工棚又銷上了。主人們從外麵看_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絕不退讓的。但在其內部,各作業班之間,正在展開一場十分激烈的討論。誘惑力太大了!主人們和善的語氣遠勝於威脅,深深感動了這些質樸而從不苛求的人們。有些聲音主張讓步。的確也是,還能爭取到什麼更好的結果呢?!……我們疲倦了!我們想吃飯!把我們的情感聯結起來並使它上升到高處去的那一神秘法則現在仿佛顫抖起來,開始往下沉了。但是,有一些幾十年來緊閉著的口、生來就一直沉默或許本來要沉默到死的口,這時卻張開並開始說話了。人們傾聽著他們的話,當然,那些尚未被殺死的眼線也在聽。這個剛剛開始發音的喉嚨(在我們屋裡是德米特裡?帕寧),這條喉嚨發聲了,隻說了幾分鐘,可是日後它卻不得不為這幾分鐘的講話付出重大代價:要加判刑期,要在那為自由而顫動過的喉嚨上套上絞索。但是,不管怎樣,這條喉嚨裡的聲帶總算第一次儘了它的天職。現在讓步?這等於憑口頭保證而投降。誰的口頭保證?是監獄看守的,勞改營鷹犬們的口頭保證。有多少座監獄,有多少座勞改營啊!難道這裡麵的人曾經履行過哪怕一次諾言嗎?!多年沉積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戲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齊翻騰上來了。是啊,我們剛剛第一次走上正確的道路,難道這就退讓?我們才初次感到e已是人,難道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陣炙人的、凶惡的旋風使我們打了一個寒戰。必須堅持下去!堅持下去!他們還會說得更好聽呢!他們還會讓步I(可是,到底該在什麼時候相信他們的哪一句話呢?這一點仍然不明確。被壓迫著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最終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讓步……)蒼鷹)。我們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這隻蒼鷹。似乎又擊翅高飛了!它又翱翔在晴空!我們又全都躺下了。為了節省自己的力氣。我們儘量減少動作,不說閒話。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還要思考。工棚裡剩下的一點食物早已吃完。誰也不再煮東西吃了。屋內一片寧靜,誰也不動,隻有幾個俯身在窗口擔任觀察任務的年輕人時而說一兩句話:向大家報告營區內的動靜。這幾個剛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激情滿懷,戰勝饑餓,寧願在剛踏進生活之門時死去,也不肯屈服。他們這種決心引起我們的愛戴和欽佩,我們羨慕他們,深感自己的頭腦理解真理太遲,自己的脊梁骨已經僵化於彎曲狀態了。我想,現在可以舉出其中幾個年輕人的名字了:亞涅克?巴拉諾夫斯基、沃洛佳?特羅菲莫夫,還有鉗工博格丹。突然,第三天傍晚,當夕陽快要沉入地平線的時候,觀察員們用遺憾的激動的聲音向大家報告:"九號工棚!九號工棚投降了!……九號的人正朝食堂走去!"大家立即從床上跳起來。對麵一排房間的人也擠到這麵來。我們趴在上下層床鋪上,隔著前麵人的肩膀、透過窗上的鐵柵欄往外看,一聲不吭地看著這支隊伍的可悲的行進。二百五十個本來已經是黑暗的、在夕陽反照下顯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憐、馴順、屈辱的長隊,斜穿過營區朝食堂魚貫走去。他們的身影一個個在夕陽的餘輝中閃過,像是一根連結得不牢固的沒有儘頭的鏈條,像是後麵的人抱怨前麵的人走去,因而才無可奈何、滿心不快地跟著走去似的。有一些嚴重衰弱的人由彆人扶著或拉著走。他們那蹣跚的身影,就像許多引路人牽著許多盲人走去一樣。不少人手裡拿著小鍋或茶缸。拿著這可憐的勞改營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對於已經收縮的腸胃來說將過於豐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帶回來。因此,像乞丐討飯盆一樣伸到麵前的小鍋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隸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我感到眼淚奪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邊瞟了一眼,同伴們的臉上也掛著淚水。第九號工棚的意見是決定性的。他們那裡被打死的人從星期二晚上開始已經在工棚裡停屍四晝夜了。他們向食堂走去,這就是說,為了一份口糧,為了一碗粥,我們決定寬恕那些殺人犯了。九號工棚是個饑餓的工棚。那裡的作業班都是乾各種雜務勞動的,他們很少有人收到郵包。那裡有許多乾瘦得快死的人。也許是因為怕工棚裡增加新的屍體才投降的吧?……我們默默地離開窗戶。這時發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麼叫波蘭人的驕傲,懂得了他們曆史上那些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起義是怎麼回事。前文提到的那個波蘭人工程師尤裡?文格爾斯基現在在我們班裡。他的十年刑期已經到最後一年了。他平常總是彬彬有利,和藹可親,甚至在他當施工員時也從未聽到他對誰高聲說過話。可是現在,他的臉突然變色了。一看見這個走去請求施舍的隊伍,他憤怒地、輕蔑地、痛苦地扭過頭去,挺起胸膛滿腔憤恨地高聲喊道:"班長!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飯,我不去!"說著,他爬上"小車廂"躺下,轉臉朝牆……再也沒有起來。我們晚上也去食堂吃飯了,可他沒有起來!他從來沒有收到過郵包,他孤獨一人,經常吃不飽,可是,他沒有起來!對他來說,熱氣騰騰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無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假如我們所有的人都這麼驕傲而堅強的話,世界上哪個暴君還能夠維持住他的寶座呢?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並沒有趕我們去勞動以彌補耽誤了的工作(勞改營頭頭們肯定在擔心完不成計劃),隻是給我們吃飯,發給前兩天的糧食,讓我們散步。大家在工棚間串來串去,互相談著這幾天是怎樣度過的,總的情緒是歡樂的,似乎我們贏了,而不是輸了。何況已變得溫和些的主人還答應滿足我們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麼是合法的?這由誰來判斷?……)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預兆不祥:有一個叫瓦洛吉卡?波諾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崗樓裡去了。這些日子這個家夥一直和我們在一起,他聽到了許多人的談話,看到過許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說,他是去出賣我們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區外躲過我們的刀子。波諾馬廖夫的逃跑使我徹底認清了刑事犯的本質。他們那虛假的義氣,實質上不過是他們幫派內部彼此應儘的義務。而當他們被卷進革命旋渦時,他們肯定要乾出卑鄙勾當。他們隻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則。可以預料,正在準備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卻恰恰相反,當局宣布:已從卡拉乾達、阿拉木圖、莫斯科派來專人組成的委員會。要對這次事件調查處理。在滴水成冰的嚴寒裡,營區中部擺起一排桌子,幾個穿白色短大衣和氈靴的軍官端坐桌旁,聽取囚犯們的申訴。許多人去了。申訴了。記錄下來了。星期二早點名之後,又把班長們全召集去"提意見"。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種方式的偵訊:他們知道犯人們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讓人們把話說出來,然後便可以更準確地進行逮捕。這是我當班長的最後一天。我身上的腫瘤近來生長很快,我一直拖下來沒去動手術,總想等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時間。一月間,特彆是絕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腫瘤幾乎每日每時都在增大。這樣,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決定: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刻。所以,絕食剛結束,各工棚一打開,我馬上去看病,醫生決定立即給我動手術。現在我就是作為班長去參加這最後一次"提意見"會的。會場設在浴室的脫衣間,這裡比較寬敞。一排理發椅子前麵擺了一張長桌作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內務部的一名上校,幾名中校,還有幾名下級軍官,我們勞改營的長官坐在他們背後的第二排,根本不顯眼。第二排還有記錄人員,整個會議期間他們都在緊張地寫。第一排有個人專門向記錄員重複發言者的姓名。主席台上比較突出的是特彆處或是機關裡來的一名中校,此人聰明伶俐、思想敏捷、善於抓住問題,是個奸詐的、乾練的壞蛋。他那高高的額頭、狹長的麵孔和敏捷的思路,說明他遠遠不屬於這群昏庸無能的官僚之列。作業班長們都不願意講話,他們幾乎是從密密麻麻的會場裡被硬拉起來講話的。每當他們開始講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斷他們,請他們解釋:為什麼這裡的囚犯們要殺人?罷工的目的是什麼?……假如某個倒黴的班長試圖認真回答這些問題,說明殺人的原因和囚犯們有些什麼要求,那麼,主席台上的幾個人就會一起撲向他:你怎麼知道的?那就是說你也和匪徒們有聯係嘍?請你說說他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