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必須附帶地指出，她因此會去恢複一種男性神話。對於勞倫斯，就像對於許多其他人，男性生殖器既代表生命活力又代表人的超越力。所以女人能在床第之樂當中看到同世界精神的交流。她在對男人的神秘崇拜中，由於極其得意而失去了自我，同時也重新找到了自我。這種矛盾因人們的性能力的多樣性而很容易得到解釋。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她通過日常生活知道他們的性無能是偶然的），是人的卑鄙化身；另一些人則讓男人的偉岸達到高峰。但是女人甚至能夠鼓勵將這兩種人合二為一。一個正在和她認為出眾的男人相愛的少女寫道：“如果我有名氣，R．肯定會娶我，因為他的虛榮心將得到滿足；他會趾高氣揚地讓我挽著他的胳膊出去散步。”然而她卻在瘋狂地崇拜他。在女人的心目中，同一個人完全可能是吝嗇的、卑鄙的、愛虛榮的、可笑的，然而又是一個神；這些神畢竟是有弱點的。一個人若是作為一個自由人，若是因他的人性被愛，就會受到極其挑剔而又苛求的對待，這種態度其實是真正熱情的另一麵；而一個順從跪在她的男性麵前的女人，則完全可能自豪地知道該如何“操縱”與“對付”他；她百般奉承他的“軟弱的一麵”，不讓他失去威望。這證明她並不關心他在實際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個人人格；她盲目崇拜她的偶像也同樣有的一般化本質。男性氣質是一種神聖的光輝，一種既定的、不變的價值，儘管掌握這一價值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它仍然可以被感受到；他不斤斤計較；相反女人卻嫉妒他的特權地位，通過在各方麵不懷好意地表現出勝他一籌來尋求快樂。女人對男人情感的這種曖昧性，在她對她自己和對世界的一般態度中也可以發現。禁煙她的那個領域被男性世界包圍著，但又受到把男人本身當做玩物的模糊力量的纏擾；如果她和這魔力聯合起來，那麼會輪到她走向權力。社會把自然變成了奴隸，但自然也在支配社會。精神在生命之外燃燒起來，但當生命不再支持精神時，它就會停止燃燒。這種替女人辯護的含糊其辭的說法，是在花園裡比在城市裡，在疾病中比在思想中，在生育時比在革命時更可以發現的真理；她努力重建巴霍芬所夢想的大地統治，母親統治，以便不顧次要者身份而重新變成主要者。但是當她也是一個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時候，她卻隻有通過美化那個束縛她的領域——賦予它一種超越度（ayransdentdemension），才能夠讓它具有價值。男人生活在一個協調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可以包容在思想裡的現實。女人則在勉強對付一種有魔力的、蔑視思想的現實，通過沒有真實內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虛無飄渺中對自己的命運這個純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動，而是在想像的王國中樹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說，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夢想。所以實際上她既是“自然的”，也是人為的，既是實實在在的，也是虛無飄渺的。她的生活在洗涮壇壇罐罐中度過，卻是一部輝煌的；她是男人。的附庸，卻自以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體上蒙受恥辱，卻把一切：獻給了愛情。由於隻配知道生活中偶然發生的事情，她變成了耽於空想的祭司。這種曖昧性還明顯在女人對待自己身體的方式上。它是個負擔：它在為物種的服務當中，在每月流一次的血當中，在被動的多育當中被消耗掉了，對她來說，它不是把握世界的純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自然存在；它不是快樂的源泉，而是造成了難以忍受的痛苦；它潛伏著危險：女人覺得在受她“內部”的威脅。它是個“歇斯底裡的”身體，因為內分泌液與控製肌肉、內臟的神經係統和交感神經係統有密切聯係。女人拒絕為她身體所呈現出的反應負責；在抽泣、嘔吐和激動時，它逃脫了她的控製，從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實，但也是她處處要遮掩的真實。不過它又是她光榮的替身；她在鏡子裡看到它時覺得眼花繚亂；它是幸福的希望，藝術的佳作，活著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當她對鏡子裡的自我微笑時，她忘記了她肉體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愛的擁抱中，在母性義務中被破壞了。但是當她呆呆地看著自己的時候，她常常對自己既是個女主角又是個肉體感到驚訝。自然也同樣送給她雙重麵目，它既供給湯鍋，又刺激神秘的顯露。當女人變成主婦和母親時，她放棄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歡安靜地種她的菜園，把養好的花插到花瓶裡：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顛倒。在大地的動物和植物當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裝飾物；但是她也在它們那裡看到了一種高貴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動。生命不僅僅是內在的、重複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麵；它在鮮花盛開的草地上被揭示為美。由於子宮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協調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風掠過，這春風就是精神。她在某種程度上仍不滿意，她和少女一樣也有一種未實現和不確定的感覺，在朝著無邊無際地平線無限伸展的道路的儘頭，她的靈魂也變得看不見了。她雖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卻仍舊欣喜若狂地發現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權的；她不再是母親、妻子和主婦，而是一個人；當她凝視被動的世界時，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個有意識的人，一個具有最起碼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麵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漸消失了。她穿過荒原，把手浸過溪流，這時她不是為彆人而是為她自己活著。任何一個經曆了種種奴役而仍保持獨立的女人，都會熱愛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則隻會從那裡找到典雅、極樂的借口；她們在黃昏時，會徘徊於著涼危險和靈魂狂喜之間。這種對肉體的世界和對“詩”的世界的雙重忠誠，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諱地去堅持的形而上學和智慧。她儘力把生命與超越結合起來，這就是說，她不接受笛卡爾哲學和它的形式邏輯以及所有的相關學說。她所熟悉的自然主義，和斯多噶學派或16世紀新柏拉圖主義者所信奉的自然主義相似。毫不奇怪，以納瓦爾的瑪格麗特為代表的女人，將要接受一種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學。如我們所見，女人在社會上信奉善惡對立說，在本體論上深感需要成為樂觀主義者——她必須相信，事物的本性總的來說是趨於善的。行動的道德規範對她不適宜，因為她沒有行動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這個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須是善；但是，一個善若是如斯賓諾莎的善那樣是靠推理認識到的，或是如萊布尼茨的善那樣是靠計算認識到的，便不可能與她相乾。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種充滿生機的、她隻要活著就可以被置於其中的和諧。和諧這個概念是女性世界的關鍵之一；它意味著一種固定的完美，意味著直接證明取決於整體同時又取決於對整體的被動參與的每一種成分，其存在都是正當的。於是女人在一個和諧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將通過行動所追求的東西：她和世界相互噴合在一起，她為它所必需，她為取得善的勝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視為啟示的時刻，她們發現自己同一個靜止的、自我滿足的現實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亞·沃爾芙（在《達洛維夫人》和《到燈塔去》中）和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在她整個的作品中），作為最高報償賜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時刻。那種存在於自由波濤的快樂是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體驗到的是一種恬靜的、充滿快意的充實感。可以理解，隻有平靜狀態才能夠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價值，因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絕、怨恨和苛求的緊張氣氛中；她不可能因為享受到一個美好的下午或涼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責。但要在這裡尋求隱蔽的世界靈魂卻是妄想。不應當把善看做某種存在物：世界不是和諧的，而且任何個體在它那裡都不占主要地位。倒是有一種證明生存正當性的方式，一種最高的補償，是社會一向習慣於賜予女人的，那就是宗教。必須有一個為女人準備的宗教，猶如必須有一個為普通人準備的宗教，而且兩者完全出於同樣的理由。當強迫一個性彆或一個階級處於內在性狀態時，就必須為它提供一個進行某種超越的海市蜃樓。男人讓上帝批準了他寫的法典，他擁有很大的優勢；既然男人對女人行使的是最高權力，這個權力被上帝授予就是特彆榮幸的了。對於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教徒來說，除了彆的，還有根據神授的權利，男人是主人；所以對最高主宰的敬畏會壓抑被蹂躪的女性所產生出的任何反抗衝動。人們可以指望她輕信。女人對男性世界采取了尊重和信任的態度：她覺得天國裡的上帝比內閣大臣還要遙遠，創世的神秘和發電站的神秘相似。但如果女人非常情願信奉宗教，那首先是因為它滿足了一種極度的需要。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現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麼是壓抑的工具，而是一種欺騙的工具。與其說要女人以上帝名義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說要她相信，多虧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貴的男性處於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誘惑也為關於不公正已被克服的斷言所製止。女人不再被否認有超越性，因為她要把自己的內在性奉獻給上帝。靈魂的價值隻有在天國才能衡量，並不依它們在人間的成就而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說，在這個世界隻有職業不同的問題：擦皮鞋或建橋梁全都是空的；在社會歧視之上和之外，兩性平等被恢複了。這是小女孩和少女成為比她們兄弟更為狂熱的信徒的原因；上帝的眼光超越了男孩子的超越，這使他蒙受羞辱：他在這強大的監護下將永遠是個孩子；這是比他父親的存在所預示的閹割更為嚴重的圍割。但是這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若是女性，她便會從這種眼光中得到拯救，變成天使的姐妹。這會取消陰莖優勢。真誠的信仰在避免自卑情緒方麵對小女孩很有幫助：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上帝的造物。因此我們發現，許多偉大的女聖徒具有完全屬於男性的堅定性：聖·布裡契特（St．Bridget）和錫耶那的聖·卡特琳，都傲慢地宣稱要稱霸世界；她們不承認任何男性權威。卡特琳甚至很嚴厲地給她的神父下命令；冉·達克和聖·泰麗莎在征途中表現出的剛毅，為任何男人所望塵莫及。教會對此回答說，上帝沒有批準女人擺脫男性的監護；她已把否決赦免和否決革除教門的強大武器專門置於男人的掌握之中；冉·達克執著地忠實於她的夢想，於是被燒死在火刑柱上。雖然女人所服從的法律是男人根據上帝本人的意誌製定的，她仍然從上帝那裡獲得了有力的庇護以躲避他們。男性的邏輯被神聖的奧秘駁倒了；男人的自尊變成了罪孽，他們為此進行的煽動是荒謬的、有罪的：為什麼要重塑上帝親手創造出的世界？強加給女人的被動性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了。她在聖火旁邊祈禱著，知道自己比在政治集會上遊來蕩去的丈夫離天國更近。拯救她的靈魂不需要做任何事，隻要順從地活著就夠了。生前與精神的綜合完成了：母親不僅生了一個肉體，她還為上帝生了一個靈魂；這項工作比洞察原子的無用秘密更偉大。在聖父的默許下，女人可以無視男人，勇敢地要求得到她那女性的光榮。這樣，上帝便不但恢複了一般女性的地位，而且每一個女人都可以從這位神聖的、漫不經心的唯一者那裡得到特殊的支持。她作為一個人幾乎沒有影響，但是一旦以聖靈的名義行動，她的願望就是神聖的了。居榮夫人說，她懂得了（這和一個修女生病有關）“該用聖經指揮些什麼，該用聖經服從些什麼”；信徒就是這樣用謙卑的服從掩飾了她的權威。當她撫養孩子時，當她管理修女院時，當她組織慈善團體時，她隻是超自然手中的工具；她不可能違抗、不可能冒犯上帝本人。無疑男人也同樣不能藐視這種支持；但是他們和彆的男人打交道時這種支持並不太可靠，因為彆的男人也會理直氣壯地要求得到這種支持，所以這樣的衝突隻能用人的準則來加以解決。女人則祈求於神的旨意，專橫地為她在彆人（這些人已經屬於她）心目中的權威辯護，為她在自己心目中的權威辯護。如果她在她和上帝之間找到了這種真正有用的合作，這首先是因為她完全被她與自我的關係所占據——即便是這種關係影響了其他關係；因為在這種純屬內心的單獨討論中，上帝的沉默可以具有法律力量。實際上，女人把宗教當做滿足自己欲望的口實。她是一個性冷淡、被虐狂、虐待狂嗎？她以放棄肉體，以扮演殉道者，以撲滅周圍的每一種生命衝動，來取得神聖性。她摧殘、消滅自己，以此來獲得上帝選民的某種資格；當她折磨丈夫和孩子，完全拒絕給予他們世俗幸福的時候，她準備在天堂為他們選擇一個位置。據虔誠的傳記作者認為，科特納的瑪格麗特之所以虐待後代，是由於她錯誤地要“懲罰她自己以往的罪孽”；她隻有喂飽了所有的流浪漢之後，才去喂自己的孩子。如我們所見，對不想要的孩子采取仇視態度是很常見的：這真是天賜良機（一點兒也不誇張），借此可以向他表達正當的憤怒之情。對她來說，水性楊花的女人很容易和上帝一起商量事情；虔誠的女人則得到明天將會赦免她罪過的保證，這常有助於她克服今天的良心自責。不論她選擇的是禁欲還是縱欲，自尊還是謙卑，對自我拯救的關心都使她屈服於她最喜歡的快樂，即自我關注。她傾聽她心臟的跳動，她注意她肉體的顫動，她的生存被在她心中存在的慈悲上帝證明是正當的，正如孕婦的生存被胎兒證明是正當的。她不但時常出神地審視自己，而且還向懺悔神父報告自己的情況；以前她甚至對當眾懺悔感到無限喜悅。人們在談到科特納的瑪格麗特時說，為了懲罰自己的片刻空虛，她站在陽台上像個正在生孩子的女人似的開始大喊大叫：“來吧，科特納的百姓們，拿著蠟燭和燈籠來吧，出來聽聽這個罪人說的話吧！”她列舉自己的種種罪過，向群星宣泄自己滿腔的哀怨。她通過這謙卑的吵鬨，滿足了對常在自戀女人身上表現出的裸露癖的需要。宗教準許女人自愛（Self－love）；它給她帶來了她夢寐以求的導師、父親。情人、神聖的監護人；它滿足了她的白日夢，充實了她空虛的時間。但最主要的是，它通過讓她對無性彆的天國裡有個更美好未來的希望，進一步鞏固了社會秩序，證明她聽天由命是有道理的。這就是女人到今天仍然是教會手中的一張有力王牌的原因；這也是教會對可能有助於婦女解放的一切措施特彆懷有敵意的原因。必須有為女人準備的宗教；同時也必須有讓宗教不朽的女人，這就是“真正的女人”。顯然，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價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為，應當由她的處境來解釋。否認她具有超越性，通常會使她無法具備人類最崇高的品質：英雄主義、反抗精神、大公無私、想像力和創造力；但這些品質即使在男性當中也不是太常見。有許多男人和女人一樣，也被束縛在一個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範圍裡，被束縛在次要手段的範圍裡。工人通過政治行動逃出了這個範圍，他表達了革命的意願；但所謂的“中等”階級的男人，卻有意讓自己留在這個範圍裡。雇員、辦公室職員和商人，注定要和女人一樣重複日常的繁雜事務，認同於現成價值，尊重公眾輿論，追求世俗的、無價值而又含糊的安逸，所以他們並不比和他們相隨的女性優越。女人在烹飪、洗涮、持家和撫養孩子當中所表現出的獨創性和獨立性，要比唯命是從的男人更大。他長期以來整天都要服從他的上司，穿著白領衣服，保持著他的社會地位；她則可以穿著隨便，在公寓附近閒逛，唱歌，和鄰居說說笑笑；她為所欲為，極少有風險，總想一帆風順地取得某些結果。她不像丈夫那樣，生活在必須經常注意外表的氣氛中。卡夫卡寫道，除了彆的，辦公室世界還是個繁文縟節、充滿荒唐姿態和無目的行為的世界，它基本上是男性的。女人更熟知現實；當辦公室職員畫完表格，或把沙丁魚罐頭折算成錢的時候，他除了抽象物什麼也沒有掌握。在搖籃裡被喂養的嬰兒，乾淨的台布，烤肉，始終是更有形的資產；然而正因為她在追求這些目標時感到了它們的（因而也感到了她自己的）偶然性，女人才往往並不把自己等同於它們，她仍然有留給自己的東西。男人的事業既是設計也是逃避：他讓自己為職業和“門麵”所窒息；他經常妄自尊大，自以為了不起。女人反對男人的邏輯和道德，她不會掉進這些陷阱，司湯達就對此頗感興趣。她沒有用自尊心去庇護自己，以逃避她含糊的地位；她也沒有用人的尊嚴這個假麵具去掩飾自己；她更坦率地暴露了她的散漫思想，她的情感，她的本能反應。所以，隻要她不以丈夫的忠實“妻子”身份講話，她不論為自己辯解些什麼，所說的都不會像她丈夫那麼令人討厭。他討論所謂的一般觀念——這就是說，他在報紙專欄和技術著作中找到的詞語、公式，她則揭示有限但卻具體的經驗。眾所周知的“女性敏感性”，是從神話派生出來的某種特性，是從假托派生出來的某種特性；但它也是事實，因為女人比男人更注意她自己，更注意這個世界。她的性生活處在粗野的男性氛圍中，所以作為補償，她有一種對“美好事物”的癖好，這可能引起過分的做作，但也可能產生真正的優美。由於她的範圍有限，她無法達到的目標就顯得異常珍貴；她不認為它們同概念或設計有什麼密切的聯係，她僅僅是要展示它們的壯觀。她的逃避意誌表現為她對喜慶的熱愛：一束鮮花，一塊蛋糕，一張擺放得體的桌子，其微力雖然無用卻令她深深陶醉；她喜歡把空虛的閒暇變成慷慨的奉獻。她愛笑，愛唱，愛裝飾物，愛小玩藝兒，她準備接受周圍令她激動的一切：街市的風光，天空的景致。一次邀請，一次傍晚的外出，都會為她開辟新的視野。男人往往拒絕參與此類樂事；他回家時那快樂的聲音便消失了，女人的確做出了他期望於她們的那種無聊而適度的姿態。女人從孤獨與隔絕的深處，悟出了她生活的個人意義。她對過去、死亡、時間的流逝，有著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對她心靈的、她肉體的、她思想的冒險懷有濃厚的興趣，因為她知道這是她在人間所擁有的一切。而且，基於她是被動的這一事實，她對淹沒她的現實的體驗，比專注子抱負和職業的人更熱情、更動人；她有閒暇，並且也喜歡放縱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覺，闡明其意義。當她的想像不再沉迷於空洞的夢想時，她會變得富有同情心：她試圖把他人作為單個的人加以理解，並認為他們與自己是同一的；她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時，可以使這種同一性徹底實現：她以某種他所不能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設計和心事都變成了她自己的。她就是這樣急切地關注著整個世界；在她看來世界仿佛是一個謎，每一個人，每一樣物都可能是謎底；她急切問他和它。當她變老時，她破滅了的希望變成了熱嘲冷諷和常讓人感到辛辣的憤世嫉俗；她不願意受男人神秘舉止的愚弄，她從男性建成的雄偉建築中看到了偶然的、荒謬的、不必要的一麵。她的依附性不允許采取超然態度，但是，從那口強迫她自我犧牲的井中，有時她也能夠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支持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她的孩子；她不再考慮自己，她是純粹的禮物，純粹的貢品。她無法完全適應男人的社會，常一時興起，發明出她自己的行為模式；她無法從現成的形式和陳詞濫調中得到完全滿足；她懷著世界最美好的意願對它們憂心忡忡，這種憂慮較之她丈夫自以為是的保證更接近真理。但是，她隻有在拒絕受他欺騙的條件下，才會在男性麵前擁有這些優勢。在上層階級，女人是她們主人的熱情幫凶，因為她們隨時準備獲得既得利益。我們已經看到，中產階級的上層婦女和貴族婦女，始終比她們的丈夫更頑固地捍衛本階級的利益，毫不猶豫地準備徹底犧牲掉她們作為一個人的獨立性。她們壓抑一切思想，一切批判性判斷，一切本能衝動；她們對公認的見解隨聲附會，人雲亦雲，她們把理想同男性法典強加給她們的貨色混為一談；真誠在她們心中完全泯滅，甚至在她們臉上也消失殆儘。主婦在工作中重獲了某種獨立，得到了一種有限但具體的經驗；但是，如果女人的工作是靠仆人完成的，她就不會對世界有任何把握；她將會生活在夢想和抽象中，生活在真空中。她不理解她所說的觀念的意義；她在討論中使用的詞完全失去了本意。金融家和工業巨頭，有時甚至還有軍界領袖，都懂得艱辛和謹慎，他們都能承擔風險；他們通過不正當交易購買特權，但至少他們自己也付出了代價。然而他們的妻子在交易中卻什麼也沒有付出，什麼也沒有做，就得到了她們得到的一切；所以她們才如此盲目地相信她們的權利是不可廢除的。她們那愚蠢的傲慢，她們那徹底的無能，她們那頑固的無知，使她們變成了人類.9９ｌｉb.有史以來所產生的最無用、最不足取的人物。這樣看來，談及一般的“女人”，同談及“永恒的”男人一樣荒唐可笑。我們要知道，旨在證明女人優於或劣於或平等於男人的種種比較之所以愚蠢，就是因為他們的處境極其不同。如果比較這些處境而不是比較這些處境中的人，我們就會清楚看到男人的處境是十分可取的；這就是說，他在世界上有更多的機遇去運用他的自由。其結果必然是男性的成就要遠遠超過女人的成就，因為女人實際上被禁止做任何事。並且，在男女各自的範圍內比較他們對自由的運用，這也許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嘗試，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恰恰是要自由地運用自由。在各種形式下，極其嚴重的欺詐與欺騙的陷阱——不真誠的誘惑，同樣多地在等待著男女兩性；兩者都有完全的精神自由。但是，單單由於實際上女人的自由仍然是抽象的、空洞的，她便隻能在反抗中運用自由，這是沒有機會做任何建設性事情的人們所麵臨的唯一出路。他們必須抵製他們處境的種種限製，努力開辟未來的道路。聽天由命隻能意味著退讓和逃避，對女人來說，除了謀求自身解放，彆無它途。這種解放必須是集體的，它首先要完成女人經濟地位的演變。然而，過去和現在都有女人想通過個人努力去謀求個人的拯救。她們想在內在性當中證明她們生存的正當性——亦即想在內在性的範圍之內實現超越。我們在自戀者、情婦和修女的身上將要看到的，正是受禁煙的女人作出的這種最終想把牢獄變成光榮天堂的努力。這種努力有時是可笑的，但常常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