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沉鬱到了一九六七年職業棒球世界大賽時改變了。那是夢幻的一年，波士頓紅襪隊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維加斯賭盤所預測，贏得美國聯盟冠軍寶座。在他們贏得勝利的一刹那，整個監獄為之沸騰。大家似乎有個傻念頭，覺得如果連紅襪隊都能起死回生，或許其他人也可以。我現在沒辦法把那種感覺解釋清楚，就好像披頭士迷也無法解釋他們的瘋狂一樣。但這是很真實的感覺。當紅襪隊一步步邁向世界大賽總冠軍寶座時，監獄裡每個收音機都在收聽轉播。當紅襪隊在聖路易的冠軍爭奪戰中連輸兩場的時候，監獄裡一片愁雲慘霧；當皮特洛切裡演出再見接殺時，所有人歡欣雀躍，簡直快把屋頂掀掉了；但最後在世界大賽最關鍵的第七戰，當倫伯格吃下敗投、紅襪隊功虧一簣、冠軍夢碎時，大家的心情都跌到穀底。惟有諾頓可能在一旁幸災樂禍，那個龜兒子，他喜歡監獄裡的人整天灰頭土臉。但是安迪的心情沒有跌到穀底，也許因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雖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這種振奮的氣氛，而且這種感覺在紅襪隊輸掉最後一場球賽後，仍然沒有消失。他重新從衣櫃中拿出自由的隱形外衣，披在身上。我記得在十月底一個高爽明亮的秋日，是棒球賽結束後兩周，一定是個星期日，因為運動場上擠滿了人，不少人在丟飛盤、踢足球、私下交易，還有一些人在獄卒的監視下，在會客室裡和親友見麵、抽煙、說些誠懇的謊話、收下已被獄方檢查過的包裹。安迪靠牆蹲著，手上把玩著兩塊石頭，他的臉朝著陽光。在這種季節，這天的陽光算是出奇的暖和。“哈囉，雷德，”他喊道，“過來聊聊。”我過去了。“你要這個嗎？”他問道，遞給我一塊磨亮的“千年三明治”。“當然好，”我說，“真美，多謝。”他聳聳肩，改變話題，“明年是你的大日子了。”我點點頭，明年是我入獄三十周年紀念日，我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光陰都在肖申克州立監獄中度過。“你想你出得去嗎？”“當然，到時我應該胡子已經花白，嘴裡隻剩三顆搖搖欲墜的牙齒了。”他微微一笑，把臉又轉向陽光，閉上眼，“感覺真舒服。”“我想隻要你知道該死的冬天馬上來到，一定會有這種感覺。”他點點頭。我們都沉默下來。“等我出去後，”安迪最後說，“我一定要去一個一年到頭都有陽光的地方。”他說話那種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他還有一個月便要出去似的。“你知道我會上哪兒嗎，雷德？”“不知道。”“齊華坦尼荷，”他說，輕輕吐出這幾個字，像是唱歌似的，“在墨西哥，距墨西哥三十七號公路和仆拉雅阿蘇約二十英裡，距太平洋邊的阿卡波哥約一百英裡的小鎮，你知道墨西哥人怎麼形容太平洋嗎？”我說我不知道。“他們說太平洋是沒有記憶的，所以我要到那兒去度我的餘生。雷德，在一個沒有記憶、溫暖的地方。”他一麵說，一麵撿起一把小石頭，然後再一個個扔出去，看著石頭滾過棒球場的內野地帶。不久以後，這裡就會覆上一英尺白雪。“齊華坦尼荷。我要在那裡經營一家小旅館。在海灘上蓋六間小屋，另外六間靠近公路。我會找個人駕船帶客人出海釣魚，釣到最大一條馬林魚的人還可以獲得獎杯，我會把他的照片放在大廳中，這不會是給全家老少住的那種旅館，而是專給來度蜜月的人住的……。”“你打哪來的錢去買這麼一個像仙境的地方？”我問道，“你的股票嗎？”他看著我微笑道，“差不多耶，”他說，“雷德，你有時真令我吃驚。”“你在說什麼呀？”“陷入困境時，人的反應其實隻有兩種，”安迪說，他圈起手，劃了一根火柴，點燃香煙。“假設有間屋子裡滿是稀有的名畫古董，雷德？再假設屋主聽說有颶風要來？他可能會有兩種反應：第一種人總是懷抱最樂觀的期望，認為颶風或許會轉向，老天爺不會讓該死的颶風摧毀了倫勃朗、德加的名畫；萬一颶風真的來了，反正這些東西也都保過險了。另一種人認定颶風一定會來，他的屋子絕對會遭殃。如果氣象局說颶風轉向了，這個家夥仍然假定颶風會回過頭來摧毀他的房子。因此他做了最壞的打算，因為他知道隻要為最壞的結果預先做好準備，那麼抱著樂觀的期望就沒關係。”我也點燃了根煙。“你是說你已經為未來做好準備了嗎？”“是的，我是預備颶風會來的那種人，我知道後果會有多糟，當時我沒有多少時間，但在有限的時間裡，我采取了行動。我有個朋友——差不多是惟一支持我的人——他在波特蘭一家投資公司做事，六年前過世了。”“我為你感到難過。”“嗯，”安迪說，把煙蒂丟掉，“琳達和我有大約一萬四千元的積蓄，數目不大，但那時我們都還年輕，大好前程擺在我們麵前。”他做了個鬼臉，然後大笑，“起風時，我開始把倫勃朗的名畫移到沒有颶風的地方。所以我賣掉股票，像一般好公民一樣乖乖付稅，絲毫不敢有所隱瞞或抄捷徑。”“他們沒有凍結你的財產嗎？”“我是被控謀殺，雷德，我不是死掉！感謝上蒼，他們不能隨意凍結無辜者的財產，而且當時他們也還沒有以謀殺的罪名指控我。我的朋友吉米和我當時還有一點時間，我的損失還不小，匆匆忙忙地賣掉了所有的股票什麼的。不過當時我需要擔心的問題，比在股市小小失血要嚴重多了。”“是呀，我猜也是。”“我來到肖申克時，這筆錢很安全，現在也仍然很安全。雷德，在外麵的世界裡有一個人，從來沒有人親眼見過他，但是他有一張社會保險卡和緬因州的駕照，還有出生證明。他叫彼得·斯蒂芬，這個匿名還不錯吧？”“這個人是誰？”我問。我想我知道他要說什麼，但我覺得難以置信。“我。”“你要跟我說在這些人對付你的時候，你還有時間弄一個假身份？”我說，“還是在你受審的時候，一切已經都弄妥了——”“我不會這樣跟你說，是我的朋友吉米幫我弄的，他是在我上訴被駁回以後開始辦的，直到一九五〇年春天，他都還保管著這些身份證件。”“你們的交情一定很深，因為這樣做絕對犯法。”我說，我不敢確定他的話有多少可信——大部分是真的，隻有一點點可以相信，還是全部都不能相信。但那天太陽露臉了，是個暖和的好天氣，而這又是個好故事。“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安迪說，“我們打仗時就在一起，去過法國、德國，他是個好朋友。他知道這樣做是不合法的，但他也知道在美國要假造身份很容易，而且也很安全。他把我所有的錢都投資在彼得·斯蒂芬名下——所有該付的稅都付了，因此國稅局不會來找麻煩。他把這筆錢拿去投資時，是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到今天，這筆錢已經超過三十七萬元了。”我猜我訝異得下巴落到胸口時，一定發出了“砰”的一聲，因為他笑了。“想想看，很多人常常惋惜，假如他們在一九五〇年就懂得投資這個那個就好了，而彼得·斯蒂芬正是把錢投資在其中的兩三個項目。如果我不是被關在這裡，我早就有七八百萬的身價了，可以開著勞斯萊斯汽車……說不定還有嚴重的胃潰瘍。”他又抓起一把塵土，優雅地讓小砂子在指尖慢慢流過。“懷抱著最好的希望，但預做最壞的打算——如此而已。捏造假名隻是為了保存老本，隻不過是在颶風來臨之前，先把古董字畫搬走罷了。但是我從來不曾料想到，這颶風……竟然會吹這麼久。”我有好一陣子沒說話。我在想，蹲在我身旁這個穿灰色囚衣的瘦小男子，他所擁有的財富恐怕是諾頓一輩子都賺不到的，即使加上他貪汙來的錢，都還是望塵莫及。“當你說你可以請個律師時，你確實不是在開玩笑，”我最後說，“有這麼多錢在手上，你連丹諾（ce Darrow 1857—1938，美國名律師及演說家、作家。）這種等級的名律師都請得起。你為什麼不請律師為你申冤呢？你很快就可以出獄呀？”他微笑著，以前當他告訴我，他和老婆有美好的前程擺在麵前時，臉上也帶著那種微笑。“不行。”他說。“如果你有個好律師，就可以把湯米這小子從凱西門弄出來，不管他願不願意。”我說，開始得意忘形起來。“你可以要求重新開庭，雇私家偵探去找布拉契，把諾頓扳倒，為什麼不這麼做呢？”“因為我被自己的計謀困住了，如果我企圖從獄中動用彼得·斯蒂芬的錢，很可能所有的錢都保不住。原本吉米可以幫我的忙，但是他死了，你看出問題出在哪裡了嗎？”我懂了。儘管這筆錢能帶來很大的好處，但安迪所有的錢都是屬於另一個人的。如果他所投資的領域景氣突然變差，安迪也隻能眼睜睜看著它下跌，每天盯著報上的股票和債券版，我覺得這真是一種折磨人的生活。“我告訴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好了，雷德。巴克斯登鎮有一片很大的牧草地。你知道巴克斯登在哪裡吧？”我說我知道，就在斯卡伯勒附近。“沒錯。牧草地北邊有一麵石牆，就像弗羅斯特的詩裡所描寫的石牆一樣。石牆底部有一塊石頭，那塊石頭和緬因州的牧草地一點關係也沒有，那是一塊火山岩玻璃，在一九四七年前，那塊玻璃一直都放在我辦公桌上當鎮紙。我的朋友吉米把它放在石牆下，下麵藏了一把鑰匙，那把鑰匙能開啟卡斯柯銀行波特蘭分行的一個保險櫃。”“我想你麻煩大了，當你的朋友吉米過世時，稅捐處的人一定已經把他所有的保險箱都打開了，當然，和他的遺囑執行人一起。”安迪微笑著，拍拍我的頭。“不錯嘛，腦袋瓜裡不是隻裝了漿糊。不過我們早有準備了，我們早就把吉米在我出獄前就過世的可能性都考慮在內。保險箱是用彼得·斯蒂芬的名字租的，吉米的律師每年送一張支票給波特蘭的銀行付租金。彼得·斯蒂芬就在那個盒子裡，等著出來，他的出生證、社會保險卡和駕照都在那裡，這張駕照已有六年沒換了，因為吉米死了六年，不過隻要花五塊錢，就可以重新換發，他的股票也在那兒，還有免稅的市府公債和每張價值一萬元的債券，一共十八張。”我吹了一聲口哨。“彼得·斯蒂芬鎖在波特蘭的銀行保險櫃中，而安迪·杜佛尼則鎖在肖申克監獄的保險櫃中，”他說，“真是一報還一報。而打開保險櫃和開啟新生活的那把鑰匙則埋在巴克斯登牧草地的一大塊黑玻璃下麵。反正已經跟你講了這麼多，雷德，我再告訴你一些其他事情好了。過去二十年來，我天天看報的時候，都特彆注意巴克斯登有沒有任何工程在進行，我總在想，有一天我會看到報上說，那兒要建一座醫院、或一條公路、或一個購物中心，那麼我的新生活就要永遠埋在十英尺的水泥地下，或是隨著一堆廢土被倒入沼澤中。”我脫口而出說：“天哪，安迪，如果你說的都是真的，你怎麼有辦法不發瘋呢？”他微笑道：“到目前為止，西線無戰事。”“但可能要好多年——”“是要好多年，但也許沒有諾頓認為的那麼久，我等不了那麼久，我一直想著齊華坦尼荷和我的小旅館，現在我對生命的要求僅止於此了，雷德，這應該不算非分的要求吧。我根本沒有殺格林·昆丁，也沒殺我太太。一家小旅館……不算奢求吧！我可以遊遊泳、曬曬太陽，睡在一間可以敞開窗子的房間……這不是非分的要求。”他把石頭扔了出去。“雷德，你知道，”他?９9ｌiｂ.漫不經心地說，“在那樣的地方……我需要有人知道如何弄到我要的東西。”我沉吟良久，當時我想到的最大困難，居然不是我們不過是在監獄的小運動場上癡人說夢，還有武裝警衛居高臨下監視著我們。“我沒辦法，”我說，“我無法適應外麵的世界。我已經變成所謂體製化的人了。在這兒，我是那個可以替你弄到東西的人，出去以後，如果你要海報、錘子或什麼特彆的唱片，隻需查工商分類電話簿就可以了。在這裡，我就是那他媽的工商分類電話簿，出去了以後，我不知道要從何開始，或如何開始。”“你低估了自己，”他說，“你是個懂得自我教育的人，一個相當了不起的人，我覺得。”“我連高中文憑都沒有。”“我知道，”他說，“但是一紙文憑不見得就可以造就一個人，正如同牢獄生涯也不見得會打垮每一個人。”“到了外麵，我會應付不來的，安迪，我很清楚。”他站起來。“你考慮考慮。”他說。就在這時，哨聲響起，他走開了，仿佛剛才不過是個自由人在向另一個自由人提供工作機會，在那一刻，我也有種自由的感覺。隻有他有辦法做到這點，讓我暫時忘記我們都是被判無期徒刑的終身犯，命運完全操在嚴苛的假釋委員會和整天唱聖詩的典獄長手中，而典獄長一點都不想放安迪出獄，畢竟安迪是條懂得報稅的小狗，養在身邊多麼有用啊！但晚上回到囚房時，我又感到自己像個犯人了，這整個主意似乎荒誕不經，去想象那一片碧海藍天和白色沙灘，不僅愚蠢，而且殘酷，這念頭好像魚鉤一樣拖住我的腦子。我就是無法像安迪那樣，披上自由的隱形外衣。那晚我睡著後，夢見牧草地中央有一大塊光滑的黑玻璃石頭，石頭的樣子好像鐵匠的鐵砧，我正在搖晃石頭，想拿出埋在下麵的鑰匙，但石頭太大了，怎麼也動不了。而在身後，我可以聽到警犬的吠聲越來越近。接下來就該談談越獄了。在這個快樂的小家庭中，不時有人嘗試越獄。但是在肖申克，如果你夠聰明的話，就不要翻牆越獄。監獄的探照燈整晚都四處掃射，好像長長的白手指般，來回照著監獄四周，其中三麵是田野，一麵是發出惡臭的沼澤地。隔三差五，就會有囚犯企圖翻牆越獄，而探照燈總是把他們逮個正著；否則當他們跑到公路上，豎起大拇指希望能搭便車時，也會被發現。如果鄉下農夫看到他們走在田野間，也會打電話通報監獄。想翻牆越獄的囚犯是蠢蛋。在這種鄉下地方，一個人穿著囚衣形跡鬼祟，就好像婚禮蛋糕上的蟑螂一樣醒目。這麼多年來，最高明的越獄往往是即興之作。有的人是躺在一堆床單裡混出去的。我剛進來時聽過很多這樣的案例，不過獄方逐漸不再讓囚犯有機可乘。諾頓的“外役監”計劃也製造了一些逃亡的機會。在大多數情況下，越獄的行動都是臨時起意，例如，趁警衛正在卡車旁喝水或幾個警衛熱烈討論球賽戰況時，把挖藍莓的工具一扔，就往樹叢裡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