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的一家是愛國之家，從祖父陳寶箴先生、父親散原老人到陳先生自己都是愛國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們的下一代，我想也是愛國的。英法聯軍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當時陳寶箴先生在城裡，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實際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國才拒絕服藥、拒絕吃飯而去世的。那麼，陳先生的愛國主義表現在什麼地方？我想就這個題目，談點我個人的看法，這裡麵牽涉到《柳如是彆傳》。愛國主義這個詞是一個很好的詞，大家一聽愛國主義，都是不會批判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權利愛自己的國家。但它同我們市場上的貨物一樣，有真貨，有假貨，有冒牌的。我以為愛國主義應該分兩種：一種是真正的，一種是假冒偽劣的。這個區彆並不難。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人，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要抗日。這個大家沒有否定。那麼日本人也高呼愛國主義，東條英機也高呼愛國，但是把中國的愛國主義與日本的愛國主義一對比，中間的區彆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應該是這樣：它不允許彆的民族侵略自己，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彆的民族。因此，我認為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聯係的。假的愛國主義就是侵略彆人、壓迫彆人，然後反而高呼愛國。我這裡舉日本軍國主義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喊得雷一般響，但卻對彆的國家發起了閃電戰。他愛什麼國呢？他愛他的法西斯國家，侵略彆人，壓迫彆人，奴役彆人。所以愛國主義應該分成兩種，其道理是比較容易懂的。這真正的愛國主義呢？就是我剛才講的陳寶箴先生、陳散原老人、陳寅恪先生的。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許彆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義的。後來我又想這個問題，恐怕正義的愛國主義又應當分為兩個層次：一般人，我們中國受彆人侵略，我們起來反抗，愛我們的國家，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歌頌的、讚揚的。但我覺得這種愛國主義是一般的，層次不高；層次更高的是與文化聯係起來。我想陳先生所撰的《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大家都看過，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麼說呢，王靜安先生與陳先生的歲數雖有差彆，環境也不一樣，可是兩個人的關係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關，“心有靈犀一點通”。詩中講：“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從中可以知道，當年陳先生與王觀堂先生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寒夜中談論過去的事，兩人相對流淚，兩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為什麼？我今天想解釋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高層次的愛國主義。陳先生的這段挽詞同在清華立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上的銘文（也出自陳先生之手）內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講的問題就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文化。我們高喊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儘一致，我自己感覺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表現就是愛國主義。這一點我在北京已經講過，可能有些同誌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專門搞哲學，嚴格講也不專門搞曆史。但是喜歡胡思亂想。我想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像中國漢朝的蘇武，宋朝的嶽飛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繼光、史可法等都是我們熟悉的。所以，在中國的曆史上，從漢至清有一係列愛國主義人物，深入人心。這種情況在彆的國家很少見。我在歐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點，歐洲如舉一個著名的愛國者就不好舉。中國這個國家非常奇怪，立國幾千年，按道理講，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封建社會，天子、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隻允許侵略彆人，不允許彆人侵略，應該能夠這麼講。可事實並不是這樣子。大家都知道，從先秦的周代等時期開始，中國就被當時稱為“蠻夷戎狄”的少數民族所侵擾。秦始皇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為了抵禦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築長城。當然長城並不隻是秦始皇時代才修築的，在戰國時期就修了。長城的修築，有效地抵禦了匈奴的侵擾。到了漢代，開國之主劉邦也被匈奴包圍於平城；後來漢武帝時幾員著名大將，跟匈奴作戰，打了幾個勝仗。可無論如何，北方的威脅卻始終沒有解除。曹操時，北方威脅仍存；到了五胡亂華時代則更不必說了。唐朝是一個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親李淵卻對突厥秘密稱臣。後來，唐太宗覺得稱臣於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設法掩蓋這個事實。整個唐代，北方的威脅一直沒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遼，後是金。兩個北宋皇帝徽宗、欽宗讓人俘虜，這在中國曆史上是很少見的。後來宋廷偏安於中國東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統治民族蒙古族是我們今天的兄弟民族，在當時不能這樣看。蒙古在滅宋以前，已經建成了一個大帝國。我們不能把古代現代化。中華民族這個包括５６個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明確形成的。滿族今天也是我們的兄弟民族，當時滿族的文化與我們不一樣，當然，滿族一入關就漢化，可畢竟是另一個文化體係。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愛國主義，就因為有外敵，而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滅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國維先生，按陳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麼，為這個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陳先生認為王靜安先生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所依托的那個國不能存在了，具體的東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無法依存，於是執意自殺。那麼，陳先生為什麼與王國維先生心心相通？陳先生為什麼寫《柳如是彆傳》？這就是我要解釋的。中國外來文化，第一個是佛教，佛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傳播到中國的；後來元朝蒙古族文化進入中國，靠的是武力；清朝滿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國，背後有武力。這二者之間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不依靠武力，有的則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衝突很劇烈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錢牧齋與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心態，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態。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殺了。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從他的心態看得出來。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於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的解釋，不同於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彆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麼樂觀的。為什麼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錯。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那麼，陳先生的考據與乾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彆呢？我看區彆很大。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爭，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實際上，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事，也關心時事。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麵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裡麵有感情，乾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我們了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麵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麵，應學習他寄托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彆是《柳如是彆傳》，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裡麵。表麵上看起來是煩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陳先生在１９２９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曆史係的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於北大曆史係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我看在這裡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麼大的力量，克服那麼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彆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裡麵。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麵有很多傳說。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將來也不會。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周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確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並不奇怪，若在５０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４５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確。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做學問、寫詩。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將”。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確不正確。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著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讚揚。羨林案：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中大曆史係的同誌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致謝。我看了一遍，隻做了極小的改動。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