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前半，在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運動。北大又大大地折騰了一番。規律仍然是：這場運動你整我，下次運動我整你。混戰了一陣，然後平靜下來，又都奉命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於1965年秋天，開完了“國際飯店會議”以後，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擔任這個村的社教隊的副隊長，分工管整黨工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在鐵道修建以前，是口內外的交通要道。據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當年這裡十分繁華，大街上店鋪林立，每天晚上臥在大街上的駱駝多達幾百頭，酒館裡麵劃拳行令之聲通宵達旦。鐵路一修，情況立變，現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處可見斷壁頹垣，一片荒涼寂寞，當年盛況隻殘留在老年人的記憶中了。村裡社教運動進行的情況，我不想在這裡談。我隻談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一些情況。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來頭是很大很大的。這是儘人皆知的事實，用不著我再去細說。它實際上是在1965年冬天開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時候。這時候，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的邀請到清華向學生做過一次報告，在他家裡住過一宿。如此等等，說個沒完。我哪裡知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同我一起來南口村搞社教運動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貧農兼烈屬，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我內定他為我的“接班人”。就是這一個我的“心腹”，把我說的話都記在心中，等待秋後算賬，臉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臭名遠揚的“老佛爺”，被關進牛棚。我的這一位高足看到時機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圖得自己撈上一頂小小的烏紗帽，把此時記住的我說的話，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點歪曲，傾盆倒到了我的頭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我順便說一句，這一位有一百個理由能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的貧農兼烈屬的子弟，已經溜到歐洲一個小國當洋奴去了。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製造的鏡子裡照見自己的真相！閒言少敘，書歸正傳。我仍然讀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撲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裡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你為什麼要燒掉呢？”“不留痕跡。”“撕掉丟在茅坑裡不就行了嗎？”“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跡。”“你過分小心了。”“不是，乾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個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我自己心裡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有人來抓，並不困難。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心裡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豈知陳的話真是經驗之談，是從無數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贏得反黨反社名。”這是後話，這裡就先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