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動蕩亂世的人，注定是無奈的，動蕩的，飄零的，即使是才女、名士、神醫也不例外。亂雲飛渡，亂象叢生，局勢瞬息萬變，個體顯得那般渺小，根本無力左右自己的命運，勢必要成為大時代玩弄的棋子。甚至連有能力操控他人生命的一代梟雄曹操也感到強烈的焦慮不安，發出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歎。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重大事件頻發。這一年，對曹操、孫權、劉備等有誌稱霸天下的風雲人物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堪稱人生的轉折點。正月，東吳孫權麾下第一大將周瑜引軍進擊駐守夏口（夏口：今湖北武漢漢口，漢水入長江處。又，因《竹林七賢》背景及時間與同係列《江東二喬》相近，人物、情節將會有部分重疊之處。）的江夏太守黃祖。黃祖為荊州牧劉表部屬，與孫權有殺父之仇，多年來不斷遭到吳軍攻伐，此次終於兵敗，於逃亡途中被殺。夏口遭屠城，數萬百姓被吳軍擄往江東。六月，雄霸西涼的一方諸侯馬騰接受曹操官職，單身到京師許都（許都：今河南許昌。彼時漢獻帝仍是名義上的天子，許都為東漢京師，但曹操另外營造了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作為根本之地，朝廷實際運作中心已移往鄴城。如後麵將要提及的“建安七子”亦稱“鄴中七子”，即源於此。）歸附，馬氏在關中的勢力均為曹操所控製。七月，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荊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陽。時分襄陽、樊城二城，隔漢水相望。）。此時的曹操身任東漢丞相，兼領冀州牧，名義與事實上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雖距九五寶座尚有一步之遙，但在漢獻帝劉協完全成為傀儡的情況下，已然是名副其實的至尊掌權者。八月，荊州牧劉表在曹軍強大的兵勢壓力下，憂心忡忡，舊病複發而死。九月，曹操大軍抵達新野（新野：今屬河南。江陵：今屬湖北。當陽長阪：今湖北當陽東北。），劉表幼子新任荊州牧劉琮奉降表，迎曹操入荊州。荊州軍隊七八萬人均為曹操收容，其部兵力達二十多萬人，軍力急劇擴張。屯守樊城的劉備聽說劉琮投降曹操，急忙率軍向江陵撤退。曹操聞訊親率五千精騎追趕，一天一夜急行三百餘裡，終於在當陽長阪追上劉備。劉備大敗，拋棄家小，僅率數十騎逃走。十月，曹操占據重鎮江陵，得到大量軍用物資，實力大為增強。至此，荊州八郡中的南陽、章陵、江夏、南郡（南陽；今河南南陽。章陵：今湖北棗陽東。江夏：今湖北黃岡西北。南郡：治所江陵。）江北四郡均被曹軍占領。曹操得意揚揚，狂妄不可一世，隨即準備順流而下，進攻江南，消滅孫權及劉備殘部，一統天下。十二月，“赤壁之戰”爆發。曹操大軍自江陵沿江東下，在赤壁（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華容道：今湖北監利西北。）和孫權、劉備聯軍隔江對峙。聯軍主帥周瑜聽從部將黃蓋建議，用詐降之計，以火攻曹營。曹軍大敗，曹操狼狽不堪，率殘軍從華容道撤退。同月，孫權親自帶兵包圍曹軍鎮守的合肥（合肥：今屬安徽。），進攻百餘天，城不能下。後曹操親自率軍來救，孫權倉促退兵。十二月，劉備率軍攻打荊州在江南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今湖南常德西。長沙：今湖南長沙西。桂陽：今湖南郴縣。零陵：今湖南零陵北。）四郡，四郡太守皆降。劉備兵不血刃，輕易占領了荊州八郡中的江南四郡。隨後，劉備又以心計及手段從孫權手中借得了荊州江北四郡，從而完全控製了荊州，為日後進取蜀地、三分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年，儘管發生了這麼多大事，因戰事傷亡者多達數萬人，然而對於普通人來說，也不過是動亂歲月中司空見慣的一年而已。但是這一年卻在一個年僅四歲的小男孩的稚弱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名字，叫作山濤（《紅樓夢》中有一回“暖香塢雅製春燈謎”，其中講到紋兒出了個“水向石邊流出冷”的謎麵，要求打一古人名，結果探春猜出謎底，即是“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山濤字巨源，河內懷縣（河內郡：郡治河內（今河南沁陽）。懷縣：今河南武陟西。宛句：今山東菏澤。）人。這位日後成為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賢”之一的人物，既是“竹林七賢”中年紀最大、性格最沉穩者，也是官位做得最高者。此時的山濤，還隻是個貧苦無依的孤兒，其父山曜雖然當過宛句令，但卻早死。幼小喪父的艱難生活磨礪了山濤的意誌，他少小聰慧，善於察言觀色，能根據風向圓滑處世，這一秉性對他日後穩居高位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四歲的山濤並沒有留意本年所發生的一係列“軍國大事”，而他與他的家族所關注的，恰恰是兩件當時看起來並不起眼的事情。第一件是年初的時候，流落匈奴十二年的大才女蔡琰終於從漠北回到中原。蔡琰字文姬，是漢末名士蔡邕之女，早年戰亂時被匈奴擄走，被迫嫁給匈奴左賢王為侍妾，還生下了兩個兒子。當初曹操未發跡時，曾受前太尉喬玄知遇之恩，與喬玄屬吏蔡邕交好，曾有“管鮑之交”一說。他聽聞蔡邕獨生愛女蔡琰流落異鄉之事後，起了憐憫之心，遂派周近出使匈奴，用黃金及一對玄玉璧為代價，贖回了蔡琰。蔡琰思念故國已久，雖得以歸漢，卻被迫與親生骨肉生生分離。在極端矛盾的痛苦情感驅動下，她創作出了長詩《胡笳十八拍》，後又改成樂曲，移情於聲，借用匈奴胡笳善於表現思鄉哀怨的樂聲，融入漢地古琴聲調之中，表現出一種獨特的韻味。文姬思鄉，離子淒楚，深沉哀怨，撕裂肝腸。此曲將漢、胡音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亦伴隨作者蔡琰本人的“浩然之怨”而流芳百世（《胡笳十八拍》樂曲原是琴曲，魏晉以後，逐漸演變成為兩種不同的器樂曲，稱《大胡笳鳴》《小胡笳鳴》。前者即為《胡笳十八拍》的嫡傳。唐代琴家董庭蘭以擅於彈此曲著稱。李頎的《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詩中有：“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客歸。”南宋滅亡後，遺民詩人汪元量曾到監獄為被元人俘虜囚禁的南宋宰相文天祥彈奏《胡笳十八拍》，以抒山河破碎之“無窮之哀”。之後，《胡笳十八拍》在南宋舊臣逸民間很快流傳開來。據《琴書大全》記載，此曲引起了空前的共鳴。有人說：“怊悵悲憤，思怨昵昵，多少情，儘寄胡笳十八拍。”並出現了如“拍拍胡笳中音節，燕山孤壘心石鐵”“蔡琰思歸臂欲飛，援琴奏曲不勝悲”等感懷舊國的詩句。現有傳譜兩種，一是明代的《綠綺新聲》（1597年刊本）和《琴適》（1611年刊本，孫丕顯所刻）中與歌詞搭配的琴歌，其詞就是蔡文姬所作的同名敘事詩；二是清初的《澄鑒堂琴譜》及其後各譜所載的獨奏曲，後者在琴界流傳較為廣泛，尤以《五知齋琴譜》中的記譜最具代表性。）。第二件是當年八月，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處死，其妻子、兒子同時被殺。孔融是大聖人孔子第二十代孫，自幼聰明好學，才思敏捷，逸聞趣事頗多。他四歲的時候，有人送來一大盤梨到孔家。孔父讓孔融七兄弟按年齡挑選，最小的老七先挑走了一個最大的梨，輪到孔融，卻隻選了一個最小的梨，還說：“我年紀最小，應該吃小的梨，剩下的大梨留給哥哥們吧。”孔父聽後十分驚喜，又問：“那老七也比你小啊。”孔融回答說：“正因為老七比我小，我是哥哥，所以我也該讓著他。”這便是著名的“融四歲，能讓梨”的典故。孔融十歲時，隨父親來到京師洛陽，前去拜訪河南尹李膺。當時李膺名聲極大，隻接待名人和通家。孔融來到李府門前，很嚴肅地對守門人說：“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請通報。”守門人見他雖然是個小孩子，卻是一本正經，怕怠慢貴客，隻好進去通報。李膺急忙讓人請進，卻發現並不認識孔融，便問道：“你說我們兩家世代交往，我怎麼想不起來？”孔融回答說：“五百年前，我先人孔子曾經向你的先人老子問禮，同德比義，早有師生之誼。我們孔李兩家難道說不上是累世通家嗎？”在座的人聽了無不暗暗稱奇，李膺也稱讚孔融將來成人後“必為偉器”。孔融十六歲時，朝中宦官把持朝政，搜捕、誅殺正直敢言之士。名士張儉為宦官追捕，因與孔融之兄孔褒交好，便逃到了孔家。剛好孔褒不在，孔融便自作主張收留了張儉。不料事情敗露，孔褒、孔融均被捕入獄，兩兄弟爭相認罪。孔融由此聲名顯揚，成了時人稱頌的大名士。出仕東漢朝廷後，孔融先後任侍禦史、司空掾、中軍侯、虎賁中郎將、議郎等職。因得罪權臣董卓，被有意派到黃巾軍最活躍的青州北海郡（北海郡：治所在今山東昌樂西。）擔任國相，因頗有政聲，時人又稱他為“孔北海”。在北海任上時，孔融曾一度遭逢亂軍圍困，破城在即。幸虧他曾於青州義士太史慈（太史慈及孔融、蔡邕、蔡琰、喬玄、華佗、周瑜等人生平事跡參見同係列《江東二喬》。）有恩，太史慈憑勇力單騎突出重圍，請來劉備軍援救，孔融才得以脫困。彼時孔融名氣極大，劉備亦以對方能派人向自己求助為榮耀，特意表薦孔融領青州刺史。曹操崛起後，遷都許昌，挾天子漢獻帝以令諸侯，因仰慕孔融的名氣，召他擔任將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職。孔融少年成名，恃才負氣，自許大誌，有匡扶漢室之心。他見曹操專權，漸露簒權之心，便經常借事嘲弄忤逆曹操。曹操起初忌憚孔融的名聲，“當時豪俊皆不能及”，隱忍不發，但漸起嫌忌之心，到了建安十三年（208年），終於忍不住捏造“違反天道、敗倫亂禮”之罪名，將其處死（孔融雖然見殺，卻因忠於漢室，博得千古美名，“懍懍焉，皓皓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成為後世的道德楷模。孔融很有文才，文章、詩歌均很出色，是建安時期著名的文學家，被推為“建安七子”之首。曹操之子曹丕稱帝後，還特意懸賞征募他的文章。）。蔡琰、孔融以及之前一樣為曹操忌殺的神醫華佗三個人的際遇，代表著三類人的命運。這實際上已經是一種強烈的暗示。生在動蕩亂世的人，注定是無奈的，動蕩的，飄零的，即使是才女、名士、神醫也不例外。亂雲飛渡，亂象叢生，局勢瞬息萬變，個體顯得那般渺小，根本無力左右自己的命運，勢必要成為大時代玩弄的棋子。人生又是那麼煎熬，要時刻麵臨突如其來的死亡威脅，充滿了變數和不確定性。在世人的痛苦中，光陰無情地流逝，外在的功業迅速湮滅。甚至連有能力操控他人生命的一代梟雄曹操也感到強烈的焦慮不安，發出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歎。一切都好比晨露轉瞬即逝，失去的時日實在太多！同樣在這一年，山濤的表姑父司馬懿（司馬懿正妻張春華是粟邑令張汪與河內山氏之女，山氏則是山濤從祖姑（父親的叔伯姐妹。《爾雅·釋親》：“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亦省稱“從姑”）。張春華即司馬師、司馬昭生母。泰始元年（265年），司馬昭之子晉武帝司馬炎建立晉朝，追諡祖母張春華為宣穆皇後。）被天下最有實力的豪傑人物曹操強征為文學掾（掾（yuàn）：原為佐助的意思，後成為副官佐或官署屬員的通稱，三公等高位者皆可辟召掾屬。）。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溫縣：今河南溫縣。）人，出身於河內大族、儒學名門，祖上許多人都做過漢朝大官。其父司馬防任京兆尹時，曾舉薦曹操為洛陽北部尉，對其有知遇之恩。這一年，司馬懿剛好步入而立之年。他雖然年輕，卻成名已久，史稱其人“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被時人視為不世奇才，也是聲名遠播的大名士。曹操早就聽說過司馬懿的大名，遂屢次派人召他出任官職。司馬懿起初信奉的還是儒家“忠君憂國”的思想，雖然“常慨然有憂天下心”，但見曹操挾漢家天子以令諸侯，視漢獻帝為手中玩物，很不以為然，對其人是宦官之後更加鄙視，便借口自己有風痹病，無法出仕。曹操素來機警多疑，懷疑司馬懿有意推托，派人夜間去刺殺他，試其真偽。心計深沉的司馬懿早有準備，故意躺在床上，刺客刀伸到眼前都一動不動，像真的染上風痹一樣，這才瞞過了曹操的耳目。然不久後某日，天突然下起了暴雨，司馬懿想到外麵還曬著書，愛書如命的他，竟不自覺起床去收書，剛好被一個婢女看見。其妻張春華怕婢女泄密，便親自動手殺了婢女滅口。事後，司馬懿對張春華極為敬重，認為妻子智識過人，定能輔佐自己成就大事。不過，謊言畢竟隻瞞得過一時，瞞不過一世。所謂通才得誌、怪才得譽、奇才遭忌，曹操後來又想起了司馬懿，以曹氏個性而言，這樣聲名遠揚的人物不羅致門下，終究不能放心，便再次派使者去召司馬懿，並以強硬姿態下令道：“若複盤桓，便收之。”意思是，如果司馬懿再有任何遲疑推辭，就立即逮捕下獄。之前神醫華佗便是因為不肯赴召而被曹操以酷刑殺死，此時又距大名士孔融被殺不久，司馬懿驚懼異常，擔心禍及家族，隻得乖乖屈服，被迫出仕，到曹操手下任職。這一事件，令司馬、山氏兩大家族都蒙上了一層陰影，眾人深深感受到了強權淫威的不可抗拒性，其中也包括年幼的山濤。後來山氏族人在對山濤的教育上，刻意選擇了講究“清靜無為”的老莊之學，要他一切順應自然，不必有所作為。“從小看大，三歲知老”，人的嬰幼兒時期的環境和際遇往往對其一生有著定型性的影響。山濤耳聞目睹，自小也養成了小心謹慎、隱忍自晦的性格，甚至他很早就培養出了對險惡政治的高度警覺，正是這一點，使得他日後成為“竹林七賢”中最懂得進退有據的人物，成功避過了數次權力鬥爭的旋渦，並在合適的時機審時度勢，躋身高位，最終得以善終。兩年後，山濤六歲。這一年的春天，曹操發布了《求賢令》，提出“唯才是舉”，要求部下推舉人才可以不拘品行。這一舉措，雖然表達了曹氏求賢若渴的心情，卻也顯示出了他本人對傳統儒家學說毫不留情的輕蔑。儒家傳統用人標準是“唯德是舉”，所謂“士依於德，遊於藝”，“德”在儒家思想中具有壓倒一切的高度。而在胸懷大誌的曹操心中，真正的人才並非品德高尚、推行教化、講求道德的碩儒，而是能治國強兵、平定天下的進取之士。他這一崇尚才智輕視禮製的態度，實際上是給予了儒家學說以重大打擊。而後來名列“竹林七賢”之首的阮籍剛好出生在這一年。日後，阮籍長大成人，已然忘記了這一年曹操《求賢令》對傳統儒家的公然羞辱，也一度想要銳意進取，發揚儒家精神，最終遭到了慘敗。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陳留郡：治今河南開封。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與山濤一樣，阮籍也是幼年早孤，他三歲時，父親阮瑀即染病去世。阮瑀字元瑜，是當時的大名士，與孔融同列“建安七子”（“建安七子”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乾、阮瑀、應瑒、劉楨，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優秀作者。又，阮瑀是“建安七子”中唯一得以善終的人。其餘六人，孔融被殺，陳琳等五人同時死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暴發的大瘟疫。時為魏王世子的曹丕於次年寫信給吳質（曹丕心腹，與司馬懿、陳群、朱鑠一起被稱作曹丕的“四友”）道：“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植亦有《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年輕時曾受學於同郡名士蔡邕，被蔡邕目為“奇才”，因文才出眾，落筆成章，很得曹操重視。起初，阮瑀不願意出仕為官，躲藏在山中，曹操命人放火燒山，這才將阮瑀逼了出來。曹操執政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陳琳二人所擬。阮瑀才思敏捷，落筆成章，所作的章表書記均很出色，《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曾是轟動一方的名作。阮籍幼年喪父後，隻與寡母、兄長阮熙及姊姊相依為命，家境相當清苦，他卻能從逆境中奮發向上，好學不倦，博覽群書，尤其酷愛研習儒家經典，立誌以道德高尚、樂天安貧的古代賢者為榜樣。由於受到儒家建功立業、忠君憂國的理想人格模式，以及其父阮瑀作品的熏染，儘管生於亂世，阮籍自小便有宏偉的濟世大誌與不凡的政治抱負，因而刻意廣泛培養興趣，學習擊刺武藝，好長嘯，善彈琴。阮籍成長的時期，天下雖然依舊戰亂紛擾，但曹操所統治的北方相對平靜穩定，尤其經過大規模的屯田製度後，生產力開始恢複，戰爭所帶來的創傷逐漸愈合，社會呈現出由亂到治的轉化。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無疑令有識之士振奮不已，阮籍也表現出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渴望能在現實的世界中有所作為，用自己的才華在夢想中起舞——誌在統一中國，立功於千裡之外。公元219年，阮籍十歲，已經成長為一個多才多藝的激昂少年。這一年，恰好是時事劇烈變化的一年。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在沔陽（沔陽：今陝西勉縣東。成都：今四川成都。）設立壇場，集合群臣將士，拜受璽綬、王冠，即王位，以其子劉禪為太子。又大封群臣，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劉備稱王後，還治成都。同月，劉備大將關羽向曹操大將曹仁鎮守的樊城發動進攻。關羽勇猛善戰，時稱“萬人之敵”，是天下最有名的勇將。他用計水淹於禁七軍，樊城被淹後，水麵離城樓隻有數尺，形勢非常危急。十月，曹操親赴洛陽（洛陽：今河南洛陽東北。），指揮襄、樊戰局。其時，曹操的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均投降了關羽，關羽軍威極盛，號稱“威震華夏”。曹操擔心京師許都有失，想暫時遷都，以避關羽鋒芒。丞相軍司馬司馬懿極力勸阻，並獻上離間計，提議用利益關係鼓動東吳孫權派軍從後襲擊關羽。曹操立即派人通使孫權，孫權果然派大將呂蒙襲取荊州。關羽腹背受敵，急忙撤圍南還，近在咫尺的樊城終於未能攻下。十二月，進退失據的關羽被孫權軍士活捉，隨即處死，當年被劉備以“借”之名義占據的戰略要地荊州終於回到了東吳手中。表麵上素為盟友的孫權與劉備自此完全撕破了臉皮，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同年，孫權在取得荊州後，上表向曹操稱臣，請曹操代漢自立。曹操將孫權來書遍示群臣，說：“孫權這個人居心叵測，是想把我放在火爐上烤。”群臣心知肚明，便趁機向曹操勸進，請求曹操代漢獻帝稱帝。曹操回答道：“若天命在我，我為周文王矣。”大意是說，即使我代漢稱帝的時機已經成熟，我也不想稱帝，而是要像昔日的周文王一樣，讓自己的兒子去做皇帝。其時，曹操雖無天子之名，卻早已有天子之實。兩年前，漢獻帝已經詔令曹操設天子旌旗，出入均依天子禮稱警蹕，曹操王冕則用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這一年，曹操六十五歲，已經過了花甲之年。大概他已經料到自己時日無多，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韙，背上“篡漢”的名義得到皇帝之尊位，也是枉然。事情正如曹操所預感的那樣，收到孫權勸進書信後沒幾天，他便生了重病，從此臥床不起，苦挨過次年（220年）新年，終於還是死在了正月。其子曹丕繼位為魏王。然而，在當了九個月的魏王後，曹丕終於按捺不住了。他開始采取種種手段，不斷向漢獻帝施加壓力。漢獻帝名劉協，為漢靈帝次子，其生母王美人備受漢靈帝寵愛，後為好嫉成性的何皇後所殺。漢靈帝崩後，先是何皇後所生嫡長子漢少帝劉辯繼位，董卓篡朝掌權後，改立劉協為漢獻帝。自登上皇位之始，漢獻帝便淪為權臣的玩物。雖然他亦心懷大誌，在皇後伏壽的協助下，巧妙利用武將董承等人，逃出了董卓部將的挾持，卻又為曹操控製。漢獻帝不甘心為傀儡，曾先後幾次密令舊臣除去曹操，結果事情敗露，徒令多人喪命，包括皇後伏壽及兩名皇子在內。之後，漢獻帝被迫立曹操之女曹節為皇後，從此內外均處於嚴密之下，再也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這個做了大半輩子木偶的皇帝，不僅複興漢室無望，最終連自己也沒有擺脫被取代的命運。公元220年十月，漢獻帝被迫告祭祖廟，宣布退位，並將象征皇權的璽綬詔冊，包括代表至高無上地位的傳國玉璽，一並奉交給曹丕，名為“禪讓”。“禪讓”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統治權轉移的一種方式，即皇帝主動將帝位讓給他人。上古堯舜禹時期，政權交接就是采用禪讓製度，即皇帝死前，不是將帝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是要傳給眾望所歸的聖賢——接受禪讓的人，必須是道德上的完人，需經過四嶽的討論、推舉及政績的考驗後，才能執掌政權。堯在位七十年，年老時選中了名聲很大的鯀做自己的繼承人。然而鯀由於治理洪水不力被廢，四嶽重新推舉，又選中了品德很好的舜。堯對舜進行了全麵的考察，發現他確實名不虛傳，於是將帝位傳給了他。舜年老時，又將帝位傳給了治水成功的大禹。在士人心中，禪讓製度的本質是“天下為公”，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代表著聖賢政治。然而，曹丕接受漢獻帝的“禪讓”卻演變成了赤裸裸的“天下唯有力者居之”。曹丕雖然達到了目的，誌得意滿，畢竟還是個文人，需要一些仁義道德來裝飾門麵。為了掩飾“禪讓”變質的尷尬，他在即位後說出了一句驚世駭俗的話：“舜禹受禪，我今方知。”大意是說，原來古代所謂先賢聖明舜、禹禪讓的真相並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樣，我今天才知道。其實就是質疑昔日堯、舜自願禪讓的真實可信性。這確實是一句驚世之語。時人反應不一，有沉默，有冷笑，有懷疑，也有攻擊。幾乎所有的士人都認為，這不過是曹丕以他自己的私心來度昔日舜禹之腹，明顯是吃不著葡萄還說葡萄酸的心態。雖然之前《韓非子》中也曾懷疑舜禹禪讓的真實性，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但曹丕卻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公開質疑堯舜禪讓真實性的皇帝。在儒家學說中，上古是一個淳樸而美好的時代，執政者采取和諧謙讓的禪讓製度，大聖人孔子更是讚其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曹丕這句話雖然本意是粉飾自己繼位的正當性，但另一方麵也是對儒家學說體係的重大否認。離奇的是，六十一年後，西晉太康二年（281年），有盜墓者盜掘魏國古墓，挖出數十車竹簡。這批沉寂地下五百餘年的竹簡後被整理成一部史書，名為《竹書紀年》，被認為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編年體通史。其中十三篇《紀年》，詳細記載了自堯、舜、禹、湯到春秋戰國時期魏國的史事。關於“堯舜禪讓”的記載，則與孔子係統整理過的《尚書》大相徑庭，倒是支持了曹丕的說法。裡麵提到“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意思是舜發動了一場政變，囚禁了堯及其太子丹朱，公然奪取了帝位。又提到舜上台後，立即鏟除了忠於堯的四大重臣共工、歡兜、三苗、鯀，這才鞏固了政權，這一處倒是與《尚書》所說的“堯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吻合。至於之後舜禪位於大禹，是因為大禹治水建立了不世之功，萬民擁戴，舜不得不讓出天子位。且不說《竹書紀年》是如何以冷酷的筆調揭露了儒家虛偽的“為尊者飾”，單說曹丕的這句“舜禹受禪，我今方知”，也足以顛覆儒家的上古史學體係。這一切都充分表明，儒學的節操、學問在這一段時期似乎變得無用武之地，它已經陷入了某種無能為力的困境。而這種困境，也正是日後阮籍、嵇康等魏晉名士們的困境。於是，在照例三讓之後，曹丕坦然接受了漢獻帝的“禪讓”，於公元220年十月二十九日升壇受禪，就此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是為魏文帝，並改國號為魏，建元黃初，定都洛陽。同時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至此，東漢王朝正式滅亡，共曆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此時的曹丕意氣風發，無論如何都料想不到，不僅他自己是個短命皇帝，隻在位六年，而且其一手開創的魏朝亦成為中國曆史上又一個短命王朝，僅僅存在了四十五年，便為司馬氏所終結。而始作俑者，正是被其父曹操強行征召出仕的司馬懿。對阮籍來說，新皇帝登基並不是一件壞事。魏文帝曹丕是他父親阮瑀生前交往密切的文友，阮瑀死後，曹丕憐憫阮籍母子孤弱，還特意寫了一篇《寡婦賦》，序中稱：“陳留阮元瑜與餘有舊，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序中所提“遺孤”，便是指阮籍。曹丕看在故交老友分上，對阮籍母子素有照顧，而今他當上了皇帝，局麵隻會對阮籍更加有利。然而正是黃初元年這一年，少年阮籍開始懷疑他治平天下、積極進取的理想。隨著時光的流逝，失落感和壓抑感越來越強烈，他開始慢慢明白，即使亂世出英雄，那樣的“英雄”也一定不會是他這種人。蒼天乃死，百姓顛沛流離、食不果腹，當權者隻知道爭權奪利、鏟除異己，叫天下有識之士如何建功立業？又如何忠君憂國？實際上，亂世中沒有英雄，隻有成敗，最終得勢的隻是小人。正因為有這樣透徹的覺悟，十一歲的阮籍下定了絕仕之心，“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氣，開始在他身上消退隱去。曹丕代漢自立為帝事件本身徹底擊破了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而在先秦諸子中，以儒、道兩家視野最為開闊，思想也最為深邃，既然儒家學說失去了誘惑力，道家學說開始進入士人們的視野。阮籍理想仕途受挫後，也開始由研讀儒家經典轉向老莊之學，試圖超越現實，從“清靜無為”中去尋求精神世界的寧靜。然而，對於自小胸懷大誌的阮籍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矛盾，超越中自有一種沉重，也就此埋下了他一生在思想與現實間躊躇搖擺的種子。處在一個動亂、偽善、齷齪的時代，士人命運流離，麵臨理想破滅、道義淪喪的現實境遇，其精神創傷和內心痛苦是不待言的。因“少加孤露，母兄見驕”，委屈彷徨的心事無人訴說，悲觀與絕望的情緒與日俱增，阮籍逐漸由誌氣宏放變得任性不羈，“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他甚至開始有意放蕩自己，流露出性格中極為孤傲怪僻的一麵，經常酗酒無度，“嘯歌傷懷，獨寐寤言”，又時常單獨駕駛著車馬，率性隨意行走，到無路可走時，便失聲痛哭一場，落落寡歡地站立半天，再沿原路返回，踽踽身影，甚是可憐。時人對其行為很是不解，多謂之“癡”。阮籍成人後，一直未步入仕途，以他的才華聲名以及家族與曹氏政權的關係，出仕其實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然而昔日曹丕導演的“禪讓”醜劇，早已經令他完全看明白了社會的實質，對虛偽禮製的憤怒也在那一刻深藏在了心裡。阮籍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曾隨同兄長阮熙出遊，兗州（兗（yǎn）州：在今山東。）刺史王昶（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今山西太原）人，出自著名的太原王氏。少時知名，初為曹丕的文學侍從。曹丕即位為魏高祖後，由散騎侍郎轉任洛陽典農、兗州刺史。魏明帝曹叡即位，出任揚烈將軍、徐州刺史，封關內侯、武觀亭侯。後升任征南大將軍，晉封京陵侯。鎮壓毌丘儉之後升任驃騎將軍，又因平定諸葛誕有功而升任司空。著有《治論》《兵書》等數十篇論著。）久仰阮籍大名，特意請與其相見。王昶也是當時的大名士，以才學著稱，阮籍卻始終麵無表情，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留給王昶“此人不可度量”的印象。阮籍這種靜默的姿態，並非故作深沉，而是他對昏亂時政的無聲抗議和消極反抗。更有甚者，阮籍開始有意蔑視禮教，遇到禮俗之士或自己厭惡的人，便有意將眼睛上翻，露出眼白，表露輕視憎恨之意；遇到喜愛的人，才正眼相看，青黑的眼珠在中間，表示尊重，這就是“青白眼”典故的來曆。隻不過阮籍的崇自然而斥禮法，僅僅是激憤下的放縱表現，並不是出於真心，在他內心深處，依舊是“把禮教當寶貝”（正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所說的那樣：“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而他最大的悲劇，還不在於口不對心，而在於他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如縱酒、彈琴、長嘯、詠懷、任誕及潛心研究玄學等來超脫於現實，卻依然不能逾越。既然注定無法沉寂，他便還要繼續在這片土地上忍受無窮無儘的煎熬。阮籍的作品也充分體現出這種巨大的壓抑下無處發泄的痛苦，他所創作的一係列詩歌，雖然形式曲折，辭旨隱晦，但那種激憤的情緒隱約閃爍可見。他還創作了一首短小的古琴曲，名為《酒狂》，曲風張揚，情感激越，在以崇尚中和為主流的古琴曲中獨樹一幟。音樂采用了罕見的三拍子曲式，句式簡練，短小精悍，內在含蓄，意味深遠。《神奇秘譜》中解道：“籍歎道之不行，與時不合，故忘世慮於形骸之外，托興於酗酒以樂終身之誌，其趣也若是。豈真嗜於酒耶？有道存焉！妙妙於其中，故不為俗子道，達者得之。”這支怪異奇特而又矯矯出眾的曲子，其實是一個孤獨者的哀音。縱然無人能懂，卻也無端悵然。個人之命運際遇，始終依附於家國興衰。阮籍的孤獨，也僅僅是時代的孤獨。就情趣相投而言，他至少還有六個誌同道合者，即眾所周知的“竹林七賢”。而阮籍一生中的最大知己嵇康，實則比他本人的悲劇色彩還要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