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大黃金時代，於本世紀來臨，直到紀元前一世紀（那時，中國從分裂紛亂中終於凝結成一個龐大的國家，奠定中國的基本疆土，更奠定中華人的一項偉大的傳統價值——大一統的心理基礎）。在學術思想上，大黃金時代是中國最光榮、最長期的百花怒放、百家爭鳴時代。這項燦爛的景觀，要到兩千三百年後的二十世紀初葉，才再重現。所以大黃金時代的學術思想，在文化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地位。春秋時代於本世紀一十年代結束，吳王國亡於暴發戶的越王國，五霸遂成為曆史上的陳跡。一個新型的為時二百六十年的戰國時代揭幕，越王國在消滅了強大的吳王國後，即從重要的國際舞台上若隱若現。久困於內部紛爭的晉國，最後也被三大家族瓜分為三個獨立封國。國際權力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出現，即戰爭更多，戰爭的規模更大，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動更巨。一封國的並吞與逐君殺君（下）本世紀（前五）跟上兩個世紀一樣，大國繼續瘋狂地並吞小國，強鄰繼續瘋狂地並吞弱鄰，國君被逐被殺的事件，繼續瘋狂地不斷發生。並吞的記錄：一、楚王國並吞頓國（河南項城）、胡國（安徽阜陽，不是紀元前八世紀被嶽父滅掉的那個胡國）、陳國（河南淮陽）、蔡國（安徽鳳台）、杞國（山東安丘）、莒國（山東莒縣）、密國（河南新密）。二、吳王國並吞越王國（浙江諸暨，不久複國）。三、宋國並吞曹國（山東定陶）。四、晉國並吞泫國（山西高平）、代國（河北蔚縣）、仇由國（山西孟縣）。五、越王國並吞吳王國（江蘇蘇州）、郯國（山東郯城）。六、秦國並吞密國（甘肅靈台）。逐君殺君的記錄：本世紀（前五）被並吞的封國數目，跟逐君殺君的數目，看起來似乎比從前減少。事實上是大多數封國的滅亡，都沒有記錄可尋。小封國如此，較重要的封國有時也如此。被並吞的不僅僅是小封國，強大的五霸之一吳王國，以及十二重要封國中的陳國、蔡國、曹國，也都不能幸免。顯示出一種現象，即強國不再以霸權為滿足，不再以擁有尾巴國為滿足，它要直接控製土地。不再以國君臣服為滿足，而要把國君排除，直接統治人民。封國數目減少，國君數目也跟著減少，滅它們殺他們的事件自然也跟著減少。二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大黃金時代在不斷戰爭和不斷政變聲中，出現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從本世紀（前五）起，直到紀元前一世紀，綿延四百餘年，它包括下列一個較短的時代，一個較長的時代，和三個強大的王朝（王國）：一春秋時代末期本世紀（前五）二戰國時代本世紀（前五）——前三世紀三秦王朝前三世紀四西楚王國前三世紀五西漢王朝前三世紀——前一世紀中國社會結構，在本世紀（前五）之前，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時間，是一種廣大的奴隸群和貴族並存的社會。因為土地權來自分封，也就是隻有國君跟貴族才有土地，而奴隸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奴隸不但沒有土地所有權，而且連自由權也沒有，他們來自戰爭時的俘虜，獲罪於貴族的平民和奴隸的後裔——奴隸的後裔永遠是奴隸。奴隸所以在社會結構上占重要地位，是因為耕田係使用木犁，木犁必須使用很多人力才能拉動。大黃金時代開始時，鐵器開始普遍，除了用於戰爭外，也用於把木犁改為鐵犁。尤其是不知道由於什麼契機，人們發現如果使用牛馬拉動鐵犁，會比使用奴隸耕種的速度更快，收獲也更多。這就跟十九世紀內燃機出現，終於代替了牛馬一樣。不僅產品大量增加，也引起社會巨變，促使奴隸製度沒落，土地所有權開始從國君和貴族手中滑出，重新分配。兩種新興的事物：都市商業階級和土地重新分配後的地主階級，向舊日的木耕人耕時代的奴隸主，也就是世襲的貴族階級挑戰，世襲的貴族們不斷地掙紮反攻，也曾不斷地獲得勝利，但發展到紀元前三世紀時，失敗已成定局。在這種社會結構巨變之下，思想學術界呈現出百花怒放的奇觀。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長在火山灰上一樣，火山爆發時的震撼固然驚天動地，甚至造成大量傷害，但它噴出的火山灰卻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世襲貴族千餘年對圖書和知識的壟斷，隨著他們走下坡而失去控製。平民階級——包括奴隸，過去絕對不允許，也絕對不可能獲得圖書和知識，而且即令獲得也沒有用，社會和政府全是封閉的，平民永不能脫離他們的階級。大黃金時代中的平民卻可從新獲得知識技能，爬到貴族地位，擔任政府官員和累積財富。新的社會形態是，一個人的權力，決定於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決定於他的祖先成分，這是從前連做夢都夢不到的事，遂使貴族階級固有的知識分子認為名份大亂，七竅生煙。但中國所有的古哲學思想和文化創造，卻因此而在這個時代中萌芽成長。最主要的有四大學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另外還有其他各種美不勝收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紛紛出現，光芒四射，使中華人的思想學術，進入空前的輝煌時代。春秋戰國式的國際並吞戰爭，在紀元前三世紀結束時，大黃金時代達到巔峰。秦王朝把中國建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統一而強大，具備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中國廣達三百萬平方公裡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沒有一個古文明國家或民族，能在一開始時即擁有這麼廣大完備的規模，而且置於有效率的管理之下。除了漢人之外，還包括其他多種民族，如苗民族、瑤民族、戎民族等等，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多民族的國家之一。接著是紀元前二世紀開始，西漢王朝給中國帶來長期的和平跟秩序，使中華人凝結力更強，各民族到最後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永不可分。最重要的是，大黃金時代一些偉大的成就，幾乎全由中華民族單獨完成。這是中華民族生命力最活潑旺盛、最朝氣蓬勃的時代，像一頭不停撞樹的牛犢，從不後看，而隻勇敢向前。所以我們稱中國第一個黃金時代是大黃金時代——黃金時代中的黃金時代。三儒家儒家學派對中國人的影響，至為深遠，它的創造人是上世紀（前六）末，才從事政治生涯的孔丘。現在讓我們繼續敘述他的事跡。本世紀（前五）第一年（前五○○），魯國國君姬來跟齊國國君薑杵臼在夾穀（山東新泰）會麵，孔丘以禮儀專家身份，被任命為姬宋的賓相。於是儒家學派最津津樂道的一件事發生了，會見之後舉行的娛樂節目中，齊國演出萊部落（山東平度）的土風舞，孔丘根據儒書，指責齊國不該使野蠻人表演，而應使用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演出傳統的宮廷舞，不過卻是宮廷中平時演出的輕鬆喜劇。孔丘再根據儒書，認為犯了“平民輕視國君”的大罪，立即指揮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男女演員驅到台階之下，砍斷手足。據孔丘的門徒事後麵不改色的宣稱，孔丘這次淩厲行動，不但沒有引起國際衝突，反而使齊國國君發現自己做錯了事，大為恐懼，就把從前侵占魯國墳水以北一帶土地（汶水以北、龜山以北之田）還給魯國。紀元前四九八年，孔丘建議三桓拆除他們的都城，以求魯國國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權威，這就是著名的“墮三都運動”。三桓對於家臣們不斷地占據都城跟他們對抗，很早以來就深為苦惱，孔丘的建議似乎是釜底抽薪，根絕家巨擅權的有效方案，所以一致讚成。可是，當叔孫家的後阝城（山東東平）和季孫家的費城（山東費縣），都拆除了城堡，要更進一步拆除仲孫家的成阝城（山東寧陽）時，仲孫家的態度忽然改變。不但仲孫家的態度改變，連都城已拆除了的二桓，也忽然警覺到不對勁。拆除都城固然可以阻止家巨利用，但也毀滅了保護自己對抗國君的力量。孔丘當然不肯中止，他請國君姬宋親自率領軍隊前去討伐，結果大敗而回，隻好眼睜睜看著二桓把已拆掉了的那兩個都城重建起來。這是孔丘企圖恢複傳統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墮三都的第二年（前四九六），孔丘被賞識他的國君姬宋任命為代理宰相（攝相事），三桓已經大為光火，麵孔丘卻不到三個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立即處死。然後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狀，這五大罪狀是：“居心陰險，處處迎合人的意思。行為邪惡，不肯接受勸告。說出的全是謊話，卻堅持說的全是實話。記憶力很強，學問也很淵博，但知道的全是醜陋的事情。自己錯誤，卻把錯誤潤飾為一件好事。”這種煙霧蒙蒙的抽象罪名，說明凡是有權的人，都有福了，他們可以隨時把這頂奇異的帽子扣到任何一個人頭上，而仍能振振有詞。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對天老爺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時候，三桓故意不分給孔丘。這是周禮社會中最嚴重的一種處分、表示已被深惡痛絕。孔丘隻好流亡二出奔衛國。孔丘的政治生涯到此結束，但對他卻是幸運的，他可以把全副精力用在教授門徒上。他曾經訪問過齊國、陳國、蔡國，尋求一個能實行他古老的政治理想——周禮的國度，但他無法找到。最後，紀元前四八四年，他再回到魯國定居，在外共流亡了十三年。孔丘回國時已六十三歲，繼續教授門徒，傳播他對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創時代的懷念和崇拜。又對下列五部當時已經存在的古老書籍，用他的觀點，加以編纂刪訂：一《易經》二《春秋》三《詩經》四《書經》五《禮經》注意這五部書，它們被合稱為“五經”，大黃金時代結束後，儒家學派在政府中當權，這五部書支配中華人學術思想近兩千年之久。《易經》是一部曖昧不明的形而上學的玄書，它所用的字句簡單而模棱，因之使它顯得好像十分深奧，讀者們可以站在各種角度，作各種不同的解釋。隻因它是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據說出自周王朝開國英雄姬昌（第一任國王姬發的老爹）的手筆。所以孔丘懷著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的觸及到它的實質問題，他感歎自己生命的短促，沒有時間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卻不像儒家那麼尊重它，老實不客氣的用它來推測未來，一直到二十世紀，仍把它當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書。《春秋》周王朝所屬各封國，都有本封國的曆史記載，而且各有各的名稱。如楚國史名《(木壽)杌》，晉國史名《晉乘》，魯國史名《春秋》。孔丘對魯國史重予編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實的史實，而在用來發揮他的恢複傳統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對新興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隱瞞或抹殺，甚至曲解貴族的罪行。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國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絕稱它的君主為國王，而隻稱他為子爵，這個可憐的老人企圖用精神勝利的法寶來否定現實。於是，《春秋》遂脫離曆史的範圍，變為“褒善貶惡”評論性的經典。孔丘的門徒堅持說，經過他們開山老祖刪訂過的《春秋》，每一個字都有神聖的和深奧的意義。這些門徒中後來曾有三部著作《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專門詮解《春秋》。其中最教人驚奇的是，《公羊傳》和《榖梁傳》，是用一種自問自答的方式來詮釋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學派的門徒卻不承認有什麼可失笑的，嚴肅的當作一本聖書。《詩經》出現於紀元前十二世紀，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包括貴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作一次重大規定，依孔丘的標準，隻保存了他認為有價值的三百首，其他的都被淘汰——這是中華文化最大的損失。《詩經》裡的詩篇，包羅人生萬象，從戰爭到和平；從閨房到宮廷；從農田到政府；從政治到戀愛，並且有很多其他書籍上所沒有的情調和鳥獸草木的名稱。貴族階層的知識分子在談話中必須經常引用上麵的詩句，以顯示他的高深學問，才能受到尊敬，而孔丘更把它當作辭典運用。孔丘的門徒再加發揮，索性把所有的詩篇，都賦予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跟《公羊傳》、《榖梁傳》賦予《春秋》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一樣。這部詩選，遂被尊為經典，脫離了文學的範圍，成為儒家的五種經典之一。連男女間的情歌，都被形容為聖人們莊嚴的政治意識（這使我們想起基督教《舊約》中《所羅門之歌》被詮釋為上帝的預言一樣，兩部著作似乎具有同一的奇遇）。《書經》又名《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獻選集，包括紀元前二十七世紀黃帝王朝，紀元前二十三世紀夏王朝，紀元前十九世紀商王朝，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各王朝帝王的一些文告或宣言。在孔丘的觀念中，古代帝王尤其是開國的帝王，幾乎統統都是聖人，比英雄還要高一級，所以他們的文告宣言自然成為經典。知識分子也必須經常引用其中的字句，才能為自己的意見找到權威論據。《禮經》內容全部是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期的禮節儀式。孔丘認為，禮節儀式也是一種教育，使貴族、平民、奴隸，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份，不相逾越。隻要大家自覺的甘心於現狀，安份守己，不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東西，好比說，奴隸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自由權力，平民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政治權力，社會就會永遠和平。所以孔丘認為禮的教育——禮教，可以辦到用血腥鎮壓手段所辦不到的事，能夠使社會恢複到紀元前十二世紀時那種貴族的樂園時代。正如一個政黨的政綱政策一樣，儒家的中心思想和具體方案，全在這部經典之中。後來這部經典分為下列三書：《禮記》、《儀禮》、《周官》，內容更詳儘，範圍更擴大，但主旨不變。——這五部因為孔丘編纂刪訂而被尊為經典的古書，在大黃金時代結束後，一直到十九世紀，中國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這五部古書裡團團打轉。所謂中華人的思想學術著作，在二十世紀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對這五部古書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謂學者、專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為這五部古書做注解，或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證的人。知識分子從事這種工作也夠艱苦的，大家互相抄錄，輾轉引據，資料隨著時間而越增越多，從幼年到白發蒼蒼，一生都跳不出這個圈圈。紀元前四八一年，孔丘正在刪訂《春秋》時，有人報告他說，魯國國君姬蔣打獵時捉到一隻麒麟。麒麟是中國古老傳說中一種最仁慈不過的野獸，連螞蟻都不忍心踐踏。孔丘歎息說：“古人有言，世界和平，上有聖明的君王，麒麟才會出現。現在世界大亂，它卻出現了，真是怪事，我的智慧已經乾枯。”就此停筆。——曆史上的春秋時代，因麒麟的出現而終止。明年（前四八○年），戰國時代開始。又明年（前四七九），孔丘逝世。孔丘沒有寫下任何著作，在他逝世之後，他的門徒把他平日的言論，摘要的記錄下來，名為《論語》，跟“五經”一樣”，也被列為經典。一個以崇古尊君為中心思想的儒家學派正式建立起來，眾門徒分散四方，各為這個理想奮鬥。《論語》所記載孔丘的言論是片段的，所以儒家學派缺少一個完整的哲學體係和一個為一種觀念概括統攝而前後一貫的邏輯。但孔丘是一個經驗豐富和洞察人生的智慧老人，他所說的那些格言雋語，已能充分表達他思想的要領。若乾世紀後，儒家學派發現殺少正卯這件事不太光彩，所以曾竭力證明根本沒有少正卯這個人。不過孔丘壯年時的政治生涯，似乎不應該影響他老年後的學術貢獻。當他回到魯國的時候，已有很大改變，他和藹可親，嚴肅而誠懇，對學生的教誨從不疲倦。嚴格地說，與其說孔丘是一位思想家，毋寧說他是一位教育家，他隻作敘述，而很少創見。但他對人際關係的深刻了解，使他對人性的弱點抱濃厚的同情態度。所以他提出做人的基本道理“忠”和“恕”，尤其重視“恕”——自己不願意接受的，絕不勉強彆人接受。“恕”是人生永遠不變的最高貴的情操。在崇古的大前提下，黃帝王朝的伊祁放勳和姚重華，孔丘開始刻意的美化他們，這是一個大契機，他為中華人提出一個美麗的回顧——而不是美麗的前瞻。從此儒家學派即以效法伊祁放勳和姚重華，為君主或人民的奮鬥目標。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孔丘肯定“仁”是唯一的動力，“仁”的內容是“愛人”，即一種真摯的純潔感情，“忠”和“恕”就是完成“仁”的手段，這手段優先的表現在孝順父母的行為上。所以“孝”是一切行為的最低起步。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敗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則絕對的可貴而且成功。他是一位偉大的教師，被儒家學派尊崇為“萬世師表”，他那些精辟的處理人際關係的言論，留傳下來，成為中國最珍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四道家·墨家·法家在孔丘的同時或稍前稍後，另有三位偉大的思想家興起。並從他們身上，產生另外三個偉大學派：一李耳道家學派二墨翟墨家學派三李俚法家學派李耳，楚國苦縣（河南鹿邑）人。他所生的時代，沒有定論，有人說他是本世紀（前五）人，有人說他是上世紀（前六）人，有人說他是下世紀（前四）人，甚至有人說根本沒有這個人。李耳在隻剩下彈丸之地的周王國首都洛陽，擔任圖書館管理員（守藏室史）。孔丘曾到洛陽向他探詢過關於《周禮》的若乾細節問題，李耳用一種教訓的語調回答：“你問的那些人，骨頭都已腐爛，隻剩下言論。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負的機會，立即獻身。沒有這種機會時，不必勉強追求。我認為有錢的商人要像無錢人一樣，有才能的人不必外表精明。把你的驕傲去掉，再把你的欲望去掉，這些對你無益。”這段話毫無係統，而且答非所問，但正擊中孔丘的要害，同時也顯示出李耳自己的思想。——本世紀（前五）前四八四年伍子胥被“誣以謀反”自殺的那一年，李耳忽然辭職，騎著一匹青牛，向西而去。穿過秦國的散關（陝西寶雞西南）時，鎮守關隘的司令官（關令）尹喜說：“你就要隱居了，盼望能給我們留下幾句話。”李耳就在那裡寫下了舉世聞名的《道德經》，然後出關而去，從此不知影蹤。《道德經》也稱為《老子》，隻是一篇五千字的短文（在那個時代，寫字是用刀刻在燒燙的竹片上，五千字已夠這位老頭受的了），李耳把宇宙發展的自然法則，命名為“道”，這就是道家學派的起源。不過李耳跟孔丘不同，他沒有野心，也沒有門徒，因之也沒有發自門徒口中對自己的一些頌揚。但他仍被後世的學者尊奉為道家學派的始祖，《道德經》也被尊奉為道家學派的經典。李耳的思想是對強梁世界的一種消極反應，是人類遇到不可理喻，而又無法抗拒的壓力時的一種自解自慰的心理狀態。他曾從他的老友常從那裡，得到最大的啟示。有一次，常從張開口問李耳說：“我的舌頭在嗎？”李耳回答說：“在。”常從又問：“我的牙齒在嗎？”李耳回答說：“不在了。”於是他立刻領悟到柔弱者存在，剛強者滅亡的道理。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靜，不要作為，任憑事物自然發展。李耳說，這樣做在表麵上看起來是柔弱的，會馬上傾覆，可是實際上不但不會傾覆，反而更為堅強，因為它的發展是辯證的，極弱即是極強，後退即是前進，酒杯太滿了必定溢出來，月亮太圓時必定缺下去。所以，李耳主張不要進取，隻要耐心，不作為就是有作為，自然演進就是納入規律。也就是說，什麼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經做了很多重要的事。墨翟，魯國人，孔丘的同鄉。但他在宋國（河南商丘）的時候居多，從沒有當過官，也從不去追求當官。他的中心思想是博愛、和平、反浪費、反享受、反侵略——不是反戰，而隻是反侵略。跟孔丘一樣的是，他也擁有數目龐大的門徒。跟孔丘不一樣的是，他的門徒有嚴密的組織。孔丘的門徒全力從事於歌頌孔丘，而墨翟的門徒則全力從事於實踐墨翟的理想。所以墨翟不僅建立了被稱為墨家的學派，還建立了墨黨——為實行墨家學說的行動集團，這應該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民間政治性的組織。有一次。楚王國在科學家公輸般的協助下，製造雲梯，準備征服宋國。墨翟聽到消息，為了拯救他的第二祖國，他從魯國首府曲阜（山東曲阜）狂奔十晝夜，趕到楚王國首都若阝城（湖北鐘祥西北人曲阜到若阝城航空距離六百一十公裡，千山萬水，盤旋彎曲，即以最低限度兩倍計算，也有一千四百公裡，隻走了十天（那時代還沒有馬匹，全靠徒步），可看出支持他拚命奔跑的愛心。到了若阝城，就在楚王麵前設置沙盤，演習攻防。公輸般用九種方法攻擊，墨翟用九種方法防禦。公輸般不能取勝，最後，公輸般說：“我還有最後的一著，但我不說出來。”墨翟說：“我知道你還有最後的一著，但我也不說出來。”楚王聽不懂他們的啞謎，墨翟說；“公輸般不過以為殺了我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我的三百餘門徒在禽滑厘率領下，已進入宋國，登城協防，等待作戰。”楚王於是下令取消這次軍事行動。正因為博愛與和平之故，這位思想大師提出若乾問題。諸如：為什麼在街上殺一人是犯罪，而在戰場上殺一萬人是英雄？為什麼搶奪彆人的雞鴨是盜賊，而搶奪彆人的國土是名將？為什麼人民要忍饑挨餓去供養統治者享樂揮霍？為什麼人民要把政權交給一家人世代相傳？為什麼一個人死後要用活人殉葬？為什麼埋葬一個死人。要花費那麼多錢？為什麼父母死了，兒子要守喪三年，不去從事勞動生產，卻平白受人供養？這些問題的提出，都冒犯到被隱蔽著的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層，顯示墨翟的高度智慧和高度勇氣。也顯示出墨家學派跟儒家學派恰恰相反，墨家學派追求的是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和新的人際關係。墨翟死後（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逝世），他的門徒把他生前的言論編纂為一本書，命名《墨子》，作為墨家學派的經典。李俚，我們對他所知道的太少，隻知道他在本世紀（前五）末葉，擔任晉國高級官員。晉國分裂後，繼續擔任魏國高級官員。他指出米價太貴對消費者有害，米價太賤則對農人有害，他創辦“平糴法”，即控製米價在一個水平程度，使魏國成為戰國時代初期的超級霸權。李俚又參考各國的法律，綜合成為一部法典，命名為《法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內容全是刑事範圍，有“盜法”、“賊法”、“囚法”、“捕法”。法家學派認為，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威，法律是幫助君主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儒家墨家都有創始人。他們雖沒有宣稱他們創造了一個學派，但孔丘和墨翟很明確地被承認是領袖人物。道家雖沒有創始人，但以後思想相同的學者卻追認李耳是道家的始祖。法家則真正是一個沒有首腦的思想巨流，李俚隻不過時代最先，我們姑且用他來加強印象，事實上更先的還有五霸中第一霸齊國宰相管仲，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家，而且用法家的政策使齊國強大。但所有被稱為法家的學人，並無意自稱一個學派，更無意組成一個類似儒家墨家那樣的門徒集團。他們隻是共同具有法治思想，這思想跟上述三家思想相異，尤其是跟儒家，幾乎針鋒相對。我們可以用幾句簡單的話作為總結，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認為社會是退化的，最好的永遠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不如過去，未來不如現在，所以必須事事以古為法，至少也要保持現狀。道家的思想是逃避的，把人生的富貴尊榮，看得都像天際的浮雲，絕不追求，也不跟人競爭，如果有人競爭，他們就立刻退讓，使對方在沒有對象之下自行崩潰。墨家思想是宗教的，像一個苦行僧，無條件為他人分憂，在人類未能全部快樂之前，他們不單獨快樂。法家思想是一種統禦術，認為崇古是一種罪惡，最好的時代不是過去，而是現在。隻有君主嚴厲的實行法治，才能發揮國家的功能，完成秩序與和平。五諸子百家儒、道、墨、法四家思想，是大黃金時代四種重要的思想。然而，不僅此四家而已，當時曾有“諸子百家”的稱謂，以形容新思潮的蓬勃奔放。不過在曆史上留下記載的重要思潮，包括儒道墨法在內，隻有十一家。我們把它列出一表，注明它們的主要學者和主要著作，以代替長篇累牘敘述：（《離騷》等入家隻是作者的分法。與傳統的分法不同。傳統分法是有的入賦家，有的入楚辭類。——編者）諸子中的“子”字，在大黃金時代最為流行，它有兩種意義，稱人時意義是“先生”，稱著作時意義是“全集”。如“孟子”，稱人時指“孟軻先生”，稱著作時指《孟軻全集》。如“公孫龍子”，稱人時指“公孫龍先生”，稱著作時指《公孫龍全集》。——隻有李耳，據說因為他太老了的緣故，特彆尊稱他為“老子”，同時也用此稱他的大作《道德經》。“諸子”，即“眾先生”，也即“各種著作全集”。有時候對各種著作，統稱為“諸子書”，這就比較清楚多了。在大黃金時代之後，為了表示推崇，對人偶爾還有“子”的稱呼，但對著作，稱“子”的混亂風氣才全部絕跡。前四家我們稱它是一種學派，後七家實質上是一種專門知識或一種專門行業，跟哲學無關。但雖然跟哲學無關，卻踉學術思想有關，每一種都有它的理論基礎和重要著作，全部是大黃金時代新興的思潮，從前根本沒有，以後也很少出現——即使偶有出現，也被已經定為正統思想的儒家所排斥輕視。促成這個偉大景觀的原因，大概有下列二項：一社會結構劇烈變動中所產生的紛亂、黑暗、貧富不均和平民生活的痛苦，一些平民階層的知識分子，遂有高級情操上的反應，各人按照著各人認為正確的方向，提出拯救世界，消滅貧窮的方法。二傳統的權威，即世襲貴族統治的瓦解，像從苗圃上搬開了沉重的石頭一樣，新的花草容易勃興。各國政府為了保持生存，不但不再支持舊的權威，反而打擊舊的權威，幫助新興力量建立新的權威。如各國國君大多數都拋棄貴族政治，競爭著從平民和奴隸群中，選拔人才——包括政治家、軍事家。對新興思潮，是一種強大鼓勵。不僅僅百花惡放，百家爭鳴而已，中華人的思想已進入無涯的空間，充滿了想像力，奔騰馳騁，彩虹四起，處處是活潑的靈性和豐富的生命。大黃金時代是中華人最興奮的時代。六戰國時代讓我們從學術思想的天地中走出來，回到戰爭和政治的世界。上世紀（前六）結束時，春秋時代五霸的最後一霸吳王國奪取到霸權。但就跟從前它在楚王國背後悄悄舉起利刃一樣，正當它氣焰萬丈時，一個文化程度更落後的越王國，也在它背後悄悄舉起利刃。越民族的來曆沒有人知道，它的部落設在諸暨（浙江諸暨），酋長姒勾踐宣稱他們是夏王朝開國君主姒文命的後裔。實際上他們比楚民族距中國文化更遠，血統也更不相乾。他們使用一種比楚王國更難懂的言語，過著一種更奇異更野蠻的風俗習慣生活。吳王吳光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草昧部落，當然看不上眼。紀元前四九七年，姒勾踐宣稱他不再是酋長，而是越王國的國王。明年（前四九六），吳光向他進攻，越王國在攜李（浙江海寧）迎戰，吳光大敗，腳趾中了越軍的毒箭，潰爛而死。兒子吳夫差繼位，他每頓飯都命衛士大聲問：“夫差，你忘記殺父之仇了嗎？”他肅然回答：“誓死不忘。”兩年後（前四九四），吳夫差作第二次進攻，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生擒了姒勾踐。對越王國如何處理，吳政府發生歧見，那位忠心耿耿，鞭屍案的主持人伍子胥堅決主張把越王國並入版圖。而另一位高級官員(伯喜否)則堅決主張把越王國收為尾巴國，他們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當時吳、越兩國的形勢，跟上世紀（前六）鞭屍時吳、楚兩國的形勢不同，那時吳王國沒有力量並吞楚王國，現在吳王國已有足夠的力量並吞越王國了。可是，姒勾踐是一個可怕的敵人，他靠著諂媚和賄賂，使伯(喜否)提出與伍子胥相反的意見，並使吳夫差采納那個意見。吳夫差允許越王國存在，但越王姒勾踐必須拘留在吳王國的首都姑蘇（江蘇蘇州）當作人質。姒勾踐對這種苦難，隻好接受，但他握有更重要的秘密武器——忍耐。有一次，吳夫差病了，姒勾踐親自去嘗吳夫差的糞便，然後用一種唯恐怕彆人沒有聽到和傳播不廣的驚喜聲調喊：“病人的糞便如果是香的，性命就有危險。如果是臭的，表示生理正常。大王的糞便是臭的，一定會馬上痊愈。”世界上隻有少數像伍子胥那種智慧人物才能抵擋住諂媚和賄賂，吳夫差不過一個平凡角色而已，他被姒勾踐裝模作樣的愛心深深感動。於是，隻三年光景，就在紀元前四九一年，把姒勾踐釋放回國。姒勾踐回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挑選美女送給吳夫差，其中有一位西施，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美女之一，吳夫差特地在姑蘇（江蘇蘇州）城外建築一座最豪華的宮殿姑蘇台，使西施居住。據說西施有一種“心痛”的病，大概是現代人稱的胃痛。每逢西施病發，她用手“捧心”（掬在胸前）的時候，正是她最美麗的時候，吳夫差會魂魄消散，忘掉軍國大事。姒勾踐正要他如此，越王國在姑蘇台的歌舞聲中，秘密重整軍備。隻有伍子胥洞察到這個危機，但有遠見的人往往是悲哀的，他的警告沒有人聽，太多的警告反而使人憎惡。紀元前四八四年，吳王國進攻齊國，在艾陵（山東沂源）地方把齊國擊敗。吳夫差興高采烈地向大臣們誇耀他的本領，伍子胥說：“越王國才是我們的大患，齊國不過小毛病罷了。這次我們如果失敗，大王可能生出戒懼之心，反而是吳王國的福氣，如今不幸勝利，大王一定心高氣傲，再向中原進發，跟古老的晉國爭霸。那時越王國乘我們國內空虛，發動突擊，吳王國危在旦夕。”永無止境的忠言規諫，使吳夫差對元老大臣的容忍達到最後限度。伯(喜否)於是適時的揭發伍子胥的叛國罪行。——伍子胥預見吳王國不可避免的沉淪，在數年前出使齊國時，曾把兒子托付給齊國的大臣鮑息。通敵的證據沒有比這更確鑿的了，伯(喜否)用沉痛的表情指出：“無怪伍子胥總是反對進攻齊國，原因在這裡。”吳夫差像一隻被挑怒了的瘋狗一樣，狂怒起來，下令伍子胥自殺。伍子胥死後第二年（前四八二），吳夫差果然率領大軍北上，抵達黃池（河南封丘），這是南方霸權兵力到達北方最北的第一次，在那裡大會各國國君爭做盟主。當晉國稍為表示猶豫時，吳夫差就下令他的兵團擂起戰鼓，晉國立即屈服。姑蘇到黃池航空距離七百公裡，急行軍也要二十天左右，而經過二十天之久急行軍的部隊，緊張疲憊交集，根本不能作戰。姒勾踐抓住這個機會，向吳王國發動突襲，包圍姑蘇，焚燒姑蘇台，大火一月不熄。吳夫差狼狽回軍救援，就在姑蘇城外，他的兵團一經接觸，即被擊敗。吳夫差不得已，向越王國求和，姒勾踐接受了，因為這時候他的力量還不夠強大。明年（前四八一），春秋時代結束。——二千年後的十九世紀，一個新的屬於世界性的更龐大的春秋時代，再度來臨，而且直到二十世紀，甚至可能延伸到二十一世紀。跟紀元前古中國已逝去的春秋時代，無論在實質上和形態上，都有幾乎全部相似之點。諸如：一、小國林立。二、大國爭霸。三、政變不斷發生，國家元首不斷被逐被殺。四、不斷有舊國滅亡，新國興起。五、一次大戰調整一次霸權。六、新生事物、新生思想、新生意識形態，如雨後春筍，不斷向舊事物、舊思想、舊意識形態挑戰，而且節節勝利——像民主終於戰勝君主。七、因之衛道之士更艱苦、更痛心欲絕，用儘所有手段，企圖阻擋曆史前進的巨輪。又明年（前四八○年），戰國時代開始。顧名思義，這是一個國際間戰爭更趨激烈的時代。吳夫差墮落了，他沉醉在以西施為首的溫柔鄉中，再沒有當年報殺父之仇時的英雄氣概，一敗之後，不能振作複興。紀元前四七三年，距姑蘇城外挫敗整整九年，距生擒姒勾踐整整二十一年，越王國發動全麵總攻擊，吳軍崩潰，姑蘇陷落。吳夫差逃到陽山（江蘇蘇州西北萬安山），向姒勾踐請求仿效二十年前的故事，準許吳王國降格為越王國的尾巴國。姒勾踐答複說：“從前天老爺把越王國賜給你，你不接受。現在天老爺把吳王國賜給我，我不敢拒絕。”吳夫差隻好自殺，臨死時用布把臉蒙起來，因為他在地下無顏再見伍子胥。吳王國立國一百一十四年，到此滅亡。五霸也到此結束。七晉國的分裂姒勾踐是一個可怕的敵人，更是一個可怕的朋友。他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負重的君主，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負義的君主。吳王國覆亡之後，姒勾踐的兩位智囊中的一位——範蠡（他一直在姑蘇城陪伴姒勾踐受苦受氣），即行逃走，臨逃走時寫了一封信給另一位智囊文種（他擔任宰相的職務，負實際政治責任，越王國在他手中複興），信上說：“飛鳥射儘，良弓收藏。狡兔死儘，獵狗被殺。姒勾踐頸項特彆長而嘴像鷹嘴，這種人隻能共患難，不能共安樂，你為什麼還不離開呢？”文種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種冷血動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姒勾踐親自送一把劍給文種，質問他說：“你有七個滅人國家的方法，我隻用了三個，就把吳王國滅掉。還剩下四個方法，你預備用來對付誰？”文種除了自殺外，彆無選擇。當時的越王國跟上上世紀（前七）五霸之一的秦國一樣，都是剛剛脫離草昧時代，人才極端缺乏。秦國是國君贏任好死後車家三良才殉葬的，而姒勾踐還沒有死，政治家已被葛除罄儘。紀元前四六八年，姒勾踐把首都從諸暨遷到北方六百五十公裡外的琅琊（山東膠南），距齊國首都臨淄（山東淄博東），隻一百九十公裡，這使齊國和魯國都大為震恐，不得不謹慎而恭敬地對待這位言語不通，衣服不同，禮儀也相異的野人頭目。——姒勾踐於遷都後逝世，他的後裔沒有能力繼續維持一個現代化的政府製度，各部落酋長紛紛拔帳而去，越王國迅速沒落。勉強支持到下世紀（前四）前三七九年，隻好放棄琅琊，南遷到會稽城（浙江紹興）。前三三三年，第七任也是最後一任國王姒無疆，攻擊楚王國，兵敗被殺，部眾潰散，立國一百六十五年。越王國像暴風下的沙堆，不斷的層層吹散，最後一掃而光。晉國卻像烈日下的冰山，經過漫長的時間，最後全部蒸發。晉國在二百年前上上世紀（前七）國君姬重耳即位時，追隨他流亡的那些大臣，就組成了一個世襲的貴族統治集團，這個統治集團曾為晉國建立長期霸權。但他們的後裔不能像祖先們那樣和睦相處，百餘年排擠傾軋的結果，上世紀（前六）五十年代，隻剩下六個大的家族：範家、中行家、荀家、韓家、趙家、魏家。六大家族共同掌握權力，成為魯國三桓政治的複製品，晉國國君跟魯國國君一樣，地位越降越低。再經過百餘年的排擠傾軋，到本世紀（前五）四十年代，六大家族又發生火並。範家、中行家在火並中失敗，被驅逐出國，於是隻剩下四大家族，各擁有強大的私家軍隊和廣大的領土，晉國國君姬錯忍受不住這種壓迫，采取魯國國君曾經采取過而終於失敗了的行動，他秘密向齊國借兵，企圖用外力解決內憂。四家得到消息後，立刻把姬錯趕下寶座，姬錯死在逃亡的中途。然而四大家族間的均勢不久破裂，荀家是四大家族中力量最強大的一家，族長荀瑤，一位非常聰明，因而也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興起並吞其他三家的念頭。也開始向其他三家勒索土地，韓、魏兩家不敢不答應，但趙家族長趙無血阝拒絕。荀瑤大怒，紀元前四五六年，他邀集韓家族長韓虔、魏家族長魏駒聯合進攻趙家的根據地晉陽（山西太原），約定把趙家滅掉之後，三家瓜分它的土地。晉陽城很大而且很堅固，圍攻了兩年，都無法攻下。到紀元前四五三年，聯軍決開汾水的堤防灌城，水勢浩大，僅差兩三塊板的厚度就灌到城裡去，情勢危急萬狀。就在這個時候，出現外交史上最大的奇跡。趙無血阝派遣密使潛入聯軍營帳，向韓虔、魏駒分析當前的形勢：“荀瑤的欲望沒有止境，人人皆知。在力量相等的時候，韓、魏二家還要割地給他，如果趙家滅亡，你們有什麼把握能分到土地？即令分到，你們又有什麼把握不再吐出來？即令不吐出來，你們又有什麼把握不再被繼續勒索？不如我們三家聯合，瓜分荀家。趙家死而複生，永遠感激你們救命大恩，你們也自此永遠免除被並吞的恐懼。”兩家同意密使的見解，這個決定是明智的。於是，一夜之間，形勢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韓、魏、趙三家聯軍向睡夢中的荀家兵團發動突擊，本來灌城的汾水洶湧的奔向葡家防地，荀家兵團全軍覆沒，荀家全族被屠，趙無血阝把荀瑤的人頭拿來當作尿壺。現在，晉國隻剩下三大家族。史學家為了方便，像稱“三桓”一樣，稱韓、魏、趙三家為“三晉”，晉國國君就更沒有份量了。反而到三家去朝見。本世紀（前五）結束前三年（前四○三），那個早被人遺忘了的，住在洛陽窮苦王宮裡的周王國第三十八任國王姬午，在收到三家的巨額賄賂後，龍心喜悅，下令擢升三大家族為國君，就在他們現有的地盤上建立封國。於是一片滅國聲中，三個強大的新封國在國際舞台上出現。不過可憐的晉國國君依舊存在，隻剩下首府新田（山西侯馬）和另一個城市曲沃（山西聞喜）。而這兩個城市，也由三個新興的封國派人管理。八東西方世界紀元前五○○年（夾穀會盟，孔丘當魯國賓相），希臘南部諸城邦組“伯羅奔尼撤聯盟”，推斯巴達為盟主。紀元前四九○年（吳王國擄姒勾踐後四年），第一次波希戰爭爆發，波斯大敗。紀元前四八三年（戰國時代開始之前三年），釋迦牟尼逝世。紀元前四八○年（戰國時代第一年），第二次波希戰爭爆發，波斯海軍全軍覆沒。紀元前四七九年（戰國時代第二年），第三次波希戰爭爆發，波斯大將馬都尼被俘，從此波斯再沒有力量西進。紀元前四七七年（齊國壯士強迫魯國國君姬蔣叩頭的前三年），希臘諸城邦組“提洛聯盟”以防波斯。紀元前四六九年（姒勾踐殺文種後三年），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誕生。紀元前四五○年（晉國三大家族瓜分荀家後三年），羅馬公布十二銅牌法。紀元前四三一年（楚王國滅莒國），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延續十年，雅典不能支，乞和。紀元前四二七年（李俚實行平糴法），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誕生。紀元前四一五年（越王國滅郯國的前一年），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延續十二年。紀元前四○四年（三晉擢升為封國的前一年），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雅典戰敗，城被拆除。斯巴達命三十人組織政府，史學家稱“三十暴君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