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承隋製，中央實行三省六部製。三省為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書省正副長官是中書令和侍郎，下設中書舍人，負責起草詔製。門下省正副長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設給事中，負責審核中書省起草的詔旨，駁正違失，並審批尚書省的奏鈔。尚書省正副長官是尚書令和左右仆射，下設左右丞，該省統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貫徹執行中央擬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前曾任尚書令，後臣下避居該職，形同虛設，故左右仆射實際上成為尚書省的最高長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長官都是宰相。當時在門下省還設政事堂，為三省宰相共議軍國大事的場所。後來，凡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官員都是宰相，他們均加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等頭銜，再後來逐漸確定為“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數，避免一兩個宰相專權，防止出現西漢初年相權太重、君權反而被架空的前車之鑒，且可以集思廣益，聽取更多意見。國家動亂依賴於良將平定，國家安定依賴於賢相治理，這是封建帝王治理國家最經典的理論。“宰相，國之名器”，是輔佐皇帝、總領百官處理國家大事的最重要職位，作為大唐的中樞，對政局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唐太宗時，特置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名號，職務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後，侍中和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員官職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銜，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員以下，隻要加平章事名號，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參議國政，隻是權柄要輕一些。這套製度終唐之世不改。宰相職能既如此重要，因而國家政治好壞、經濟發展快慢，往往取決於宰相是否得人。唐太宗任用房玄齡、杜如晦，唐玄宗則選用姚崇、宋璟，這四人並稱四大賢相，對成就舉世聞名的“貞觀之治”及“開元盛世”功不可沒。因為“安史之亂”是唐代最重大的事件，此處重點談唐玄宗一朝的宰相。唐玄宗任用姚崇和宋璟後，天下大治。姚崇和宋璟代表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一切都是為了皇權的鞏固，沒有任何勞民傷財的行動。正如白居易詩中所言：“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這二人無愧於名相的稱號，不但才華出眾，而且政績斐然——“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至姚崇和宋璟罷相，則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此時，天下已經大治，大唐都城長安生機勃勃，商賈雲集，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神采飛揚。需要克製的時代結束了。因為時代已經是一個傳奇而輝煌的時代，海內晏然，天下太平。天下人為生在盛唐而自豪，唐玄宗也為此而驕傲。之後的張嘉貞、張說、韓休、張九齡等宰相均不再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種銳意進取的精神，但諸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職責。隻是皇帝已不再是當年的皇帝，“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這句話很好地應驗在唐玄宗身上。唐玄宗已經沒有當年的孜孜求治之心，驕侈享樂占據了他全部的思想，這個變化明顯地應驗在大唐宰相的人選上。張九齡入相時，唐朝正處在全盛時期，卻又隱伏著種種社會危機。張九齡針對社會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從政之道，強調保民育人，反對窮兵黷武；主張省刑罰，薄征徭，扶持農桑；堅持革新吏治，選賢擇能，以德才兼備之士任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針緩解了社會矛盾，對維護開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在張九齡要放手有更大作為之時，李林甫正積極謀求宰相之位。李林甫，小字哥奴，唐宗室子弟，唐朝初年長平肅王叔良的曾孫。論起輩分，他比唐玄宗還要高出一輩，不過因為血緣關係疏遠，到了李林甫這裡，已經沒有世襲的爵位。宗室血統絲毫沒有給他帶來輝煌，李林甫能夠步入仕途，還要感謝他的舅舅薑皎。薑皎在唐玄宗為藩王時即誠心結交，唐玄宗登基後，薑皎被授秘書監，恩寵無比。後宮宮殿之前種有一棵珍貴的果樹，唐玄宗經常在其葉繁花盛之時前去玩賞。有一天，薑皎歎息道：“真乃嘉樹也。”唐玄宗聽後，立即笑容滿麵地說道：“卿既愛此樹，那就植入府中玩賞去吧！”將這棵無比珍貴的果樹賞給了薑皎。薑皎先後接受唐玄宗的賞賜有馬匹、珍玩，不可勝數。李林甫因為舅舅所喜愛，一直養在薑府，他從小就看到了權勢的魅力，對權力充滿了無限的憧憬。當時宰相源乾曜執政，與薑皎聯姻。李林甫趁機巴結源乾曜的兒子源絮，通過源絮走後門，代求司門郎中一職。源乾曜卻不大看得起李林甫，認為：“郎中之職需才德俱佳者為之，哥奴一無賴爾，豈能擔當此任？”李林甫謀官一事大受挫折，不僅是因為源乾曜為人清廉正直，還與當時的體製和曆史背景大有關係。當時政治清明，李隆基十分注意整頓吏治，裁減了許多冗官，改變了濫封爵位的惡習，對官員的任用看重才識。開元二年（714年）還規定，選擇京官中有才識的，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在地方任職的都督、刺史如有政績，則調到京城任京官。改變了曆朝曆代重京官，輕外任的惡習。唐玄宗還在殿廷之上親自對新任命的縣令進行考試，對其中不合格的四十五人當堂罷免，並把主持選官的兩個官員予以貶職。在這樣的風氣下，李林甫遭受挫折就並非偶然了。李林甫受此打擊，但並沒有停止他的鑽營，而是暗中蟄伏，靜待時日。幾年之後，他被提拔為國子司業，官品從四品下，為國學中的行政事務官。開元十四年（726年），在禦史中丞宇文融的提攜之下，官至刑部侍郎，有了生殺大權。接著升遷至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官品為正四品上，專門掌管官吏的任免，很有實權。史載李林甫給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顏悅色，但卻“陰中傷之，不露辭色”。時人認為他精通權術，已經玩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僅一般人為之心驚，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尤其是他在外表上裝得對人極為友善，暗中卻加以中傷竟然一點也不露聲色，世人謂其“口有蜜，腹有劍”，此即“口蜜腹劍”成語的來曆。李林甫鑽進吏部後，唐玄宗兄長寧王李憲曾私下求見李林甫，拿出十個人的名單，要他優先考慮選補這些人入官。李林甫不問優劣，一口答應下來，隻對寧王提出一條要求：“願絀一人以示公平。”發榜之日，李林甫特意選出一人，張榜宣布：此人作風不正，托王講情，留待下次冬選。這樣一來，李林甫不但贏得了“公正”的美譽，而且趁勢巴結了寧王李憲，可謂是一箭雙雕。當時武惠妃（武則天侄孫女）寵傾後宮，企圖立自己的兒子壽王李瑁（楊貴妃楊玉環前夫）為太子。李林甫探知內情，通過宦官向武惠妃表露：“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兩位野心勃勃者走到了一起，李林甫也很好地把握了曆史的契機。之後，武惠妃常在李隆基麵前讚揚李林甫，李隆基由此對李林甫印象很深，為他以後當上宰相打下了基礎。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宰相裴光庭死。李林甫立即通過侍中裴光庭夫人出麵，謀求相位。裴夫人為武三思之女，武三思曾經對宦官高力士有恩。野史記載說裴夫人與李林甫有染，裴夫人在高力士麵前為李林甫苦苦哀求。高力士當時權傾朝野，對舊主人不好一口拒絕。不過，高力士為人謹慎，選相又是大事，他不敢輕易向唐玄宗提起，隻是暗中等待機會。不久，唐玄宗決定任用韓休為相。高力士立即把消息告訴了裴夫人。李林甫知道後，馬上向唐玄宗上奏，推薦韓休為相。韓休當上宰相後，聽說是李林甫舉薦他，異常感激，於是向唐玄宗推薦：“吏部侍郎李林甫為宗室之後，才德兼備，且有宰相之才！”武惠妃經常在唐玄宗那裡吹耳邊風，唐玄宗對李林甫印象很好，現在又有新宰相推薦，於是任命李林甫為黃門侍郎，隨後便升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曆史就這樣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李林甫空手套白狼，竟然真的入閣拜相了。夢想實現得如此輕易，這讓李林甫又瞄上了宰相中位置最高的首輔之位。當時執政宰相正是張九齡和裴耀卿。張九齡知道唐玄宗準備任命李林甫為相時，直諫勸阻說：“陛下今日若以李林甫為相，他日恐怕國無寧日了！”此時唐玄宗在位已久，沉迷於武惠妃的溫柔鄉，不免怠於政事。然而，每當商議政事時，張九齡和裴耀卿兩位宰相事無巨細，都要與唐玄宗據理力爭，這讓唐玄宗相當不快，不過也不好表露什麼，但對待張九齡和裴耀卿的建議就不那麼聽得進去了，依舊堅持任命了李林甫。天子對待肱股重臣微妙的情緒變化被李林甫捕捉到了，他一麵巧伺上意，一麵開始尋找機會排擠張、裴二相。每次上朝時，張九齡，裴耀卿兩位宰相對李林甫稍稍謙讓，李林甫則居於中間，眉宇之間露出得意之色。時人看到這種場麵，驚呼“一雕挾兩兔”，認為他們二人終究要遭李林甫的陷害。朔方節度使牛仙客治軍很有政績，唐玄宗知曉後，欲以牛仙客為尚書，還準備給其封戶。張九齡聽說此事之後，與李林甫商議道：“封賞乃國之大事，隻能給予名臣大功者。牛仙客，隻是一個邊將，不過工作做得好些，就能馬上封賞嗎？願與李相公在朝廷爭之！”李林甫一口答應下來。次日上朝，張九齡據理力爭。李林甫卻麵無表情，一言不發。二十多年的承平天下，天子已經聽不進任何逆耳的話語，張九齡的固執激怒了唐玄宗，大怒之下，罷朝而去。而李林甫卻趁機上奏說：“仙客有宰相之才，尚書之職乃大材小用，有什麼不可以的？九齡乃一文吏，過於囿於古義，有失大體；再者，天下者，陛下的天下，陛下用一官吏，有何不可？”唐玄宗見有大臣支持自己，大喜過望，於是加封牛仙客為隴西縣公，且誇讚李林甫為相而不專權。自此，唐玄宗便有意與張九齡疏遠了。李林甫曾引薦蕭旻為戶部侍郎。蕭旻不學無術，有一次在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同行慶吊”時，當眾錯讀一字。嚴挺之深感遺憾，就對張九齡發了幾句牢騷。張九齡凡事認真，便以不學無術彈劾蕭旻，貶為歧州刺史。李林甫由此怨恨嚴挺之，剛好有件事主動撞上門來。嚴挺之曾經休妻，前妻後來改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貪贓下獄。前妻無奈之下，隻好求嚴挺之相救。大概出於補償的心理，嚴挺之立即全力設法營救王元琰。李林甫使人奏告唐玄宗，說嚴挺之私袒王元琰，應該連坐。張九齡為嚴挺之辯解，認為其中不應會有私情存在。唐玄宗卻道：“卿不知，雖離之，亦卻有私。”皇帝這樣說了，張九齡不便再求情，隻好請裴耀卿代救嚴挺之。李林甫卻趁機上言：“耀卿、九齡都是朋黨。”唐玄宗早已經有疏薄張九齡之意，樂得有個借口，於是借此案將張、裴兩人罷相，貶嚴挺之為洛州刺史。罷朝之後，李林甫目送遠去的二位老相，得意萬分，陰陽怪氣地問：“左右丞相何在？”一旁的諸位大臣聽見，無不心寒，且膽戰心驚。李林甫旋即升為中書令，終於成為群臣之首。張九齡作為開元盛世最後一位名相，深為時人所敬仰。他為人儒雅，風度翩翩。唐玄宗愛其風度，即使在逐走張九齡後依然懷念不已，每遇宰相薦士，總要問道：“風度能比得上九齡嗎？”張九齡有詩《望月懷遠》，情韻雋永：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張九齡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他生前曾預斷安祿山“必反”，後來果然應驗。唐玄宗追思張九齡的卓見，悔恨不已。張九齡死後，李林甫成為朝廷無可爭辯的主宰。宰相，成為大唐盛世隱蔽的危機。至此，表麵的歌舞升平，已經掩蓋不了潛在的危機。為什麼唐玄宗接受姚崇提出的“宰相權重，不可久任”的建議，實行了頻繁輪換宰相的製度，到了李林甫這裡，卻因人而廢呢？李林甫是後世公認的庸相和奸相，他到底有什麼本事，能霸居相位十九年？李林甫做了十九年宰相，最大的特點就是專權。他曾召集諫官說：“現在明主在上，群臣順從還順從不過來，用不著多說話。你們不見儀仗中的馬，吃的是三品的馬料，但是不能叫，一叫就給牽一邊去，悔之何及！”天寶六年，唐玄宗下詔廣求天下之士，有通一藝以上者都可到京師應試。李林甫令郡縣嚴加揀試，報上來的人又讓吏部嚴加複試，結果沒有一人及第。李林甫竟然還向唐玄宗祝賀說：“野無遺賢。”意思是天下能乾的人都已經在朝中為官了。唐朝設三省六部，做宰相的通常是五六人到十幾人不等，李林甫卻排斥他人，獨自專權十九年之久。安史之亂後，唐玄宗逃到四川避難。當時唐肅宗已經稱帝，奉唐玄宗為太上皇。唐肅宗每任命宰相等重要大臣，總要派人向唐玄宗彙報。唐玄宗閒來無事時，便和身邊郎官裴士淹品談唐肅宗任命的新大臣，逐漸延及以前舊臣。唐玄宗評論曆任宰相，從姚崇、宋璟以下幾十人，都很允當。當時在許多人的眼中，都認為唐玄宗已經老糊塗了。裴士淹大概也是這種看法，想不到唐玄宗還能目光如炬，所以又是驚訝，又是佩服。後來，裴士淹試探問唐玄宗對李林甫的看法。唐玄宗憤憤地說：“此人嫉賢妒能，舉世無比。”裴士淹大吃一驚，目瞪口呆地愣了半天，才問道：“陛下既然知道，又為什麼要任用他？”唐玄宗沉默不應，表情極為複雜。中國有句俗話：“宰相肚裡能撐船。”意思是宰相的才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還是胸襟和氣度。李林甫這樣嫉賢妒能的人，何以為相十九年，恩寵不衰呢？固然，李林甫工於權術，以善於“口蜜腹劍”著稱於世，為了求官保位不擇手段。然而，歸根到底的原因，卻是在唐玄宗本人。可以說，李林甫在天寶年間的專權，正是唐玄宗所需要的——天寶初年，唐玄宗年事已高，對國家和朝廷中的政事逐漸厭倦，一心想追求享樂，曾經對高力士說：“我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我想高居無為，政事一概委托給林甫，你看如何？”唐玄宗和高力士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對高力士說的這些話應該是出自真心實意的。當高力士以防止大權旁落為由勸阻後，唐玄宗還發了怒。之後，高力士在政事上不敢再輕易表態。由此可見，唐玄宗的“君王從此不早朝”是對李林甫姑息養奸的直接原因。重要的曆史人物，既不能不受當時實際情況的製約，但又能起到加速或延緩曆史過程的作用，這兩個方麵都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唐玄宗不理政事二十餘年，對朝廷中的大事卻依然是十分清楚的。他倦於政事，但並不糊塗，隻不過是實在不願意施大力整頓，以免耗費了他沉迷於聲色的時間。宰相李林甫獨斷專權，為天下人所厭惡，唐玄宗心中相當清楚。但他仍然堅持任用李林甫，表明李林甫有相當的利用價值。李林甫專權時，確實起到了代理皇帝、總領百官、震懾朝廷的客觀作用。與裴士淹談論時，唐玄宗始終沒有提令李林甫身敗名裂的反叛一事，可見他很清楚，李林甫僅僅是一個權臣，並非叛臣。李林甫在位期間，迎合上意，杜絕言路，妒賢嫉能，排斥異己，深為文人士大夫所痛恨。不過，李林甫身居相位，凡事勤謹，處理公務，增修綱紀，各有法度，朝中一般的政事，李林甫都處理得井井有條。尤其是安祿山個人非常畏懼李林甫，這種關係對維持朝廷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到楊國忠誣陷李林甫謀反，天下人都認為李林甫冤枉。而這些事，唐玄宗再清楚不過。他深知要客觀全麵評價李林甫，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所以才沉默不應裴士淹的話。李林甫誠然是庸相。庸相如同賢相一樣，也是應時而生，自有他的價值。隻不過，對帝王來說是價值，對百姓和國家來說則是災難。李林甫專政所帶來的惡果並沒有隨著他的死亡而消逝，十九年來，朝廷上下已習慣於他的強硬控製。他死了，大唐再沒有一個能控製全部朝廷的大臣。而玄宗皇帝，這個曾經的英主，依舊不想管事。在當時的情勢下，由於李林甫大力的排擠，朝中確實沒有堪任宰相的人。唐玄宗已經懶惰了很久了，不想再費心勞力去為大唐選一位能乾的宰相，權衡之下，他便選擇了一條最省事的道路——任命貴妃的堂兄楊國忠為宰相。這一令皇帝省心省力的決定，無疑將大唐帶進了更痛苦的深淵。關於楊國忠，他連庸相都稱不上。楊國忠儘管善於宮廷政治的權術，以及因為楊貴妃的裙帶關係而對唐玄宗個人有巨大的影響，他的才乾卻根本不能與李林甫相比。楊國忠曾經說過：“我本微寒，以女寵得進，非有功績。在我有生之年，既然已不可能得到好名聲，就隻有窮奢極欲，及時行樂！”這話和西漢時主父偃的“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如出一轍。在唐玄宗一朝中，楊國忠是最該被否定的政治人物。他為官期間，隻忙於跟兩大政敵鬥爭，李林甫死後，他便將矛頭對準了安祿山，以小人之心，一己之忿，無事生非，擾亂朝政。李林甫死後三年整，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祿山以“誅楊國忠”的名義謀反，史稱“安史之亂”。李林甫倘若不死，勢必還將繼續在相位當下去。以他的手段，安祿山勢必不敢謀反。而楊國忠，應該繼續忙於與李林甫鬥法，沒有多大機會去撩撥安祿山造反。這就是曆史的偶然性。唐朝經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局麵形成，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成為主要矛盾。在這種形勢下，強化皇權成為皇帝的第一要務，宦官作為皇帝的家奴，應時被推上政治舞台，宦官監軍製度、神策中尉、樞密使製度等相繼建立，由此形成了分工明確、組織嚴密的內諸使司使職係統。這一係列製度，的確使得皇帝通過宦官加強了對中央禁軍、地方軍隊及朝廷官員的控製，至於後來宦官作為一股政治勢力向外廷滲透，開始對朝政發生重大影響，則是君權與相權矛盾尖銳的結果。如前所言，唐初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皆為宰相。為方便宰相議事，於門下省設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奏請將政事堂移於中書省。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印。如此，中書在三省中取得了獨尊地位，權力極大。唐玄宗很快就意識到這一問題，遂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彆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並改翰林供奉（唐玄宗於開元初所置翰林院，容納各種專門藝能人才，稱翰林待詔。後將文辭待詔之士改稱翰林供奉，以與僧、道、書、醫等其他待詔相區彆。）為翰林學士，目的即在於分割中書草詔權，對外則宣稱“萬樞委積，詔敕文誥悉由中書”“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安史之亂後，曆任皇帝皆猜忌重臣，翰林學士參與政務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如唐德宗信用翰林學士陸贄，“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陸）贄，故當時目為‘內相’”。到唐順宗即位，以王叔文、王伾為核心的翰林學士院更是成為大唐決策中心，“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宜承奏於外”，宰相成為虛設。再說由宦官擔任的樞密使。翰林雖有權侔宰相之勢，但其隻是顧問侍從身份。中唐以後，中央朝廷重大決策都是通過延英奏對，參與者有宰相、朝官、神策軍中尉以及樞密使，翰林學士並無資格。即便從顧問身份而論，宦官擔任的樞密使常伴皇帝左右，隨時可以就皇帝的垂詢發表意見，對重大決策的影響顯然要比翰林大得多。樞密使置於唐代宗在位期間，是唐代宗為分另一大宦官魚朝恩之權而設。樞密使的主要職責，一是向宰相傳宣皇帝旨意，向皇帝進呈宰臣奏狀，充當皇帝與宰相的中介。二是草擬內狀文書，因而樞密使要乾涉朝政，須得利用製度上的缺環，通過中書主書，其人本身並不與宰相構成平等的關係。然經唐代宗、唐德宗二朝，相權被翰林所分，樞密使不必再依附宰相，兼之有宦官統領的神策軍做後盾，開始顯出獨立的政治地位。綜上所述，除了外朝宰相、內朝宦官外，尚有第三股勢力，這些人多是因一技之長而被皇帝寵信者，時人稱之為“近倖”，唐順宗時期的王叔文集團便屬於此類。起初，皇帝利用宦官來加強皇權，當宦官自成政治勢力，便走向了皇權的對立麵，於是，皇帝又想利用近倖集團來對付宦官，這是最省事省力的法子，前麵論述過的永貞革新便是此類。永貞革新很快失敗，是因為外朝重臣與內朝宦官聯手與其為敵。南衙宰相雖與北司宦官爭權，但曆經多年後，已達到一種微妙平衡，若是第三方勢力介入，勢必引發兩方的激烈抵抗。唐文宗即位後，因恐懼宦官勢力操縱皇帝生殺大權，又厭惡外朝宰相專權，便步上了唐順宗的老路，信用鄭注、李訓等人，試圖再次利用近倖集團來剪除宦官，是為“甘露之變”。與永貞革新不同的是，甘露之變不僅徹底失敗，還打破了長久以來形成的內、外廷平衡的狀態。甘露之變後，宦官在唐朝政治中取得了獨尊獨大的地位，再也難以撼動。唐文宗之後，唐武宗（841—846年在位）、唐宣宗（847—859年在位）、唐懿宗（860—873年在位）、唐僖宗（874—888年在位）、唐昭宗（889—903年在位）五位皇帝，均為宦官所立。可以說，晚唐八十年，皇帝完全由宦官所掌控，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宦官擅權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