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19日，母親最後一次手術後，我們準備回到瑞士。醫生告訴我們，我母親也許做不到這一點。飛機在起飛或降落時，機艙內的氣壓變化會使得她的腸內某個多重閉合破裂，從而導致腹膜炎。醫生說，如果這樣的話，她在一個小時以內便會死於血毒症，然而，我們在拜訪了她的親密好友比利·威爾德和吉米·司徒華特之後，我們還是去了機場。”當我們就要上車時，應該是母親和康妮說再見的時候了。她們倆也都知道是時候了，但是她們也都知道應該怎樣來告彆。她們吻彆，就像不久就又能見麵一樣。她們在草坪前站了一小會兒。儘管隻有一小會兒，我還是十分欣賞她們兩個那種從容的優雅表現。飛機爬升很慢，降落時也是十分平緩，以保證機艙內的氣壓儘可能地逐漸改變。我們必須在格陵蘭島加油，這使得危險無形中增加了兩倍。當飛機的輪子接觸到日內瓦的跑道時，母親輕聲說：“我們到家了”。我知道，這句話對她意味著什麼。這架私人飛機也許是我們體驗過的最有用的奢侈品。我們在12月20日抵達瑞士。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集中精力準備馬上就要到來的聖誕節。我們得知，在瑞士，想在假期的時候找一位家庭醫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於是我們找了貝蒂，她是一位很好的護士，她在色達斯-西奈醫療中心（Cedars-Sinai,美國一家著名的醫學研究中心）工作的時候曾經照顧過母親。我們請她回來並陪伴我們度過這個假期。這對於貝蒂和她的家庭來說，卻是個艱難的選擇。我記得，貝蒂的丈夫曾經來醫院看望我們。從他的眼光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決定讓貝蒂來這裡和我們一起。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聖誕禮物:貝蒂一家把他們聖誕節的美好時光獻給了我們。每天，我們都小心翼翼地陪同母親在“和平之邸”（La Paisible）的花園裡散步。“和平之邸”是母親在她生命的最後30年居住的地方。在拍完《龍鳳配》之後，我父母搬到了布爾根施托克。布爾根施托克是一個山頂小村，麵對著瑞士的盧塞恩鎮。我就出生在盧塞恩鎮。但是那裡寒冷的冬季使得他們很快就打算在日內瓦湖畔另尋一個溫度適宜的居所。母親說，他們當時帶了三明治，把暖瓶裡倒滿茶，乘坐火車從盧塞恩到洛桑去尋找房子，像郊遊一樣。她說她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的那一天。一位朋友曾經告訴過她，那所房子也許要被出售。所以她讓車停在房子的不遠處，站在車篷下觀看。那時正是春天。這所房子是一棟18世紀的農舍，周圍有兩英畝半的果樹。她看到的是滿眼的櫻桃花，房子就掩映在紅花綠樹之後。她記得，看到這座房子，使她有一種蝴蝶在身體內飛舞的感覺。她覺得自己回到了家鄉。我非常感謝那些在她身體內飛舞的蝴蝶，它們使她對未來有了美好的期望。我們家人通常在聖誕節團聚。今年更是這樣，因為這也許就是我們最後一次團聚了。母親不喜歡彆人為她花費，她也不喜歡送彆人華而不實的禮物。她通常會挑一些像鉛筆、橡皮、信箋這樣的小東西。有一次我送給她一個帶香味的蠟燭和一種有特殊香味的洗發水，她非常喜歡。因為母親不能進食，她隻能呆在樓上休息。我們決定取消聖誕大餐，可是弟弟盧卡堅持要維持節日的傳統。而母親也堅持說，她最不喜歡的就是感覺自己成為了我們的累贅和負擔。在我們開始上學時，母親就停止了工作，因為我們在她拍片期間，隻有進行很遠的旅行才能看到她。她認為，拍一部電影要花費兩到三個月的時間，這種分離時間太長了。因此她決定暫時停止工作來陪伴我們。她說，如果她當時選擇繼續工作，將可以掙到更多的錢。但是她所擁有的已經足夠今後我們不會有經濟上的問題。她常常說很高興沒有過度揮霍自己的形象，因為當她接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後，公眾仍然對她感興趣。因此，媒體對她正在乾什麼以及她在第三世界國家看到的和學到的都很感興趣。最令我們著迷的是，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什麼特彆的或者就應該被關注的人，儘管她已經並且正在受到關注。我妻子曾經陪伴她去參加過一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宴會。我妻子形象地說，母親麵對幾百名商人和女士在台上演講時看上去就像一片單薄的葉子。經過那麼多年以後，她還是像第一次上台那樣有點顫抖。她總是很小心，總想做到最好。她基本上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這種渴望得到保護的感覺能夠使得每個人愛上她。這難道就是美麗的真諦？就像一隻小鹿在小溪邊喝水，突然小鹿抬起頭來，睜著無助驚恐的大眼睛四處張望，那就是美。她不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麼苗條纖細，不知道自己的動作是多麼優雅。她隻是一隻小鹿，就像其他小鹿一樣。我們還是像往常一樣舉行了聖誕晚餐，所有的親人和朋友都來了，母親沒有下樓。晚餐後，母親走下了樓。我們都聚在一起，彼此交換禮物。她沒辦法出去買禮物，於是就挑了一些舊禮物送我們：一條圍巾、一件毛線衫、一支蠟燭。這個場景很令人感動，也是最珍貴的。然後，她讀了一篇曾經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演講時用過的短文。這是幽默作家兼廣播電視名人薩姆·萊文森在他的孫女出生時寫給她的。大意是，由於他的年齡，無法看到孫女長成一位年輕女士的那天了，因此需要傳遞一些智慧給孫女。母親把這篇短文編輯成了一首詩，並且加了個標題為“永葆美麗的秘訣”。儘管我們身在瑞士，但是母親患病的消息還是傳揚了出去，狗仔隊又開始出現在我們身旁。這就是雖然醫生並沒有告誡不能到外麵去，母親也從不踏出家門一步的原因。狗仔隊們試圖通過籬笆，偷拍到母親在花園散步的鏡頭。他們甚至租了架直升飛機，不時從我們房子上空掠過，試圖拍攝到母親。第一次，他們成功了，我們不得不退回到房子裡麵。這件事情激怒了母親。她每天在花園裡20分鐘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鮮的空氣、鄉村的味道、牛鈴聲、樹木在微風中搖晃、陽光透過樹枝穿破下午的薄霧，都是她所喜愛的。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著那些樹木對我說哪幾棵明年應該修剪。“這棵樹未來幾年應該長得不錯，不過那些比較高大的杉樹需要修剪一下，否則那些較長的樹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這些樹木都有上百年曆史了，需要經常進行維護。以後的幾個月裡，我遵從她的建議，很努力地維護這些樹木，這使我感到離她是那麼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這個家中一樣，這個家，對於她來說意味著許多。晚飯後，我扶她上樓，談起了康複的問題。我在最後兩個月讀了許多有關精神康複和生存意誌的書籍。因此我也意識到，對於母親來說，選擇堅強地生存下去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命運能夠擊垮她嗎？我懷疑這一點。也許不能。但是本來內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許因為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的所見所聞而愈發增加了內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經目睹年輕人們，她的朋友因為反抗德國占領軍而被拉到阿納姆的街頭執行死刑。50年後，她同樣在目睹著這樣的不公平和痛苦，這種不公平和痛苦就發生在這個曾經發誓不會讓它們重演的世界上。因此，我曾經要求她為了我們，為了我們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說:“這很容易。隻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頂端和下層重新連接起來而已。”她的評論多麼的有意義。頂端和下層的隔閡有多長？是不是她胃裡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內心與現實掙紮在身體上的反映？1月20日是個普通的日子。由於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後兩天，她每次隻能清醒幾分鐘。在這天之前，麻醉師對她用了嗎啡。我問為什麼，醫生回答說，以她目前的狀況，不能確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藥是否有用，因此必須保證她不痛苦。我幾乎是機械地問道:“有任何副作用嗎？”他直視著我的眼睛說，這可能再次縮短她的生命24小時左右。我走進她的房間。我們都知道，母親就要離開我們了。周圍一切都是安靜的。一束溫和的金黃色的陽光照進來。我低頭看著她。她是那麼平靜安詳，以致我忘記了她是個病人。我整夜都守著她。半夜時分，她醒了過來，躺在床上，看著遠處。我問她想要什麼和感覺如何，有沒有什麼想說的。我問她想念外婆嗎？她沒有回答。一會兒，我問她有沒有什麼遺憾的。她說：“沒有，我沒有遺憾，……我隻是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兒童在經受痛苦。”這是她再次睡去前，說的最後的話。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覺到了什麼。突然間有了這種感覺。我知道在那個時刻我應該做什麼。我坐在她床旁邊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對她說我有多麼愛她。就在這張床上，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曾經在母親的懷裡度過夜晚。這張床曾經讓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後，我感到這張床是那麼的小，沒有了母親，它是那麼的沒有意義。我告訴她，我知道她是多麼愛我們，我也知道現在她不想延長這種愛了。我們也不想了。我輕聲說，如果她準備好了，就應該離去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臉頰，讓她感覺到我的淚水的溫度。我覺得，她在某個地方還能聽到我。我吻她，告訴她，那個小男孩將永遠陪伴著她。她曾經談到過“那些人”。我們不知道她什麼意思。她說那些人就在那兒等著她。她形容說，“那些人”是些阿門教派的教徒，他們在田野中靜靜地等待。當我們讓她解釋的時候，她總是溫柔地回答說：“你們不會懂的，也許以後你們會懂。”她對另一個世界有著很強的感覺，她並不害怕。我們曾經談起過她的死亡，談起過我們的恐懼、憤怒和希望。她告訴我們說，不要生氣，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我站起來，愛撫她的額頭，告訴她我將很快回來。恍惚中，我下了樓叫牧師。第一聲振鈴後他就接了電話。他說聽到我的聲音很高興又很難過，他一直在等我的電話。這位牧師80多歲了，33年前就給我施過洗禮。生與死都由同一個人來演繹，我感覺我漂浮在現實和天空之間。他說將在4點鐘到達。我說了聲謝謝。我穿過村莊來到墓地。冬天的寒風撕裂著我的麵孔，提醒著我現在我的生命是多麼痛苦。她曾經告訴過我，因為我弟弟的緣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遺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們沒有一個地點去看望她。她曾經提到過朱拉山的靜謐景象。朱拉山是我們房子後麵的一座不高的山，裡麵掩藏著的一條山穀裡居住著一群與世隔離的避世主義者。他們隻希望擁有他們自己的土地，並且捍衛這種獨立，這是一個不為世人了解的巴斯克種族。我在推門的時候，冰冷的鐵門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後麵，有一棵可愛的小樹靠著公墓的牆。儘管現在還是冬天，我還是能夠想象得出春天枝頭開滿鮮花的景象。這裡是這片緩坡的最高點。我看著這裡的景色，感覺很好。我穿過小村走回市政廳。一樓是郵政局，二樓是市政廳的辦公室，在它們上方是高高的鐘樓。鐘樓每個整點都會響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鐘聲中度過的。市長是我們的好朋友，我曾經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學。他抬起頭看到我，知道我為什麼在那兒。他從他的圖書館拿出一本古老的書，我們開始看公墓的平麵圖。我指了指第63號空地。他說這塊地的價格是275瑞士法郎，如果我們購買的話，這塊土地將會屬於我們500年。我問道:“如果要永遠擁有，價格是多少?”他回答說:“350瑞士法郎。”我突然有種寧靜的感覺，能在這個擁有800年曆史的古老的小村生活是多麼好啊。“永遠”的價格僅僅需要多付出75瑞士法郎。我們握手，然後我走回了家中。她還沒有被移動。我坐在她的身邊，告訴她那片土地的景色以及櫻桃花。我感到，她應該是同意了。門口的通話器響了，牧師帕斯托·艾丁戈爾已經到了。我下樓去迎接他，但是當我握住他的手時，話卻卡在嗓子說不出來。我們兩個沉默地走上樓。他站在床的一側，我們則跪在床腿邊。他口中頌讀的語言非常美，他的聲音充滿感情，有一種曆經80年的歲月的純淨靈魂的成熟。我在哭泣，我的妻子也在哭泣。我們舉著手，跟著牧師一起到樓上。太陽破雲而出，照進窗內。祈禱結束以後，我們互相扶持著輕輕吻她，然後回到樓下。牧師坐在椅子上，打開了聖經。我問他需要什麼。他說他已經擁有需要的一切了。我問他需要回家嗎？等需要時我會再打電話給他。他說他會一直留在這裡，直到該走的時候。於是我逐個坐到每個人的旁邊，向他們每個人說了那片墓地、那裡的景色、櫻桃花，還有永遠擁有這塊土地的價格。他們都在靜靜地聽。我說完後，問他們心裡是不是平靜。他們都說是的。我最後坐在羅比的身旁，我問他心裡平靜嗎？他說是的。他的話音剛落，樓上的通話器響了。母親35年來的女仆兼朋友吉奧瓦娜隻說了一句“快來！”我們跑上樓梯。她走了。她在微笑，嘴輕輕張開著。一滴眼淚掛在她的眼角。淚滴在閃光，像是一顆鑽石。吉奧瓦娜臉色蒼白。她不停地重複，她正在清洗水池，母親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朋友兼助理克麗斯塔走進房來並且發現她已經過世了。我們緊緊抱著吉奧瓦娜，她的全部世界已經結束了。她一直陪伴在母親身旁，無論是病中還是健康時，無論是情況好的時候還是壞的時候。母親曾經對她說，丈夫有可能來來去去，但是她們倆會一直廝守。我聽說，人會在自己愛的人暫時不在身邊的時候才選擇死亡。母親是孤獨的。三天前，她在花園進行了最後一次散步。在回到房內上樓梯的時候，她告訴我們說她很累。就在聖誕節之前，我們還談到因為我打算至少在她的身體好轉之後回美國一趟，是不是應該把我的狗從洛杉磯帶來。她說給她一個月時間考慮考慮。她擔心我的兩隻狗——一隻黑色長耳獵犬，一隻Bobie混種狗——會吞掉她的小約克郡狗，她形容說“就像吞漢堡一樣”。她對狗懷著很敏感的感情，有點像她對時尚的敏感。在50年代，這種愛好還沒有流行起來之前，她曾經有過許多隻約克郡狗，有人甚至說當她在80年代買了一對約克郡狗後引領了風潮。這是一種新品種的狗，約克郡這個名字來自於英格蘭馴養過它們的鄉村牧師的名字。它們看起來像是RCA狗的縮小版。他們也很快變得流行起來。一個月。是不是她知道？是不是她能感知到？是不是我們在這個時刻來臨時都很清楚？難道是我們常人隱藏了這樣的智慧，隻在那些已經接近另外一個世界的人才擁有這樣的智慧？我想在一個月內我們可以知道應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她甚至沒有堅持完這一個月。有人為母親擦掉了那顆淚水。我抬起我的手，那個“不”字卡在喉嚨裡沒有說出來。現在，房間裡站滿了家人和親密的朋友們。每個人都在哭，或者在擰他們的手。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夜晚站在高速公路上。我想我看到了她的胸部還在動。有人告訴我說這是正常的。在牧師進行完一個簡單的額外的塗油禮後，醫生們來了，確認了母親的去世。我打電話給我的父親。他已經來到瑞士，離我們不遠。他連夜開車趕來，抱住我並且向母親說再見。他們倆最後一次見麵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禮上，大約10年已經過去了。我永遠忘不了他走進房間看到母親躺在床上時臉上的表情。他握著她的手，然後親吻了她的額頭。對他來說，生命裡最重要的一章結束了。她的遺體在房間內停放了3天。然後，在1月24日清晨，我們把棺木抬到大街上，穿過小村，去往小教堂。我得知在我們這個隻有1200名居民的小村的街道上，聚集了25000人。但是他們都沉默著。我記得母親曾經對我說，她永遠忘不了第一次參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活動——訪問索馬裡的營地時的情景。那裡的沉默簡直使人覺得失去了聽覺。那裡有15000名饑餓的男人、女人和兒童。沒有一個人說話。當我們一起在意大利生活的時候，我們曾經開玩笑說，想象一下，如果是1500名意大利人處在那種情況下他們會如何做。我曾經努力地想讓她笑，這是所有因為單親而感到悲哀的孩子會做的事情。我會像個小孩兒一樣故意做一些滑稽動作，或者用某種可笑的口音跟她說話，然後她就會開懷大笑，有時候甚至會笑得彎腰。她總是擁有敏感而又遲鈍的幽默感，哪怕是在最危險的環境下。她還在住院的時候，曾經開玩笑地把拜訪她的7位醫師比作“7個小矮人”。“7個小矮人來過以後，我們將讀到某人的來信，或者給某人打電話。”她輕鬆地說。她收到過許多令人感動的信，但是其中一封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當她第一次與派拉蒙簽訂合同以後，她參加了一個電影演員同業協會的午宴。他們把她的座位安排在重要的位置，挨著馬龍·白蘭度。大家都坐定後，她感到非常害羞，並向馬龍·白龍度問了聲好。從此以後，整個宴會上兩人再沒有說過話。由於母親和馬龍·白龍度的經紀人都是科特·弗林斯，她於是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科特當時的妻子瑪麗。科特幾年以前去世了。這對母親的打擊不亞於她的商業經理阿貝·比恩斯托克離開了她。他們彼此都永遠存在於對方的生命中，就像家人一樣。瑪麗肯定將母親的話告訴了馬龍，包括宴會上的故事以及她的感覺。因為母親收到了馬龍·白龍度的一封信。在信中，馬龍·白龍度訴說了他對母親是多麼的敬畏，他又是多麼的不善言辭。40年來，母親一直認為馬龍·白龍度是在躲避她，事實上不是那樣。他當時隻是對母親肅然起敬，就像母親對他一樣。她永遠也不能忘記那些索馬裡家庭，他們排著隊，平靜地等待時不再來的機會。當看到兒童死在他們母親懷裡的情景時，母親深受傷害。她知道目前人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能夠做的也受到各種限製，同時無力阻止不公正和戰爭的發生，她怎麼能夠在夜裡安然入睡？她怎麼能夠看著我們在餐桌上，在廚房裡嬉鬨，享受著天倫之樂從容度過一生？難道這注定了生命開始的分離過程嗎？為什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執行官在母親去世之後幾個月也死於同樣的疾病？是不是人類由於同情和憐憫產生的死去的意誌，就像人們想要生存的意誌一樣強烈？這兩者的區彆能被人們知道嗎？是不是就像隨波逐流一樣，就像山羊跳下懸崖？我們走得很緩慢，每一步都使得棺木的尖銳邊緣刺痛我們的肩部。我抬起頭看了看太陽，太陽光使我目眩，但是我微笑著。在狗仔隊用直升機偷拍的事件發生後，我找來我們家的一個老朋友，他是瑞士軍隊的退役上校。我告訴他直升機事件對母親感情的傷害有多大。他聽著我訴說。我問他，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直升飛機在葬禮那天的上空盤旋？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他不知道。我要求這個一生中從來沒有向規則屈服的人再努力一次。這裡不是意大利或法國，在那裡，這樣的奇跡隻要有一點政治的乾涉就會發生。但是這是瑞士，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過。他雖然也來參加葬禮了，但是沒有給我答複他是否成功了。那天的天空是乾淨的。我後來得知，上層——我也不知道是多麼高的上層——有命令下來，在上午10點和下午4點之間，把整個葬禮區域設為禁飛區。我微笑著。這次我們終於阻止了狗仔隊。在幾周寒冷陰沉的天氣以後，太陽終於露麵了。儀式簡短而又溫馨。我最後發言，以下是我說的:教師、作家和著名的幽默演員薩姆·萊文森在他的孫女出生時曾經為她寫過一首詩。媽媽很喜歡這首詩。今年聖誕節她最後一次讀了這首詩。她還給這首詩命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