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不久前，五十個中國的奧運金牌運動員今天到了香港，萬人空巷，香港人為他們瘋狂。朋友和我在電視新聞看到這樣的鏡頭，她一麵吃香蕉一麵說，“龍應台，德國隊比賽的時候，你為他們加油嗎？”我想了想，回答不出來。德國，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親愛的孩子們成長的家鄉，對於我是什麼呢？怎麼看個新聞要惹出這麼不消化的問題？她不耐煩了，又問，“那——你為不為台灣隊加油啊？”我又開始想，嗯，台灣隊……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說，如果台灣隊是跟——尼泊爾或者越南或者非洲的蘇丹比賽，說不定我會為後者加油呢，因為，這些國家很弱勢啊。朋友懶得理我了，自顧自嘟噥說，“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可隻為中國隊加油。”她兩個月前才離開中國。為什麼我這麼猶豫，安德烈？是什麼使得我看什麼金牌都興奮不起來？電視上的人們單純，熱烈，奮力伸出手，在擁擠得透不過氣來的人群，試圖摸到運動員的手，我想的卻是：這五十個人，在香港大選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來做宣傳，為“保皇黨”拉票，簡直就是政治工具，他們清楚嗎？或說，他們在乎嗎？你說，為台灣隊加油的激情到哪兒去了？難道世界公民主義真的可以取代素樸的民族主義或者社群情感？我覺得涼涼的。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以作中國人為榮，“為榮”和“為恥”是連在一起的。我當年流傳很廣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位有名的前輩寫的是“醜陋的中國人”，批判的都是我們自己。然後突然，“中國人”這詞變成了彆人，甚至是“敵人”，而我們變成“台灣人”。然後尷尬的局麵就常出現，譬如說，講“勤儉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中國人的美學”時，很多人句子講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麼講完這個句子，因為，民進黨執政以來，自稱“中國人”在今天的台灣可能招來白眼，極端不正確。但是把句子改掉，說，“勤儉是台灣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台灣人的美學”，又好像偷了彆人的東西似的。於是有很多句子不能說了。昨天在電視新聞還看見一個台灣的部長，正要讚美工程人員的認真辛勞，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簡直要天打雷劈了，他馬上中途截斷，改口“我們台灣人”。他麵對鏡頭，心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我的“涼”來自哪？老實說，安德烈，作為這個曆史坐標點上的台灣人，一種泡得過度腫脹的“台灣民族主義”使我反胃，反胃到疼的地步。政治人物用一隻手把“台灣第一”和“愛台灣”摻血塗在自己額頭上，然後伸出另一隻手去指控彆人愛台灣愛得不夠。最近有十一個院士和很多民間團體站出來反對軍購，行政院長，也就是西方的首相，竟然說，反對軍購的人在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上有問題。你或許會跳起來：用西方的詞彙理解，說出這種話的就是個所謂右翼分子，怎麼是這樣一種人在作台灣的首相？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解釋，安德烈，這個首相以前還是個不錯的地方首長，對文化也有點概念。但是很多人一掌大權，就走樣。我其實也很困惑。權力的腐蝕力實在太大了。中國的運動員被派遣來做政治演出，台灣的選手一樣，被政治人物召見，擁抱，被推出去競選，被招進來親善。你知道，一個被長年灌食某種飼料的人，見到飼料都想吐。民族主義的飼料——不管是中國牌還是台灣牌的，我們都被灌得撐了，被剝奪的，就是一份本來可以自自然然、單單純純的鄉土之愛，純潔而珍貴的群體歸屬感。它被操弄得變形了。但是有一個相反的東西卻使我很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歸屬：恥感。當代表我的總統跑到國際的舞台上，耍的卻是國內的弄權政治，我特彆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商人跑到貧窮的國家訪問，把鈔票拋向空中讓赤腳的孩子去搶，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覺得羞恥。當國際新聞報道台灣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製造工廠如何不人道地對待工人，我覺得羞恥。這份羞恥，使我知道我是台灣人。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幾天，我出席了一個宴會。賓客來自很多不同國家。有一個人被介紹時，主人隨口說，“斯蒂夫是美國人。”斯蒂夫一聽，深深一鞠躬，說，“對不起。”他很認真地說，“對不起。”沒解釋他為什麼這樣說，但是大家仿佛都懂了。觥籌交錯，一時安靜下來。我想，他大概也不會隻要見到美國隊就瘋狂喊加油吧。我們這一代人，心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讚成，對於我們的所謂國家，尤其是一些自稱代表國家的人。所以，十八歲的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為德國隊加油嗎？“德國”對你意味什麼？你覺得自己是“歐洲人”，還是“德國人”？德國的曆史，它的土地、風景、教堂、學校，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你以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貝多芬為榮嗎？希特勒的恥辱是不是你的恥辱？你，還有你十八歲的朋友們，已經能自由地擁抱“德國”這個概念嗎？或者，因為曆史給了你們“過度腫脹的”罪感和恥感，押你們遠離“德國”這個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種不安和尷尬？歐洲已經是深秋，森林都變金黃色了吧？我們這兒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孩子，答應我，踢完球滿頭大汗時，不要直接吹風好嗎？MM2004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