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白岩鬆不如宋祖德中國如果沒有了大目標，文化上就剩下扯淡了。有個大報的記者采訪我，讓談談宋祖德的問題。他們的切入點是所謂的“偽道德衛道士”和“侵犯名人隱私”。我說，要是從這樣的角度切入，那你們和宋祖德也沒有多大區彆——究竟有幾個人拿宋祖德當道德衛道士？大家看宋祖德主要是看他扯淡，開開心。現在的媒體一個勁向下三路看齊，正經事不談，光扯淡，才使宋祖德這樣的人應運而生。但要我說，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鬆強。宋祖德是明著扯淡，可白岩鬆明明是扯淡，卻還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比如他報導陳雲林見馬英九，說是“細節很重要”，細節是很重要，可他給我們的是什麼細節？兩個人的眼神！要說兩個人的眼神確實非常特殊，這也算是新聞熱點，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完全是沒話找話，這難道不是扯淡嗎？中國在文化上的衰敗不應該隻限於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這30年，衰敗的過程比這個要早得多。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確實被人家在物質上打蒙了，打蒙了以後，大多數人喪失了所有自信，趕緊模仿。而那些沒喪失信心的，如遺老遺少，他們也沒說出什麼有見識的東西來，不值得稱讚。要學是對的，可那麼著急地學，咱們可以想象，肯定學不太好，要接軌，很難接，是有一個過程的。日本在文化上倒沒有衰敗到這個樣子。日本應該說變了很多，模仿西方的也很多，但是沒到我們這個地步，還有一些原創的、本土的、民族的東西。包括我們自己以為的中式流行文化，如港台流行歌曲，還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它的源頭主要是在日本，日本成了東亞黃種人文化的源頭。卡拉OK就是日本人發明的，歐美是跟日本學的。日本還是有相當一部分是原創的。比如繪畫，東山魁夷，人家學了西方畫又保持了東方精神，咱們拿得出這樣的畫家嗎？真的拿不出來！從物質文化角度去解釋，日本受的打擊比中國輕，站起來比中國快，比較快就恢複了自信，比較快就比中國有錢，文化要來自於物質的相對充裕，當時日本也不闊但是比中國有錢。中國有原創性的東西，坦率地說是在毛澤東時代。那個時代我們也沒錢，但因為隔絕了，我們隻能自己玩自己的，倒玩出原創性來了。中國歌曲日本人會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幾乎沒有。我聽到過日本人很豪邁地唱“文革”歌曲，什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東風吹，戰鼓擂》。很多日本人一句中文不會，但是這些歌他們能用中文唱出來，字正腔圓。我決不是說要回到“文革”去，我隻是講一個文化現象，文化傳播有自己的規律。日本人會唱“文革”歌曲，當然跟日本當時的學生運動是有關係的，但是不得不承認，“文革”歌曲未必優雅，卻有自己獨特的特色，你可以把“文革”歌曲看成一個種類。當時也還有一些音樂是比較優雅的，比如說《紅色娘子軍》的音樂就並不壞，而且後來這些音樂被電影大量反複引用，就說明這些音樂是成功的。改革開放之後，大家說中國人在精神上垮了。這種“精神上垮了”我看也不完全是引進了國外物質文化的緣故。說改革開放後我們精神上垮了，首先是“文革”當中精神上已經垮掉了。“文革”中出了好多問題，所以精神上已經垮掉了。這個過程，嚴格講是精神上先垮，物質文化在後麵，而西方精神文化附在物質文化上跟進來。還有，所謂的高雅文化，比如《圖蘭朵》那些東西，讓那些所謂的高等中國人去附庸風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慮東亞文化的特點。東亞文化還是有她的純真性的。中國流行文化主要源頭在日本，不喜歡日本人是另外一回事。我認為，大目標對於文化的原創性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那個時候就有這種大目標，是否完全正確是另一個問題，但大目標沒有以後，精神上頹喪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出現站得住腳的文化產品的。我再重複講一遍，就是百年奧運這事。“奧運會是中國百年夢想”這個口號提得相當糟糕！奧運會是件好事，辦得也不錯，中國人感到自豪也是真實的，但如果說奧運會是中國的百年夢想，就不是事實了。中國百年一開始的夢想是救亡圖存，救亡圖存成功之後有一段的夢想也是在全世界除暴安良，解放全人類。舉辦奧運會是中國後來幾十年的夢想，那麼到了現在，中國還得有大的夢想才可以，要比奧運會這個夢想大一萬倍。一些官員講的話也很讓人瞧不起，比如說“奧運會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從什麼時候開始算的？“前”指的是什麼時候？是昨天嗎？要是昨天到今天這麼說也對，可你甚至不要說八九十年，就算說個50年，好像也不是中國麵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是國內、國外，中國麵臨的挑戰在這幾十年中比奧運會大一萬倍的有的是。記得當時中國申奧成功之後不久，一個德國記者來采訪我，用非常蔑視的口氣說：這次你們申辦成功了，你們一定自豪得不行了。我當時一拍桌子說：“你懂個什麼？中國作為屹立在世界上幾千年的超級大國，辦過多少比奧運會大的事！不講幾千年，就講最近幾十年，中國辦過的事比奧運會大的有的是，抗美援朝跟聯合國軍打不比奧運會大嗎？”他當時就傻眼了。改革開放這事不比它大？三峽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這個挑戰不比它大？奧運是件好事，大家也高興，但是最起碼我們的精英應該明白，奧運會就是玩玩，玩得好點，高興高興是個好事，僅此而已。我們中國的百年夢想就這玩意兒，也太沒出息了。這種猥瑣心態，老往下走，姿態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這個必須改。精英們怎麼扭曲中國人民的精神麵貌我把“韜光養晦”這個問題也稍微說一下，這裡麵也有個人經曆的問題。那次關於我們寫《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那事，把喬良給請來了，喬良對我們寫的書特彆有意見，說我們現在應該韜光養晦，應該潛伏，當時我跟喬良說了，我說戰術上可以潛伏，戰略上是不能潛伏的。因為戰略涉及到幾年或者幾十年，怎麼潛伏？潛伏隻能綁住自己的手腳，啥事不乾，這叫潛伏嗎？潛伏是準備打擊敵人的，但這是自縛手腳啥都不乾。什麼東西往低了降，我們就特低，中國古人有一句老話，“取法乎上，得乎其中”，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麼玩意兒？得的負數，這是有問題的。中國這種普遍的風氣，“取法乎下”這個東西要扭轉，我們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歡“取法乎下”的東西。這裡再講一下所謂“中國人的劣根性”的問題。就拿這次汶川地震來說，把它跟美國新奧爾良的卡特裡娜颶風做一個對比。這個故事我還是聽南方報業集團的攝影記者講的，咱們都知道南方報業集團在理論上是親美的，是逆向種族主義的，絕對不是民族主義的，但是這個記者隻講看到的情況，不講理論。他說的是綿陽的那個大體育場。他說：“進去以後一看，中國人就是守紀律（當然守紀律也可以說是優點，也可以說是缺點）。幾萬人的體育場，裡麵井井有條，男人都住在邊上，婦女孩子在中間，沒有任何騷亂和不守秩序。”他還說：“官方的老一套組織手法是管用的，在麵對災難時，就是能起到一個好作用。經過這麼大的震災，原來的組織係統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從基層重新建立了黨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個就是官方的各級宣傳部門，挨著一個一個點來找榜樣、樹典型，這事還真管用。”當中國的普通老百姓麵對危機的時候，他們的抗擊打能力、組織能力遠遠強過美國新奧爾良的民眾。新奧爾良出現了當街強奸、輪奸、搶劫，所以軍隊要拿著槍進去，見一群人圍著就認為是暴徒，就朝頭頂上方打，叫你趴下，作為預防措施。看到這樣的對比，你說到底是中國國民素質高還是美國國民素質高？在應對危機的時候，誰的力量更強？我告訴你，絕對是中國的民眾力量要比美國新奧爾良的民眾強。關於範跑跑的事，我碰到了一些去了現場的誌願者，他們說教師當中像範跑跑這樣甩了學生先跑的，他們隻聽到這麼一例。這幫知識分子給範跑跑找理由，說人到那個時候都害怕，都跑。我也不知道我在那種情況下害怕不害怕，我可能也害怕。但無論如何，事實是像範跑跑這樣的教師絕無僅有，而像譚千秋這樣的教師卻有許許多多。範跑跑後來發了帖子，劉仰跟他談了很長時間。他承認，發這個帖子是故意的，尤其是把“即使是親媽也不救”那段話加上去更是故意的，過去根本沒有這麼想，寫的時候想一定要加上去，寫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刺激一下大家所謂的虛偽的道德神經，他就是這目的。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平時在思想層麵上也很容易受到精英們的誤導，往下三路溜，但是在危機壓力到來的時候，他們的本能反應是很優秀的，素質相當高，遠遠高於歐美民族，這是中國文明幾千年積澱出來的高素質，已經融化到了基因中、血液中。有些人一聽你說中國老百姓素質比歐美民族高，又要跳起來了，他們馬上會提出隨地吐痰的問題。我舉一個親身經曆的事。我去英國，在泰晤士河邊，看到滿地都是口香糖的痕跡，煙頭、煙盒等等，實在是挺臟的。口香糖的痕跡肯定比單純的痰跡難刷掉，據說英國政府每年要花好幾千萬英鎊來刷這個痕跡。講素質對比，我們可以把泰晤士河邊跟上海黃浦江邊比較一下。我們不能講黃浦江邊上比泰晤士河邊上乾淨，其實這兩個地方差不多。但是黃浦江邊的人口密度比泰晤士河邊的高得多，那麼上海市民，以及到上海去的遊客人均造成的肮臟和汙染，肯定比英國少多了。你說哪個國家的國民素質更高？我把這個見聞貼到網上，又有一些人躥出來，說我去的肯定是倫敦窮人區。我告訴他們，從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女王居住的白金漢宮隻要20分鐘，如果你說女王也是窮人，女王住的是窮人區，那我也沒話說了。隨地吐痰是壞事，不管外國人在這方麵做得怎麼樣，我們都不應該隨地吐痰。但是你們有什麼根據，有什麼理由把這件事拿出來作為中國國民性比外國人低劣的證據？汶川地震中，中國老百姓所表現出來的高素質，你們為什麼就熟視無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