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腔”當然不是指《詩刊》《選刊》《新劇本》上的文藝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藝腔”。咱們聊的是文藝領域之外的“文藝腔”，尤其是社會認識和政治動員中的“文藝腔”。首先得承認，即便在這些領域，“文藝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識分子，儒、法、道、墨、陰陽家在啟發王侯、建言獻策的時候，沒有哪家不帶文藝腔的。駱賓王寫的討伐武則天的檄文因為文藝得好，據說武則天讀了都受用；毛澤東“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宣傳隊”也是“文藝腔”，他同時還特彆提防彆人用“文藝腔”來“反黨”。記得我們上中學第一次下鄉勞動，背著背包奔東北旺苗圃，路遠人小背包大，走得嘀裡當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門，一位叫孫強的老師就開始站在路邊打快板：同學們，朝前看，前麵就是東北旺，下定決心排萬難，勝利就在咱眼前！我們又走了倆鐘頭還聽他在路邊呱唧呱唧“前麵就是東北旺”。於是同學也說了起來：紅紅太陽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孫比人小三輩兒，姓兒也比姓孫強！這樣一“文藝腔”，還真不覺得累了。那位孫老師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個好老師啊。“文藝腔”當然是指文藝化的表達，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大，也可以說不大是個問題，無非誇張猛點、比喻多點而已。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想》裡說：美利堅銀行不是給人人開過“人人平等”的支票麼？今天我們黑人把支票帶來了，美利堅銀行您要是沒倒閉，就請給我們兌換現金吧。如果馬丁?路德?金當年沒用那些生動有力的比喻，沒用一浪高過一浪的排比句，而是來一篇《試論黑人族群賦權之路徑依賴》的“主題發言”，我估摸著他到這會兒沒準還活著呢（他姐好像還活著），人家滅他乾嘛呀！“文藝腔”的問題不在（起碼主要不在）表達上，主要在對於社會問題的文藝化認識上。如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社會政治過程的認識不講科學，不講邏輯，不重事實，不重證據，跟梨花姐姐她們那樣沒頭沒腦、神出鬼沒的，那問題可真就大了。80年代的文化精英對社會曆史的認識的確挺“文藝腔”的。這也可以理解。一方麵，改革前的傳統社會主義大廈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無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個比較簡單的事，沒那麼多學問，社會統計、回歸分析、結構功能什麼的非要用當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沒關係。另一方麵，經過十年“文革”、上山下鄉，絕大多數新一代精英，高檔點的一肚子《複活》《紅與黑》，低檔點的淨是《一雙繡花鞋》《曼娜回憶錄》，他對世道的見解也隻能文藝化，想不文藝化都難。說來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藝化的倒是文學中青年，大概他們看中國橫著看是“日月經天”，豎著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覺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過“文學要學問化”。當時的文藝作品挺愛點綴一些“定理”“效應”的。記不清在當時什麼雜誌上看過的一篇了，淨是字母、符號、公式，如果把彆的部分擋著，你一定以為是在看《科學通報》什麼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報上讀到一則消息，說《紅樓夢》研究第一次引入“數理分析”的方法，後來我還真看了那篇文章，無非把賈府的小老婆以及烏頭莊進貢的年貨做了個簡單統計而已。他們的知識構成就那樣，所以轉變也隻能是在皮毛上裝飾上，認識上基本不脫“文藝腔”。就說提倡“文學學問化”的王蒙吧，你讀他80年代的東西，感覺對麵是位大齡文學青年；過了這麼多年讀他今天的東西，更一驚一乍的了，幾乎成了妙齡文學少年。儘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個80年代最熱鬨的一批人都是文學或準文學出身，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理解充滿浪漫主義抒情色彩。就社會視野、政治動員而言，這跟當時中國普遍社會心理中的空想資本主義道路還真門當戶對，都不帶找錢的。記得“文革”後期鄧小平談軍隊整頓時曾說，戰爭年代一揮駁殼槍，“衝啊”——問題就解決了。80年代精英對中國問題的認識也是一樣，一揮私有化，衝啊！喊“衝啊”當然是蘇曉康、劉再複這些人最會喊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市場化如火如荼地展開，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國企改革、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雖然都是橫衝直撞，但的確已經過了喊“衝啊”的階段。文學家或是一邊涼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衝鋒隊，總之，“文藝腔”雖不能說從此銷聲匿跡，但起碼低了一個八度。這時站在話筒前麵的是經濟學家，講的淨是什麼諾斯、科斯、帕累托最優、邊際效益遞減之類。放以往，聽這些東西一定不比聽點鈔機工作更有趣，但這會兒大家都洗耳恭聽。記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裡除了糧食就是西方戲劇）聊經濟形勢，聊完了他感歎說，現在大家都關心起經濟學了。事關大家的錢包和存款，大家能不關心麼！股市、房市這些年培養出的業餘經濟學家、宏觀經濟學家可九-九-藏-書-網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從前專門以文藝為研究對象的學者也都紛紛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經濟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之類的了。新左派裡就有不少這樣的學人，自由派曾諷刺他們太文學了，其實真沒紮著地方，紮著的是被新左努力拋棄的文學出身。坦率地說，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幫文人的學人化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大區彆，他們的確在努力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認識中國與世界，至於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孫中山那句遺言比較適用：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忘了朱學勤先生是說哪位新左學人用標點符號表達思想了，其實朱的文字倒是透著更濃的文人氣。像他所從事的思想史，說句老實話，不比文學更“科學”，老話說的“文史不分”是實情。還有哲學——我指的當然不是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之類——有時比文學還文學，浪漫得更沒邊。主流思想界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基本還停留在80年代的“衝啊”階段，對於“衝啊”階段，無論是表達上還是認識上的“文藝腔”都已經夠用了。如果中國社會的發展能穩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就應和“文藝腔”漸行漸遠。理性討論理應成為社會思考政治動員及參與的主流。到時候老百姓不是發短信編段子，而是提了筆記本電腦去人民大會堂和政協禮堂，一筆一筆地分析討論四萬億資金從哪兒來、經過哪兒、到哪兒去，問得財政部部長直想提前退休。這當然是理想趨勢，以現在這個世界亂局，今兒難說明兒，明兒難說後兒，將來什麼腔誰又說得準呢？沒準兒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沒準直接就來唱腔——唱《國歌》《國際歌》了，也說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