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赫留朵夫特彆喜愛一個叫克雷裡卓夫的害癆病的青年。克雷裡卓夫跟瑪絲洛娃在同一個隊裡，被流放去服苦役。聶赫留朵夫早在葉卡捷琳堡就認識他，在途中又同他見過幾麵，還同他談過話。夏天裡，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聶赫留朵夫跟他幾乎消磨了一整天。克雷裡卓夫興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講給他聽，還講了他怎樣成為革命者。他入獄前的經曆很簡單：父親是個富有的南方地主，他小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是個獨子，由母親撫養長大。他念中學和念大學都很輕鬆，大學數學係畢業時名列第一，得碩士學位。學校要他留校，以後還要送他出國深造。他猶豫不決。他愛上了一個姑娘，想同她結婚，並且進地方自治會工作。他什麼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這時候，有幾個同學要他給公共事業捐點錢。他知道，這種公共事業就是革命事業，但那時他對它還毫無興趣，隻是出於同學的情誼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說他膽小怕事，就捐了錢。收錢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張字條，知道錢是克雷裡卓夫捐的。他因此也被捕，先是關在警察分局，後來進了監獄。“我坐的那個監獄，”克雷裡卓夫對聶赫留朵夫講道（他胸部凹陷，兩肘撐住膝蓋，坐在高高的板鋪上，偶爾用他那雙害熱病的聰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對聶赫留朵夫瞧瞧），“那個監獄不算太嚴，我們不僅可以敲敲牆壁互通音訊，而且可以在過道裡來回走動，隨便交談，相互分送食物和煙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齊聲唱歌。我原來有一副好嗓子。真的，要不是我媽過分傷心，我待在牢裡也還不錯，甚至很愉快。我在這裡認識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羅夫（他後來在要塞裡用碎玻璃割破喉嚨自殺了），還有彆的人。但那時我還不是個革命者。我還認識了隔壁牢房裡的兩個人。他們都是因攜帶波蘭宣言案被捕，後來又在押往車站途中企圖逃跑而受審。一個是波蘭人，姓洛靖斯基；另一個是猶太人，姓羅卓夫斯基。是啊，那個羅卓夫斯基簡直還是個孩子。他說他十七歲，可是看上去隻有十五歲。他又瘦又小，兩隻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機靈，也象一切猶太人那樣賦有音樂才能。他還在變嗓，但唱起歌來很好聽。是啊！他們被提審我是看到的。他們一早被帶出去，傍晚回來，說是被判了死刑。這事誰也沒料到。他們的案情實在輕得很，隻不過企圖從押解兵手裡逃走，也沒有傷什麼人。再說，把羅卓夫基卻掙紮了好半天，因此他們隻好把他拖上絞架，硬把他的腦袋塞進繩套裡。是啊！那看守傻乎乎的。他對我說：‘老爺，人家都說這事很可怕。其實一點不可怕。他們被絞死的時候，隻這麼聳了兩下肩膀，’他裝出肩膀猛一下往上聳，然後又耷拉下來的樣子，‘後來劊子手把繩子一拉，喏，就是把繩套拉得緊些，這就完了，他們再也不動了。’哼，‘一點也不可怕，’”克雷裡卓夫把看守的話又說了一遍，他想笑，沒有笑成，卻放聲痛哭起來。--------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波蘭反對沙皇專製的運動宣言。隨後他沉默了好一陣，吃力地喘著氣，把湧到喉嚨裡的哽咽硬壓下去。“從那時起我就成了革命者。是啊，”他平靜下來說，簡短地講完了他的身世。他參加了民意黨，還當上破壞小組的組長，專門對政府官員采用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放棄政權，讓人民掌權。他為這個目的到處奔走，一會兒去彼得堡，一會兒出國，一會兒到基輔，一會兒到敖德薩，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後來卻被一個他十分信任的人出賣了。他被捕了，受審訊，在監獄裡關了兩年，被判死刑，後來改為終身苦役。他在獄中得了癆病。在現在這種條件下，看來他隻能再活幾個月。他知道這一點，但對自己的行為並不後悔。他說，要是讓他再活一輩子，他還是會那麼乾，也就是破壞他目睹的那種罪惡累累的社會製度。克雷裡卓夫的身世和同他的接觸，使聶赫留朵夫懂得了許多以前不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