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表看來，我的生命是平平無奇，極為尋常，而極無興趣的。我生下來是一個男兒——這倒是重要的事——那是在一八九五年。自小學卒業後，我即轉入中學，中學完了，複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到北京任清華大學英文教師。其後我結婚，複渡美赴哈佛大學讀書一年（1919-1920），繼而到德國，在殷內和萊比錫兩大學研究。回國後在國立北京大學任教授職，為期三年（1923-1926）。教鞭執厭了，我到武漢投入國民政府服務，那是受了陳友仁的感動。及至做官也做厭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劇，我又“畢業”出來，而成為一個著作家——這是半由個人的嗜好亦半由個人的需要。自此以後，我便完全托身於著作事業。人世間再沒有比這事業更為乏味的了。在著作生活中，我不致被學校革除，不與警察發生糾紛，隻是有過一度戀愛而已。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種感染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為最大。我對於人生、文學與平民的觀念，皆在此時期得受最深刻的感染力。究而言之，一個人一生出發時所需要的，除了健康的身體和靈敏的感覺之外，隻是一個快樂的孩童時期——充滿家庭的愛情和美麗的自然環境便夠了。在這條件之下生長起來，沒有人會走錯的。在童時我的居處靠近自然——有山、有水、有農家生活。因為我是個農家的兒子，我很以此自詡。這樣與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觸，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簡樸。這一點，我視為極端重要，令我建樹一種立身處世的超然的觀點，而不致流為政治的、文藝的、學院的，和其他種種式式的騙子。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從前所常見的青山和兒時常在那裡撿拾石子的河邊，種種意象仍然依附在我的腦中。它們令我看見文明生活、文藝生活，和學院生活中的種種騙子而發笑。童年時這種與自然接近的經驗，足為我一生知識的和道德的至為強有力的後盾；一與社會中的偽善和人情之勢利互相比較，至足令我鄙視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觀念和簡樸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於閩南阪仔之秀美的山陵，因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個簡樸的農家子的眼睛來觀看人生。那些青山，如果沒有其他影響，至少曾令我遠離政治，這已經是其功不小了。當我去年夏天住在廬山之巔時，輒從幻想中看見山下兩隻小動物，大如螞蟻和臭蟲，互相仇恨，互相傾陷，各出奇謀毒計以爭“為國服務”的機會，心中樂不可支。如果我會愛真、愛美，那就是因為我愛那些青山的緣故了。如果我能夠向著社會上一般士紳階級之孤立無助、依賴成性和不誠不實而微笑，也是因為那些青山。如果我能夠竊笑踞居高位之愚妄和學院討論之笨拙，都是因為那些青山。如果我自覺我自己能與我的祖先同信農村生活之美滿和簡樸，又如果我讀中國詩歌而得有本能的感應，又如果我憎惡各種形式的騙子，而相信簡樸的生活與高尚的思想，總是因為那些青山的緣故。一個小孩子需要家庭的愛情，而我有的是很多很多。我本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也許正因這緣故，我父母十分疼愛我。我深識父親的愛、母親的愛、兄弟的愛和姐妹的愛。生平有一小事，其印象常鏤刻在我的記憶中者，就是我已故的二姐之出閣。她比我長五歲，故當我十三歲正在中學念書時，她年約十八歲，美豔如桃，快樂似雀。她和我常好聯合串編故事——其實是合作一部——且編且講給母親聽。這部是敘述外國一對愛人的故事，被敵人謀害而為法國巴黎的偵探所追捕。——這是她從讀林紓所譯的小仲馬的名著而得的資料。那時她快要嫁給一個鄉紳，那是大違她的私願的，因為她甚想入大學讀書，而吾父以兒子過多，故其大願莫償也。姐夫之家是在西溪岸邊一個村莊內，恰在我赴廈門上學之中途。我每由本村到廈門上學，必須在江中行船三日，沿途風景如畫，滿具詩意。如今有汽船行駛，隻需三小時。但是我從不悔恨那多天的路程，因為那一年或半年一次在西溪民船中的航程，至今日仍是我精神上最豐富的所有物。那時我們全家到新郎的村莊，由此我直徑學校。我們是貧寒之家，二姐在出嫁的那一天給我四毛錢，含淚而微笑對我說：“我們很窮，姐姐不能多給你了。你去好好地用功念書，因為你必得要成名。我是一個女兒，不能進大學去。你從學校回家時，來這裡看我吧。”不幸她結婚後約十個月便去世了。那是我童年時所流的眼淚。那些極樂和深憂的時光，或隻是欣賞良辰美景之片刻歡娛，都是永遠鏤刻在我的記憶中。我以為我的心思是傾於哲學方麵的，即自小孩子時已是如此。在十歲以前，為上帝和永生的問題，我已斤斤辯論了。當我祈禱之時，我常常想象上帝必在我的頂上逼近頭發，即如其遠在天上一般，蓋以人言上帝無所不在故也。當然的，覺得上帝就在頂上令我發生一種不可說出的情感。在很早的時候我便會試探上帝了，因為那時我囊中無多錢，每星期隻得銅元一枚，用以買一個芝麻餅外，還剩下銅錢四文以買四件糖果。可是我生來便是一個伊壁鳩魯派的信徒（享樂主義者），吃好味道的東西最能給我以無上的快樂——不過那時所謂最好味道的東西隻是在館中所賣的一碗素麵而已，而我渴想得到銀一角。我在鼓浪嶼海邊且行且默禱上帝，祈求賜的以所求，而令我在路上拾得一隻角子。禱告之時，我緊閉雙目，然後睜開。一而再，再而三，我都失望了。在很幼稚之時，我也自問何故要在吃飯之前禱告上帝。我的結論：我應該感謝上帝不是因其直接頒賜所食，因為我明明白白地知道我目前的一碗飯不是由自天賜，而卻是由農夫額上的汗水而來的；但是我卻會拿人民在太平盛世感謝皇帝聖恩來作比方（那時仍在清朝），於是我的宗教問題也便解決了。按我理性思索的結果：皇帝不曾直接賜給我那碗飯的，可是因為他統治全國，致令天下太平，因而物阜民康，豐衣足食。由此觀之，我有飯吃也當感謝上帝了。童年，我對於荏苒的光陰常起一種流連眷戀的感覺，結果常令我自覺地和故意地一心想念著有些特殊甜美的時光。直迄今日，那些甜美的時光還是活現腦中，依稀如舊的。記得，有一夜，我在西溪船上，方由阪仔（寶鼎）至漳州。兩岸看不絕山景、禾田，與村落農家。我們的船是泊在岸邊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樹，竹葉飄飄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蓋著一條氈子，竹葉搖曳，隻離我頭上五六尺。那船家經過一天的勞苦，在那涼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銜煙管，吞吐自如。其時沉沉夜色，遠景晦冥，隱若可辨，宛如一幅絕美絕妙的圖畫。對岸船上高懸紙燈，水上燈光，掩映可見，而喧鬨人聲亦一一可聞。時則有人吹起簫來，簫聲隨著水上的微波乘風送至，如怨如訴，悲涼欲絕，但奇怪得很，卻令人神寧意恬。我的船家，正在津津有味地講慈禧太後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樂何如之！美何如之！那時，我願以攝影快鏡拍照永留記憶中，我對自己說：“我在這一幅天然圖畫之中，年方十二三歲，對著如此美景，如此良夜；將來在年長之時回憶此時，豈不充滿美感麼？”尚有一個永不能忘的印象，便是在廈門尋源書院（教會辦的中學）最後的一夕。是日早晨舉行畢業典禮，其時美國領事安立德（JuleanArnold）到院演說。那是我在該書院最後的一天了。我在臥室窗門上坐著，憑眺運動場。翌晨，學校休業，而我們均須散去各自回家了。我靜心沉思，自知那是我在該書院四年生活之完結日；我坐在那裡靜心冥想足有半點鐘工夫，故意留此印象在腦中以為將來的記憶。我父親是一個牧師，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不能詳述我的童年生活，但是那時的生活是極為快樂的。那是稍為超出尋常的，因為我們在弟兄中也不準吵嘴。後來，我要儘力脫去那一副常掛在臉上的笑容，以去其癡形傻氣。我們家裡有一眼井，屋後有一個菜園，每天早晨八時，父親必搖鈴召集兒女們於此，各人派定古詩誦讀，父親自為教師。不像富家的孩子，我們各人都分配一份家庭勞作。我的兩位姊姊都要做飯和洗衣，弟兄們則要掃地和清除房屋。每日下午，當姊姊們由屋後空地拿進來洗淨晾乾的衣服分放在各箱子時，我們便出去從井中汲水，傾在一小溝而流到菜園小地中，借以灌溉菜蔬。否則我們孩子們便走到禾田中或河岸，遠望日落奇景，而互講神鬼故事。那裡有一起一伏的山陵四麵環繞，故其地名為“東湖”，山陵皆岸也。我常常幻想一個人怎麼能夠走出此四麵皆山的深穀中呢。北部的山巔上當中裂開，傳說有一仙人曾踏過此山，而其大趾卻誤插在石上裂痕，因此之故，那北部的山常在我幻想中。在下麵的文章裡，我要表現中國人的觀點，因為我沒有辦法不這樣做。我隻想表現一種為中國最優越最睿智的哲人們所知道，並且在他們的民間智慧和文學裡表現出來的人生觀和事物觀。我知道這是一種在與現代不同的時代裡發展出來的，從閒適的生活中產生出來的閒適哲學。可是，我終究覺得這種人生觀根本是真實的；我們的心性既然是相同的，那麼在一個國家裡感動人心的東西，自然也會感動一切的人類。我得表現中國詩人和學者用他們的常識，他們的現實主義，與他們的詩的情緒所估定的一種人生觀。我打算顯示一些異教徒的世界之美，一個民族所看到的人生的悲哀、美麗、恐怖和喜劇；這一個民族對於我們生命的有限發生強烈的感覺，然而不知何故卻保持著一點人生莊嚴之感。中國哲學家是一個睜著一隻眼睛做夢的人，是一個用愛及溫和的嘲諷來觀察人生的人，是一個把他的玩世主義和慈和的寬容心混合起來的人，是一個有時由夢中醒來，有時又睡了過去的，在夢中比在醒時更覺得生氣蓬勃，因而在他清醒的生活中放進了夢意的人。他睜著一隻眼，閉著一隻眼，看穿了他周遭所發生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努力的徒然，可是還保留著充分的現實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滅，因為他沒有虛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為他從來沒有懷著過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這樣解放了的。因為在研究了中國的文學和哲學以後，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始終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建築在明慧的悟性上的達觀的人。這種達觀產生了寬懷，使人能夠帶著寬容的嘲諷度其一生，逃開功名利祿的誘惑，而且終於使他接受命運給他的一切東西。這種達觀也使他產生了自由的意識，放浪的愛好，與他的傲骨和淡漠的態度。一個人隻有具著這種自由的意識和淡漠的態度，結果才能深切地熱烈地享受人生的樂趣。我不必說我的哲學在西洋人的眼中是否正確。我們要了解西洋人的生活，就得用西洋人的眼光，用他自己的氣質，他的物質觀念，和他自己的腦筋去觀察它。美國人能忍受許多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而中國人也能忍受許多美國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這一點我並不懷疑。我們大家生下來就不一樣，這也是好的。然而這也不過是比較的說法。我很相信在美國生活的匆忙中，人們有一種願望，有一種神聖的欲望，想躺在一片草地上，在美麗的高樹下什麼事也不做地享受一個悠閒自適的下午。象“醒轉來生活吧”（andlive）這種普遍的呼聲的存在，在我看來很足證明美國有一部分的人寧願在夢中虛度光陰，可是美國人終究還不至於那樣糟糕。問題隻在他想多享受或少享受這種閒適的生活，以及他要怎樣安排使這種生活實現而已。也許美國人隻是在這個人人都在做事的世界上，對於“閒蕩”一詞感到慚愧；可是不知何故，正如我確切地知道他也是動物一樣，我確切地知道他有時也喜歡鬆一下筋肉，在沙灘上伸伸懶腰，或者靜靜地躺著，把一條腿舒舒服服地踡起來，一條手臂墊在頭下做枕頭。他如果這樣，便跟顏回相差無幾了；顏回有的正是這種美德，孔子在眾弟子中，最佩服的也就是他。我隻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對這件事能夠誠實；他喜歡這件事的時候，便向全世界宣稱他喜歡這件事；當他閒適地躺在沙灘上，而不是在辦公室裡工作時，他的靈魂才會喊道：“人生真美麗啊！”所以，我們現在要看一看中國整個民族的思想所理解的一種哲學和生活藝術。我以為不論在好的或壞的意義上，世界沒有一樣和它相象的東西。因為我們在這裡遇到一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典型所產生的一種完全新的人生看法。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它的思想的產物，這句話是毫無疑義的。中國的民族思想在種族上和西方文化那麼不同，在曆史上又與西方文化隔離著；因此，我們在這種地方，自然會找到一些對人生問題的新的答案，或者，更好些，找到一些對人生問題的新的探討方法，或者，還要好些，找到一些對人生問題的新的論據。我們知道那種思想的一些美德和缺點，這至少可以由過去的曆史看出來。它有光榮燦爛的藝術，和卑不足道的科學，有偉大的常識和幼稚的邏輯，有精致的，女性的，關於人生的閒談，而沒有學者風味的哲學。一般人都知道中國人的思想是一種非常實用而精明的思想，一些愛好中國藝術的人也知道，中國人的思想是一種極靈敏的思想；更少數的人則承認中國人的思想也是一種極有詩意和哲理的思想。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是善於用哲理的眼光去觀察事物的，這句話是比中國有一種偉大的哲學或有幾個大哲學家的說法更有意義的。一個民族有幾個哲學家沒有什麼稀奇，但一個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觀察事物，那就真是非常的事了。無論如何，中國這個民族顯然是比較有哲理眼光，而比較沒有效率的，如果不是這樣，沒有一個民族能經過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壓而繼續生存的。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是會毀滅任何民族的。一個重要的結果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隻好把他們關在瘋人院裡，而在中國，狂人太稀罕了，所以我們崇拜他們；每一個具有關於中國文學的知識的人，都會證實這句話。我所要說明的便是這一點。是的，中國人有一種輕逸的，一種幾乎是愉快的哲學，他們的哲學氣質的最好證據，是可以在這種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裡找到的。我在《人間世》雜誌，曾登載過姚穎女士一篇布置書房的文章，湊巧與我的見解相同。如果我也發表過一篇同題的文章，或是曾經遇見過她，那我一定會誣她有抄襲我的見解的嫌疑。因此我在她的文章末尾，寫了一篇長論——表明她的理解如何近似我的理論。茲將她的原文略述如下：大學公共圖書館采用分類製，用杜威或王雲五的方法把圖書分編成類，固然是好的。但是一個貧窮的學者圖書不夠，又蹇居於京滬的一個狹裡之中，顯然是不能如此做法。一個裡舍之中，尋常隻有一間餐室，一間客廳，兩間睡房，如果很幸運，也許會有一間書房。此外，他的圖書普通都依個人的喜好而來，收集的不會普遍完全。這應該怎麼辦呢？我不知道彆人如何，但是我用的方法是如此的。我的方法是自然的方法。比如，當我坐在書桌前邊收到一本寄來的書，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如果在時有客來訪，我就把書帶到客廳，去和來客談談這本書的內容。客人告彆以後，如果我把書遺忘在客廳，我就讓它擺在那裡。有時話談得開心，我還不感倦意，隻是想休息一會，我就把它帶到樓上，在床上。如果讀得興趣濃厚，我就繼續讀了下去，如果興趣降低，就把它用作枕頭而睡，這就是我所謂的自然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使書籍任其所在的方法”。我甚而不能說，哪一處是我喜歡放書的地方。這種辦法的必然結果，自然到處可見圖書雜誌，在床上，沙發上，餐間裡，食器櫥中，廁所架上，以及其他地方。這樣不能一覽無遺，是杜威或王雲五的方法所不及的。這種辦法有三點好處：第一，不規則的美麗。各種精裝本、平裝本、中文、英文、大而厚重的本子、輕的美術複製本——一些是中古英雄騎士的圖片，一些是現代裸體藝術照片，全都雜在一起，一望就可以看出人類曆史的整個過程。第二，興趣的廣泛不同。一本哲學書籍，也許和一本科學書籍並立在一起，一本滑稽的書籍，也許和一本《道德經》比肩而立。他們混成一片，儼若各持己見地在爭辯著。第三，用之便當。如果一個人把書全部擺在書室，他在客廳中便無書可讀。我用這種方法，就是在廁所也能增長知識。我隻要說這僅是我個人的方法。我不求彆人讚成，也不希望他們來效法我。我寫這篇文章的緣故，是因為看我的客人見我的生活如此，常是搖頭歎息。因為我沒有問過他們，我不知道他們是稱讚的歎息，還是反對的歎息……但是我從不去理會的。上邊的這一篇文章，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式的小品文（familiaressay）。它有中國古文的輕鬆氣派，以及現代論文的不拘泥之風度。下邊是我寫的後論：當我收到這篇稿子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有人把我的秘密說穿了。在我看下去的時候，我很驚異地發現了我自己放書的理論，已被一個彆的人同時發現了。我如何能不就此發揮幾句呢？我知道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經變成了一件俗陋不堪而且商業化的事情。收集書籍也曾是一件高尚的娛樂，但是自從暴發戶出現以後，現在的情況也隨之慘變。這些人藏著各個作家的整套書籍，裝潢美麗整齊，擺在玻璃架上，用以在他們的朋友麵前炫耀。但是當我看到他們的書架的時候，裡邊從來沒有一點空隙或書本的誤排，這表明他們從來不去動那些書籍。其中也沒有書皮扯下來的書籍，沒有手紋的印子或偶然掉下來的煙灰，沒有用藍色鉛筆畫下來的記號，沒有楓樹的葉子在書中夾著。而所有的隻是沒有割開的連頁。所以，收集書籍的方法似乎也變得俗陋了。明朝的徐謝寫過一篇《舊硯台論》的文章，暴露收集古玩的俗陋。現在姚女士則引申到收集圖書的事。可見如果你隻要說出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會沒有與你同感的人。王雲五之方法利用於公共圖書館中很好，但是公共圖書館與一個窮學者的書齋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必須有一個不同的原則，就如《浮生六記》的作者所指出的“以大示小，以小示大。以假遇真，以真遇假”。這位作者所發表的意見，是關於一個窮士的房舍花園應當怎樣安排，也可以用在收集書籍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善用這個原則，你可以把一個窮士的書房，改變成宛如未經開發的大陸。書籍絕對不應分類。把書籍分類是一種科學，但不去分類是一種藝術。你那五尺高的書架，應當彆成一個小天地。必須把這個詩歌擱置在科學的文章之上，同時使一本偵探與居友（Guyau）的著作並列。這樣安排之後，一個五尺書架會變成搜羅廣博的架子，使你覺得有如天花亂墜。如果架子上隻有司馬光的一套《資治通鑒》，當你無心去看《資治通鑒》的時候，就變成一個空空如也的架子。每個人都知道女人的美麗，是她們予人一種莫名其妙而又遍尋不著的感覺，古老的城市如巴黎與維也納之所以耐人尋味，是因為你在那裡住了十年以後，也不確知某一個小巷中會有什麼東西出現。一個圖書室也是同樣的道理。各種書籍都有它的特點，所以裝訂得也不相同。我從來不去買《四部備要》或《四部叢刊》，就是為了這個緣故。買一部書的特點，一方麵由書的外表上可以看得出來，一方麵由購買時的情形不同而來。書買來以後，把它們不分類自然地擺在架上。當你要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時候，你會翻來翻去，不知究竟放在何處。在你找到以後，你是真正的“找到”了，不隻是拿它下來到手。這時你已經香汗盈盈，好像一個得意的獵人一樣。也許當你已發現它的所在，而去拿你要的第三卷時，卻發現它已不翼而飛。你站在那裡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迷想你是否會把它借給某人，於是長歎一聲，好像一個小學生看見一隻幾乎被他捉著的鳥，忽然又騰空飛去了。這樣一來，你的圖書室常有一種玄妙不可捉摸的空氣存在，簡而言之，你的圖書室將會有女人的隱約的美麗，以及偉大城市的玄妙莫測。幾年以前，我在清華大學有個同事，他有一個“圖書室”，其中隻有一箱子半的書籍，但是都是由一至千的分類編成，用的是美國圖書協會的分類製度。當我問他一本經濟曆史的書的時候，他很自傲地立時回答說書號是“580.73A”。他有美國式的辦事效率，很是自以為驕傲。他是一個真正的美國留學生，不過我說這話的意思，並不是稱頌他。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學生的示威遊行一般，披肚瀝膽，慷慨激昂，公開抗議。那時並無什麼技巧和細心。我完全歸罪於北洋軍閥給我們的教訓。我們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論自由也太多了，而每當一個人可以開心見誠講真話之時，說話和著作便不能成為藝術了。這言論自由究有甚好處？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辟蹊徑以發情思想。我勢不能不發展文筆技巧和權衡事情的輕重，此即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於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彆人的意見，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至於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的在繩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這個奇妙的空氣當中，我已經成為一個所謂幽默或諷刺的寫作者了。也許如某人曾說，人生太悲慘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則將要悶死。這不過是人類心理學中一種很尋常的現象吧——即是在十分危險當中，我們樹立自衛的機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辯。這一路的滑口善辯，其中含有眼淚兼微笑的。我之重新發現祖國之經過也許可詠成一篇古風，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其中的興趣多於彆人吧。我常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而逼著我自己要選擇一個，或為舊者，或為新者，由兩足所穿的鞋子以至頭頂所戴的帽子。現在我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著皮鞋。至最近，我始行決定舊式的中國小帽是比洋帽較合邏輯和較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總覺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選擇我的哲學，一如決定戴那種帽子一樣。我曾作了一副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評論我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這原意不是一種暗襲的侮辱，我以為那評語是真的。我最喜歡在思想界的大陸上馳騁奔騰。我偶爾想到有一宗開心的事，即是把兩千年前的老子與美國的福特（HenryFord，美國汽車大王）拉在一個房間之內，讓他們暢談心曲，共同討論貨幣的價值和人生的價值。或者要辜鴻銘導引孔子投入麥克唐納（前英國內閣總理）之家中，而看著他們相視而笑，默默無言，而在杯酒之間得完全了解。這樣發掘一中一西之原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較，其興味之濃不亞於方城之戲，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麼片牌。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獨可以夜以繼日，日複繼夜，還可以永不停息，沒有人知道最後輸贏。在這裡可以略說我讀書的習慣。我不喜歡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學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級可以說是人類思想之源頭，如孔子、老子、莊子、柏拉圖等等是也。我所愛之最下流的作品，有如BaronessCrczsy，EdgarWalce和一般價極低廉的小書，而尤好民間歌謠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大多數的著書都是由最下流的或最高尚的剽竊抄襲而來，可是他們剽竊抄襲永不能完全成功。如此表示的人生中失了生活力，詞句間失了生氣和強力，而思想上也因經過剽竊抄襲的程序而失卻真實性。因此，欲求直接的靈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淵源處去追尋了。為此特彆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經》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對我均為同等。我讀一個人的作品，絕不因有儘責的感覺，我隻是讀心悅誠服的東西。他們吸引我的力量在於他們的作風，或相近的觀念。我讀書極少，不過我相信我讀一本書得益比彆人讀十本的為多，如果那特彆的著者與我有相近的觀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潛生根蒂於我心內了。我相信強逼人讀無論哪一本書是沒用的。人人必須自尋其相近的靈魂，然後其作品乃能成為生活的。這一偶然的方法，也是發展個人的著者。我相信有一種東西如Sinte-Beuve之所謂“人心的家庭”，即是“靈魂之接近”，或是“精神之親屬”。雖彼此時代不同。國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了解，比同時同市的人為多些。一個人的文章嗜好是先天注定，而不能自己的。在我創辦《論語》之時，我就認定方巾氣、道學氣是幽默之魔敵。倒不是因為道學文章能抵製幽默文學，乃因道學環境及對幽默之不了解，必影響於幽默家之寫作，使執筆時，似有人在背後怒目偷覷，這樣是不宜於幽默寫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點天真，有點傲慢，不顧此種陰森冷氣者，才寫得出一點幽默。這種方巾氣的影響，在《論語》之投稿及批評者，都看得出來。在批評方麵，近來新舊衛道派頗一致，方巾氣越來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學，或哼唷哼唷文學，皆在鄙視之列。今天有人雖寫白話，實則在潛意識上中道學之毒甚深，動輒任何小事，必以“救國”、“亡國”掛在頭上，於是用國貨牙刷也是救國，賣香水也是救國，弄得人家一舉一動打一個嚏也不得安閒。有人留學，學習化學工程，明明是學製香水、煉牛皮，卻非說是實業救國不可。其實都是自幼作文說慣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這些名詞還在潛意識中作崇吧。所以這班人，名詞雖新，態度卻舊，實非西方文化產兒，與政客官僚一樣。他們是不配批評要人“今夫天下”的通電的。西洋人討論女子服裝，亦隻認為審美上問題，到中國便成了倫理世道什麼夷夏問題。西人看見日食，也隻當做曆象研究，一到中國，也變成有關天下治亂的災難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為大學教授，卻因天性所返，好寫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頭扭頸，作家讀者也沒想到“文學正宗”“國家興亡”上麵去。然而幽默文學，卻因此發達。假如中國人如作一篇《吃蓮花的》，便有人責問，你寫這些有何關於世道人心，有何益於中國文化？這不是桐城妖孽還在作崇是什麼？因此一招，寫作的人，也無意中受此輩之壓迫，拿起筆來，必以諷世自命，於是純粹的幽默乃為熱烈甚至酸腐的諷刺所籠罩下去。辦幽默刊物是怎麼一回事？不過辦一幽默刊物而已，何必大驚小怪？原來在國外各種正經大刊物之內，仍容得下幾種幽默刊物。但一到中國，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須“風行一時”，人人效顰。由於譽幽默者以世道譽之，毀幽默者，亦以世道毀之，這正如一個乳臭未乾專攻文學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國被人捧為文學專家一樣的有苦難言，哭笑不得。其實我林語堂並無野心，隻因生性所近，素惡《東方雜誌》長篇闊論，又好雜遝亂談，此種文章既無處發表，隻好自辦一個。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購讀，就一直胡鬨下去。充其量，也不過在國中已有各種嚴肅大雜誌之外，加一種不甚嚴肅之小刊物，調劑調劑空氣而已。原未嘗存心打倒嚴肅雜誌，亦未嘗強普天下人皆寫幽默文。現在批評起來，又是什麼我在救中國或亡中國了。《人間世》出版與《論語》出版一樣。因為沒人做，所以我來做。我不好落入窠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萬不肯做。以前研究漢字索引，編英文教科書，近來研究打字機，也都是看彆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機杼興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還有什麼理由？現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無端被人加以奪取“文學正宗”罪名。夫文學之中，品類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儘可提倡大品；我辦刊物來登如在《自由談》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隨感，他人儘管辦一刊物專登短篇，我能禁止他嗎？倘使明日我看見國中沒有專登偵探刊物，來辦一個，又必有人以為我有以奉偵探為文學“正宗”之野心了。這才是真正國貨的籠統思想。此種批評，謂之方巾氣的批評。以前名流學者，沒人敢辦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氣作崇，脫不下名流學者架子，所以逼得我來辦了。今日“大野”君在《自由談》（《申報》副刊）勸我“欲行大道，勿由小徑，勿以大海內於牛跡，勿以日光等於螢火”。應先提倡西洋文化後提倡小品。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讚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極複雜，方麵極多，“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有點籠統，我們應該隨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紹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係西方文學之一部。文學之外，尚有哲學、經濟、社會，我沒有辦法，你們去提倡吧。現代文化生活是極豐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國哼哼唧唧派及哼唷哼唷派之文學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間接增加中國文學內容體裁或格調上之豐富，甚至增加中國人心靈生活上之豐富，使接近西方文化，雖然自身不免詫異，如洋博士被人認為西洋文學專家一樣，也可聽天由命去吧。近有感想，因見上海弄堂屋宇比接，隔簾花影，每每動人，想起美國有自動油布窗幔，一拉即下，一拉即上，至此無人“提倡”“介紹”，也頗思“提倡”一下。倘得方巾氣的批評家不加我以“提倡油布窗幔救國”罪名，則幸甚矣。在反對方巾氣文中，我偏要說一句方巾氣的話。倘是我能減少一點國中的方巾氣，而叫國人取一種比較自然活潑的人生觀，也就在介紹西洋文化工作中，儘一點點國民義務。這句話也是我自幼念慣“今夫天下”之遺跡。我生活之嚴肅人家才會詫異哩。因為西方現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潑的人生觀，是經過十九世紀浪漫潮流解放過，所以現代西洋文化是比較容忍比較近情的。我倒認為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征象。在中國新文化雖經提倡，卻未經過幾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煉，人之心靈仍是苦悶，人之思想仍是乾燥。一有危艱，大家轟轟然一陣花炮，五分鐘後就如曇花一現而消滅。因為人之心靈根本不健全，樂與苦之間失了調劑。叫苦固然看來比嬉笑或閒適認真愛國，無奈叫苦會喉乾舌燥。這一股氣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後就是沉寂，宛如小孩哭後，想睡眠。雖然偶然在沉寂中哼唧一兩聲，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頹喪，疲靡之音。現在文學中好像就沒聽見聲音洪亮的喊聲，隻有躲在黑地放幾根冷箭罷了。但人之心理，總是自以為是，所以有吮癰之癖。自己萎弱，惡人健全；自己惡動，忌人活潑；自己飲水，嫉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聲，總是心地欠寬大所致。兩千年來方巾氣仍舊把二十世紀的白話文人壓得不能喘氣，結果文學上也隻聽見嗡嗡而已。所謂西洋自然活潑的人生觀，可舉新例說明。譬如遊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遊玩，近來教育觀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於是不但不禁止遊玩，並且在幼稚園、小學、中學利用遊玩養兒童的德性。西洋夫婦卿卿我我，攜手同遊，也不過承認男女之樂為人類所應有，不必矯飾，於是慨然攜手同行於街上，忝不為怪，由中國人看來，也隻能暗羨洋鬼子會享豔福。一旦中國人也男女解放起來，卻認為不可，說是傷風敗俗。看見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戲，雖然也會羨慕，但是看見中國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時罵其為世風不古。西洋女子服裝儘管妖豔，西洋現代的批評，卻沒見有人說她們是有傷風化，因為他們已有浪漫派容忍觀點。然在中國看見西洋女子之妖裝豔服，雖然佩服，看見中國女子一樣服裝，便要罵其為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國何止百倍，但是未聞西方思想家抨擊，而實際上西人也並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愛國。中國人卻不能容忍草裙舞，板起道學麵孔，詈為人心大變天下大亂之征。然而中國人並不因生活之嚴肅而道德高尚，國家富強起來。全國布滿了一種陰森發黴虛偽迂腐之氣而已。所以這種方巾氣的批評家雖自己受壓迫而哼幾聲，唾罵“文化統一”，哀怨“新聞檢查”，自己一旦做起新聞檢查員來，才會壓迫人家得厲害。我看見女兒見兩隻臭蟲在床板上爭辯，甲罵乙：“你是臭蟲”！乙也回罵甲：“你是臭蟲”！我卻躲在旁邊胡盧大笑。因為心靈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氣，所以方巾氣的批評，也隻善摧殘。對提倡西方自然活潑的人生觀，也隻能詆毀，不能建樹。對《論語》批評曰“中國無幽默”。中國若早有幽默，何必辦《論語》來提倡？在旁邊喊“中國無幽默”並不會使幽默的根芽逐漸發揚光大。況且《論語》即使沒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卻至少改過國人對於幽默的態度，除非初出茅廬小子，還在注意宇宙及救國“大道”，都對於幽默加一層的認識，隻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還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對幽默的態度。這種消極摧殘的批評，名為提倡西方文化實是障礙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會有結實的成績。《人間世》出版，動起哼唷哼唷派的方巾氣，七手八腳，亂吹亂擂，卻絲毫沒有打動了《人間世》。連一篇像樣的對《人間世》的內容及編法的批評，足供我虛心采擇的也沒有。例如我自己認為第一期談花樹春光遊記文字太多不滿之處，就沒有人指出。總而言之，沒有一篇我認為夠得上批評《人間世》的文字。隻有胡魯一篇攻擊周作人詩，是批評內容，但也就淺薄得可笑，隻攻擊私人而已。《人間世》之錯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這在方巾氣的批評家，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