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坤想了想，也覺得“好朋友貿易”的辦法也能接受，雖然是個“絲馬朋友”（不是酒肉朋友，蘇丹是不喝酒的），但終究多一個朋友了，而且還能得到馬。

看到紀坤點了頭，穆罕默德.科普魯律接著又開口了：“運輸馬匹和絲綢、瓷器的船隻和水手，應該由大明方麵提供。”

那是必須的，奧斯曼的船如果裝上1000匹阿拉伯馬，怎麼可能過得了馬六甲？

大明的船就不一樣了，葡萄牙、荷蘭怎麼都不至於為了1000匹馬和大明翻臉。

紀坤和李少遊互相商量了一下，覺得這事兒總有點不妥——倒不是船隻的花銷，隻要多捎點貨，費用是可以賺出來的。

但是由大明的船拉著絲綢、瓷器到奧斯曼帝國送給蘇丹，怎麼看都有點像“朝貢”啊！

而蘇丹再送馬給大明皇帝，則看著像回贈！

科普魯律看見兩個中國人在商量，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中國人好像不缺船啊，而且他們跑到巴士拉來的時候還有荷蘭人帶路，應該沒問題啊！

老頭子心裡想不明白，臉色慢慢的沉了下來，看上去挺怕人的——這家夥是耶尼切裡的童子軍出身，長相又特彆威嚴，早年還因為長得威嚴而當上了耶尼切裡軍團的廚師，這也是科普魯律發跡的開始。

所以他這張臉一沉下來就是殺氣騰騰的，和奧斯曼帝國世界最強的地位倒也相當。

紀坤和李少遊都被他嚇一跳，他們在歐洲的使命還沒開始呢，可彆栽在奧斯曼帝國這裡。

“行！我們提供帆船！”紀坤點了頭，“不過為了負擔帆船的開銷，需要額外攜帶一些貨物到奧斯曼帝國境內販賣，希望貴國可以免稅。”

老頭子伸出一根手指，“每五條船中，隻有一條船的貨物可以免稅！”

老頭子可精著呢！

“一條就一條！”紀坤的生意經還是差了一些，很輕易的就答應了。

科普魯律又說：“朋友之間的饋贈，在價值上應該是相當的。”

“那是當然的。”紀坤點了點頭。

“那麼我們就商量一下如何確定阿拉伯馬和中國絲綢、瓷器的價值吧！”這個時候的科普魯律表現得一點不像帕夏，倒是頗有點奸商的風範了。

還談起生意了......

紀坤心說：早知道就把範.迪門帶來了！

“帕夏，您想怎麼折算？”紀坤問。

科普魯律說，“我們可以先確定雙方送出禮物的總值，以白銀計價，以送出方的首都的物價為標準，而雙方送出禮物的總值應該是相當的。為了更好的確定禮物的價值，奧斯曼帝國和大明帝國應該互派使者，長期駐紮在對方的首都。

另外，海上運輸總是存在風險的。如果發生沉船、船隻失蹤這樣的事件，損失也應該由雙方共同承擔。但是隻限於禮物本身的損失，不包括船隻和船員的損失。”

他緩緩的說著，每說一句，就會讓在場的通事翻譯一句。

等到這段話說完，他又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又道：“如果兩位使臣沒有異議，我們可以馬上簽署一份條約，將搭成的一致意見變成書麵上的條款。”

還要簽條約啊？

紀坤和李少遊都有點哭笑不得了，原來這年頭要交朋友還得先簽個條約......

條約該簽還得簽！

不管是《好朋友條約》還是《明奧友好互助條約》，總之都是一個相當巨大的外交成果。

簽完了約，大明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暫時就算朋友了！

在奧斯曼帝國的幫助下，大明使團就能繼續上路了，不過這回不能再坐船了，而是走陸路繼續向西。

先是去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布爾，紀坤、李少遊和範.迪門會在哪裡覲見奧斯曼帝國的蘇丹。

會見完蘇丹之後，奧斯曼帝國的外交大臣居爾居就會和荷蘭大使範.迪門一起護送大明使團走陸路前往神聖羅馬帝國和法蘭西。

之所以要走陸路去法國，是因為奧斯曼帝國這個時候正在和威尼斯打第五次威土戰爭，雙方在愛琴海和克裡特島上激戰，愛琴海上的航道時不時就被威尼斯艦隊封鎖，而且還有不少雙方私掠船出沒。

相比之下，走陸路雖然要穿過天主教陣營中的另一個“腦殘”神聖羅馬帝國，但是神羅的皇帝和諸侯們比地中海上的強盜要講理一些。

當皇帝的都要講體麵，怎麼都不會去扣押大明使團。而神羅的諸侯們無非就是要倆小錢，也不會殺人掠貨——人家不僅是中國使者，還是耶穌會、法蘭西國王、神羅皇帝和荷蘭執政的客人，犯不上得罪那麼多人啊！

而使團的副使湯若望（他和李少遊都是副使，這一路都在翻譯《子論格物篇》，沒怎麼參與外交活動），則會帶上剛剛翻譯好的《子論格物篇》直接由陸路前往羅馬，覲見教宗英諾森十世。

身為耶穌會傳教士和羅馬神學院的高材生，湯若望對羅馬這座城市非常熟悉，在他21歲——25歲期間，曾經在羅馬神學院學習了4年，然後在1618年離開羅馬，踏上了去往中國的慢慢旅途。

而在西元1650年的秋季，在他闊彆羅馬32年之後，再一次回到了他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時代的羅馬城。

羅馬城和32年前幾乎沒有任何不同，隻是多了幾棟由烏爾班八世和英諾森十世命人建造的宮殿、教堂。但是大部分的建築和街道，依舊沒有什麼變化，全都是古老而遙遠的時代遺留下來的東西，隻是慢慢變舊。

耶穌會的總會就設在羅馬，就在羅馬神學院內，這座神學院是耶穌會的創始人羅耀拉神父所創立的，專門為耶穌會培養傳教士，但是重新回到這裡的湯若望也感覺到了一種日漸沒落的氣息。

負責接待湯若望的是一名來自比利時的耶穌會士，名叫費迪南德.維貝斯特，大約二十七八歲，現在是學院的文學和修辭學教師。

“亞當.夏爾兄弟，您似乎有些不安。”

在一間光線陰暗的教堂內，兩個穿著黑色長袍的神父坐在長椅上，低聲交談著。他們正在等到病中的耶穌會總會長露麵，後者在得知湯若望歸來後就梵蒂岡宮麵見教宗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

“維貝斯特兄弟，”湯若望說著有點生疏的拉丁語，“實際上我相當的不安。”

“為什麼？”維貝斯特問，“您在中國的傳教看上去相當成功啊，您不是已經成為了中國皇帝最信任的顧問？”

“最信任的顧問？”湯若望苦苦一笑，“我可以沒有這樣說過......實際上，我們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正遭遇到一個巨大的挑戰！”

“巨大的挑戰？”維貝斯特愣了愣，“您是指什麼？”

“天理！”湯若望說了句中文，然後又用拉丁文說，“這是中國人的造物之主，是他們的儒教所信奉的主。”

“我知道，”維貝斯特說，“從東方回來的兄弟說過這個......好像還因為翻譯問題發生了爭執。”

“不，不，問題比這個嚴重的多！”湯若望說，“真的......嚴重的多！我想，我需要立即麵見教宗，向他通報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