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全中國的報紙都在無比興奮地報道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新聞，這位87歲的老人再次吹響了加快改革開放的號角。便是在這種空前熱烈的氛圍中，30歲的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應用物理係副教授宋如華突然辭職經商去了。在此之前的宋如華沒有展現出任何商人的天賦。他出生於浙江紹興縣的一個小山村，家境貧寒，7歲喪母，考上大學之前還沒有看到過飛機的模樣。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給自己定過一個“八不原則”：一不出國，二不經商，三不抽煙，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電影，八不逛公園。就憑著這股苦讀勁，他因成績優異畢業後留校任教。在那些年，他教的課是學生們最喜歡聽的，後來創辦了網易的丁磊曾經旁聽過他的公開課。1991年，他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並被授予全校唯一的“機電部青年教書育人特等獎”。就是這個看上去前途遠大的青年教授，決定下海創業。宋如華後來回憶說，讓他痛下決心的一個細節是：這一年元旦他回家探親，在火車上，一個手持“磚頭式”大哥大的暴發戶一人占了兩個位子，宋如華客氣地請他騰一個出來，那人瞟了他一眼，露出滿臉的不屑。對清貧命運的不甘和對火熱的商業大時代的憧憬，讓內秀而又個性倔犟的宋如華走出了校園。他和一個好友湊了5000元錢，注冊了一家名叫“托普電子科技發展公司”的企業，托普的英文是TOP，“頂峰，頂尖，卓越”的意思。宋如華對同伴說：“我們要做就做最頂尖的，我們的目標是比爾·蓋茨。”宋如華是學天文物理的，他所學的知識與商業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在一開始，一心想像比爾·蓋茨一樣的他隻能靠倒賣電腦起家。那些日子，他整天騎著一輛三輪車在成都城裡跑來跑去，一邊蹬一邊給自己打氣：“蹬一下一毛錢，蹬兩下兩毛錢，100下就是10塊錢。”在當時的全國大學教授中，肯下海蹬三輪車的，除了宋如華還有幾人？托普的第一單大生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一天，四川建設信托投資公司給電子科技大學打電話，希望有人替他們安裝一個電子顯示屏。接電話的恰好是宋如華的一個相識。於是，他順口把這件事告訴了正四處瞎找業務的老朋友。宋如華其實對這個項目9９liｂ.一無所知，而且委托方又要求15天內完成安裝調試，可是當他聽說項目的合同金額為32萬元時，便一口應承了下來。接下來的日子裡，宋如華每天隻睡兩個小時，從原料采購到印製板加工，再到安裝調試，他竟隻用了12天就完工交貨了。真正讓托普完成原始積累的項目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1994年10月，成都金牛區稅務局向托普買幾台電腦。在交談中，當局長得知宋如華是電子科技大學的教授時，便無意中問了一句：“你們能開發自動打印發票的計算機軟件嗎？”當時正。托普以前做電腦銷售，隻能賺取那點可憐的代理費，而有了計稅軟件係統之後，硬件與軟件搭著賣，價格就由托普說了算。宋如華計算了一下，全國的大小稅務局有4萬多個，每個局、所投入10萬元，就是幾十億元的大市場。宋如華當即決定，放下手上的其他一切業務，專心一致主攻計稅軟件的市場開拓。在半年多時間裡，他跑馬圈地攻下了大半個四川省，同時組建營銷網絡，殺向西北和華東各省。到這一年底，托普的稅務軟件銷售收入達到4000多萬元，其中最大的一個工程是西安市地稅工程，合同金額達1500萬元。那是一個充滿了暴利氣息的年代。市場對辦公自動化的巨大渴求與這個領域的科技神秘性，營造出一個難以想象的牟利空間。宋如華憑著他驚人的商業直覺，抓住了這個百年一現的機遇。一個日後看來非常成功的策略是，在發現了市場機遇的時候，宋如華沒有把主攻目標放在北京或上海等大中城市，而是在縣市級稅務係統四處出擊。那是一個需求旺盛，而公關難度相對較低的市場。一位早年跟宋如華打天下的托普舊部回憶說：“托普的軟件係統隻要一演示，就八九離不了十，接下去的工作就是跟稅務局長們喝酒。那個時候喝了多少酒啊，宋總一個人就可以喝一斤半白酒，整個公司都在喝。”1995年前後的中國計算機市場並不讓人樂觀，人民幣的持續貶值造成進口零部件成本大大提高，而國際品牌電腦商大肆衝擊市場，更是讓聯想、長城等國內製造商們隻有靠打價格戰才能喘一口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毫無技術和製造優勢可言的托普卻成了少見的亮點，在當年，唯一可以與宋如華比肩的是深圳華為公司的任正非。跟稅務係統一樣，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電信市場才複蘇，隨著程控技術的推廣，全國電信網絡麵臨一次全麵的更新改造。剛剛自主開發出程控交換技術的華為公司抓住了這個機遇，同樣在行業內毫無知名度的任正非跟宋如華如出一轍，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從一些偏遠的城鎮電信局突破，迅速搶去了一塊大公司們還沒有來得及發掘的大“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