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辰我不會為我的國家殺人。我不會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民主國家、福利國家而殺人。我會因為卡特殺了某某人而殺掉卡特。為了家庭的恩怨殺人，比為了愛國或喜愛哪種經濟體製投人理由更充分。我愛，我恨，都是我個人的事。“影響”這個字眼很奧妙，某個角度來說，它似乎是“抄襲”的輕薄短小版本，換個方向，它又可成為“致敬”的另一項特征。但不管怎麼說，“影響”對一個作家而言，都是相當敏感的詞語，難怪哈洛·卜倫(Harold Bloom)會提出所謂“影響的焦慮”(The ay of influence)，認為每個作者都是在掙紮於前人作家的痕跡之中得到成長的。之所以會提及這件事情，主要是由於當我拿到這本《MODERN TIMES》的書稿時，同時正在看村上春樹的《1Q84》，然後強烈地意識到，這兩本作品實際上似乎分享了同一個時代的感覺結九九藏書構，進而寫出如此互通聲息的來。不過這樣的說法恐怕會造成伊阪幸太郎的焦慮，特彆是他被書評家吉田伸子畫歸為受到村上春樹影響的一係列作家（其實還有其他人作陪，例如本多孝好、金城一紀等人，後來還有論者擴大這整個係譜，將石田衣良給算進去了，但以我個人的看法，石田有點像被硬湊成對的。）後，“春樹children”（春樹チルドレン）這個稱號就一直籠罩在他頭上。儘管他在許多訪問中都曾駁斥這種說法，甚至抬出島田莊司的名號，認為自己受島田影響要更大一點（雖然看得出這點的人恐怕很少）（不過伊阪也承認，有可能他看的作品受到村上的影響，因此自己得到了間接影響。針對這點，我覺得更有可能的或許是，他與村上共享了同一個老師，也就是大江健三郎。），但我們或許仍然能從他與村上的共通之處，來探看伊阪的魅力所在。.９9lｉb?伊阪與村上最明顯的類同之處，大概就是他們都熱愛某種會話式的文體，儘管隻是在描述或敘事，但往往像獨自一樣，運用了大量鮮明且特殊的比喻（這也造成了兩個人都很容易創造出“名言”這種東西）。另外，對音樂的獨特愛好，也讓他們的讀起來很明顯隱合著某種韻律感及節奏（這點透過翻譯倒是比較不容易被察覺）。當然，他們的世界觀以及創作手法有著顯著的不同，這也讓他們成為各有特色的作家。有趣的是，不管這兩位作家是否有某種“影響”的關係存在，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尾聲展開了作品風格的轉向。村上在《海邊的卡夫卡》（二〇〇二）達到了他寫作生涯中存在主義的高峰，之後的《黑夜之後》（二〇〇四）則像是一則呼應的補遺，但在《1Q84》中，他則是將觸角伸進他過去不大碰觸的“曆史”這個概念，進而演化出他對日本現況的思考。相較於此，伊阪則是在《OH！FATHER》（-！）的單行本後記中宣稱《GOLDEN SLUMBERS》是他作家生涯的第二期開端，換言之，這本出版於二〇〇七年的《GOLDEN SLUMBERS》與同時連載的《MODERN TIMES》，不隻如伊阪所說的像是“兄弟”而已，更是為他確立新風格的兩大作品。那到底，伊阪的作品有著怎麼樣的轉向？某次我去拜訪日本推理文學資料館，遇到了館長權田萬治先生，和他聊起了他當時剛完成的鬆本清張論著，他在書中強調清張的作家之眼總是麵對著這個社會的黑暗底層，並將之化為文字。但當他講到鬆本清張開啟的這個體係後來其實延伸到伊阪幸太郎時，我有點吃驚。因為相較於清張的控訴性格，伊阪似乎顯得溫柔多了，他不大聲嚷嚷自己的主張，也不會為了追求戲劇效果，強化人與社會象征的對立，兩位看來大相逕庭的作家，權田先生為什麼會把他們扯在一起？但當我看到了《MODERN TIMES》的時候，我好像有點理解這樣的觀點了。做為《魔王》的續篇，伊阪似乎更認真思考“國家”與“人”的關係，因此我門以為他在前作中所意圖塑造的“犬養”這個角色代表了政府、權力，如今卻發現在《MODERN TIMES》中，先前代表“惡”的人物隻是個跑龍套的裝飾性角色，在他之上，似乎還有一些什麼在宰製著我們。99lib?從這看來，我會想到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經提出的“科層組織”(bureaucracy，也有人譯為“官僚體製”)的概念，他以此來解釋當代社會，認為現代的政治製度其實是經曆了不斷的現代化過程，發展出如今我們看到的這個理論上是最符合理性精神算計的統治組織，專案分工，權威層級，法製化規定，讓科層組織成為一個“非人”的代表，於是它不會為人的悲歡喜怒所囿，能公平、完整地主張每個人的權利。但隨著個人的特性被逐步削弱，科層也就壯大成一個超乎所有人想像的巨大理性鐵籠，反過來囿限著我們。不過伊阪看到的卻是，當科層組織想像自己代表國家本身，國家便成了一個巨大的有機生命體，而為了延續自我的存在，國家會儘一切所能抹殺影響自己發展的事物（即使那事物是自己的國民）。所以為什麼書中會出現層出不窮的暴力，因為我們會意識到國家機器的存在之時，往往是權力施加於我們身上的時候。更驚人的是，這一切為了維護國家本身的各種暴力手段，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來自於整體之下的個體，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貢獻過一點自己的力量，幫助國家鞏固自身。這樣看來，伊阪的確有點像鬆本清張，特彆是那種會問出正確的問題而得到很難令人接受的答案的過程。不過與清張不同的是，現在這個時代並不是一個指出“問題在哪裡”就好的時代，因為我們深溺於結構中，隻要結構存在，類似的問題就會不斷出現，所以伊阪企圖叩問的不是“為什麼會這樣”，而是更為本質的“為什麼我們會讓這個世界變成這樣”？張大春在《城邦暴力團》中，曾經提及所謂“理想的讀者”的概念，他認為一個作者在創作時，一定預設了某個人能夠完全理解作品中的象征、意圖與暗示，也才能傳遞出一個完整的訊息。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的作中作《再見草莓田》便成了一種隱喻結構，讀者讀到了什麼並不重要，而是如何從讀到的東西出發、延伸、搜尋、並詮釋，展開對整個世界的理解與重新型塑。這除了提醒我們伊阪作品時必須小心理解他所帶來的訊息，也告訴我們，“看到了”其實不代表什麼，“去做些什麼”才是真正帶來改變的可能力量，就算我們不知道現在做的這些是否能夠造成影響，但這個動力終究會讓我們奪回對於自己處境的發言權。從伊阪的後期作品來看，他開始展開對人的“能動性”的探索，這也暗示了為什麼他會采取科幻設定來寫《MODERN TIMES》，因為這隻是一個未來的可能，我們“當下”的舉動會決定這究竟隻是虛構或是個預言。相信你所相信的，思考你所該思考的，做你所應當做的。還有彆忘了——把勇氣帶在身上。作者介紹:曲辰，中興大學中文係博士生，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