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告訴自己我隻是想找個安慰自己的人，一盆受到讚美的蔬菜牛肉濃湯，一個充滿生氣的人造女性陰部，可瓦萊麗亞身上真正吸引我的，卻是她模仿小女孩的那種神態。她那麼模仿倒不是因為她猜到我會動心。那隻是她的作風——而我卻著了迷。實際上，她至少已經二十八九歲了（我始終沒有查明她的確切年齡，就連護照上也是假的），而且在那種隨著她回憶往事的情懷不住改變的境況下早已失去了童貞。在我這方麵呢，我天真得像個性變態的人才會有的那樣。她顯得輕佻、活潑，穿得à gamine（法文，像個逗人喜愛的年輕姑娘。），露出一大截光滑的腿，曉得怎樣用一雙黑色絲絨拖鞋來襯托她雪白的光腳背。她橛起嘴，露出酒窩，跳跳蹦蹦，穿著緊身連衣裙，用可以想象得出的最矯揉造作、最陳腐的方式晃動著她的拳曲的淡黃色短發。在mairie（法文，市政廳。）舉行了簡短的儀式後，我把她領到我租的那套新公寓，多少叫她感到意外的是，在我碰她以前，先讓她穿上一件女孩子穿的尋常睡衣，那是我想法從一家孤兒院的內衣櫥裡偷出來的。結婚當夜，我得到一些樂趣，日出時那個白癡歇斯底裡地發作起來。不過現實不久就揭穿了一切。退了色的鬈發露出黑色的發根，刮過的小服上的汗毛竟然變成了皮刺，那張濕漉漉的富有表情的嘴，不管我怎樣用愛情去填塞，卻總很不光彩地暴露出跟她那已故的貌似蟾蜍的媽媽在一幅受到珍藏的畫像上的嘴的相似之處。不久，亨伯特·亨伯特得照顧的不是一個蒼白的流浪的小女孩兒，而是一個肥胖臃腫、短腿巨乳實際上毫無頭腦的baba（法文式俄文，一個邋遢、粗俗的女人。）。這種情況從一九三五年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的優點就是生性不好大聲說話，這的確有助於在我們肮臟的小公寓裡造成一種古怪的舒適感。我們有兩間房，在一間房的窗外是一片霧蒙蒙的景象，在另一間房的窗外是一堵磚牆，還有一個極小的廚房和一個鞋狀的浴缸。我坐在浴缸裡，覺得自己就像馬拉（Jean Paul Marat（1743—1793），法國革命人士，被一個女子夏洛特·科爾戴趁他洗澡時將他刺死。）隻是沒有一個頸項雪白的年輕女子來刺殺我，我們一塊兒過好多個舒服的夜晚，她總埋頭看著《巴黎晚報》（Panis—Soir，一份專刊載聳人聽聞報道的報紙，即現在的《法蘭西晚報》。），我則坐在一張搖搖晃晃的桌子前工作。我們去看電影，也去看自行車比賽和拳擊比賽。我難得向她不再新鮮的肉體求歡，除非在非常迫切和絕望的情況下。對麵的雜貨鋪老板有個小女兒，她的倩影都把我快逼瘋了，不過在瓦萊麗亞的幫助下，我對自己異想天開的困境倒找到了一些合法的出路。至於烹調，我們心照不宣地扔開了蔬菜牛肉濃湯，多半總到波拿巴街一個擁擠的場所去吃飯，那兒的桌布上滿是酒漬，還可以聽到不少外國人七嘴八舌的說話聲。隔壁是一家美術鋪子，淩亂的櫥窗裡陳列著一幅輝煌、豔麗、充滿綠色、紅色、金黃色和墨藍色的古老的美國estampe（法文，版畫。）——一個火車頭帶著巨大的煙囪、幾盞形狀怪異的大燈和一個巨大的排障器，拖著淡紫色的車廂穿過風雨漫天的大草原之夜，把大片帶著星星點點的火花的黑煙跟毛的雷雨雲混合在一起。這種情況突然一下子結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mon oncle dAmé ique（法文，我的美國舅舅。許多老式的情節劇全劇的最後一行常是那位闊綽的美國舅舅去世了，留給人一筆財產。）去世了，遺留給我每年幾千美元的收入，條件是我得移居美國，並對他的買賣表現出一些興趣。這種前景十分合乎我的心意。我覺得我的生活需要有個重大的變動。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我的舒適安逸的婚姻生活中也出現了一些蛀洞。最近幾個星期，我老注意到我的肥胖的瓦萊麗亞有點兒失常，總是十分古怪地坐立不安，有時甚至露出好像惱怒的樣子，這跟她本應扮演的平凡的角色一點都不協調。當我告訴她不久我們就要乘船去紐約的時候，她顯得神情煩惱，十分慌亂。她的證件出了一些很討厭的麻煩。她拿著一本南森（Nansen，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國際聯盟頒發給歐洲流亡國外人士的特彆護照：它的發音與nonsense（胡鬨）一字近似，所以下文說或者不如說是胡鬨的護照。），或者不如說是胡鬨的護照；不知為了什麼，那本護照跟她丈夫真實可靠的瑞士公民身份擱在一起，就無法輕易地混過去。儘管我耐心地對她描述美國，那個充滿膚色紅潤的人和參天大樹的國家，說那兒的生活要比沉悶、陰暗的巴黎有明顯的改善，但她仍然無精打采。我斷定準是得到警察總局去排長隊和其他一些手續才弄得她這樣。有天早上，我們從一幢辦公大樓出來，她的證件差不多都辦妥了。這時候，在我身旁一搖一擺地走著的瓦萊麗亞，一句話也不說，忽然使勁地搖晃起她那卷毛狗般的腦袋。我讓她搖晃了一會兒，才問她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她回答說（我把她講的法語翻譯出來，那句法語，我想，也是從一句斯拉夫語的陳詞濫調譯過來的）：“我生活中另外有一個男人。”噯，在一個丈夫聽來，這可是一句很不入耳的話。我承認，這句話叫我兩眼發黑。當時在街上就地狠狠揍她一頓，像一個老實、粗俗的人會做的那樣，那是行不通的。多少年暗自忍受的煎熬教給了我超人的自我克製能力。有輛招攬生意的出租汽車已經沿著街邊緩緩行駛了好一會兒，於是我領著她坐進那輛汽車。在車上這個不大會受人打攪的環境裡，我平靜地提議她把自己的胡言亂語解釋一下。心頭湧起的一陣怒火叫我透不過氣來——倒並不是因為我對這個滑稽人物，亨伯特太太，有什麼特彆的喜愛，而是因為合法不合法的結合問題應當由我一個人來決定。而她，瓦萊麗亞，這個喜劇性的妻子，如今竟厚顏無恥地準備照她的方式來支配我的舒適生活和命運。我要她說出她情人的姓名。我把這個問題重複了一遍，但她老像作滑稽表演似的嘰哩咕嚕地說著話，講她跟我生活在一起不幸福，宣布了她想立刻離婚的種種計劃。“Mais qui est—ce?（法文，可是究竟是誰呢？）”我終於吼起來，用拳頭在她的膝蓋上打了一下。而她卻毫不畏縮，隻是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好像答複實在簡單得根本不用言辭說出來。接著，她迅速聳了聳肩，指了指那個出租汽車司機的粗脖子。他在一家小餐館的門口停下車，作了自我介紹。我不記得他的滑稽可笑的名字了，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以後，他的樣子依然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一個身材矮胖的白俄前上校，留著兩撇濃密的小胡子和一個平頭。在巴黎，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從事這種愚蠢的職業。我們在一張桌子旁坐下；那個俄國保皇黨人要了酒；瓦萊麗亞把一條潮濕的餐巾搭在膝蓋上以後，又接著往下說——是在對我灌輸，而不是在對我說話。她滔滔不絕地把話注入這個尊貴的容器，我從來沒想到她有這樣流利的口才。而且，她還不時對她那個呆頭呆腦的情人吐出一大串斯拉夫語。這種局麵真是荒謬可笑；等到那個上校司機帶著占有瓦萊麗亞的微笑，打斷了她的話，開始說出他的看法和計劃時，這種局麵就變得越發荒謬可笑。他小心翼翼地講的法語帶著一種十分難聽的口音。就用這種口音，他描述了他打算跟他的年輕妻子瓦萊麗亞手拉著手共同進入的那個愛情和工作的世界。這當兒，瓦萊麗亞卻在他和我之間修飾打扮起來，先在她橛起的嘴唇上塗些口紅，接著把下巴額兒疊成三重地去拉扯襯衫的胸部等等。他談論著她，好像她並不在場，又好像她是一個受監護的小孩，為了她本身的利益，正從一個明智的監護人手裡轉給另一個更明智的監護人。儘管我抑製不住的憤怒可能誇大並毀壞了某些印象，但我可以發誓他確實向我請教了瓦萊麗亞的一些情況，諸如她的日常飲食、她的經期、她的衣服以及她讀過的書或該讀的書。“我想，”他說，“她大概會喜歡《約翰·克利斯朵夫》（法國作家羅曼·羅蘭（1866—1944）於1904至1912年間寫成的十卷本作品，是一部全景的社會。納博科夫並不喜歡這部。）的吧。”哦，他簡直是個學者，塔克索維奇先生。我結束了這場毫無意義的談話，提議瓦萊麗亞立刻回去收拾她的那點財物。那個平凡迂腐的上校聽到這話，便十分殷勤地提出可以把那些東西汽車。於是他重新乾起他的本職工作，開車把亨伯特夫婦送回他們的住處。一路上，瓦萊麗亞都在說話，威嚴的亨伯特和渺小的亨伯特商議著亨伯特·亨伯特是不是應該把她或她的情人殺死，或是把他們倆都殺死，或者一個也不殺。我記得從前擺弄過一個同學的自動手槍。那時候餓大概沒有提過那個時期，不過沒有關係，我胡亂想過要得到他的小妹妹，隨後再開槍打死自己。他的小妹妹是一個輕盈美妙的性感少女，頭發上紮了個黑蝴蝶結。現在我暗自納悶，不知瓦萊麗亞上校就這麼叫是否真的值得給開槍打死，用手勒死，或者給水淹死。她生著兩條十分脆弱的腿，因此我決定，一等到隻剩下我們倆的時候，我就要狠狠地給她一下，僅限於此。可是我們始終沒能單獨待在一塊兒。瓦萊麗亞這時淚如泉湧，把臉上彩虹般的化妝攪得一塌糊塗，她隨隨便便地信手把東西裝滿一個大衣箱、兩個小提箱和一個塞得滿滿的紙板箱。那個該死的上校一直在四周踱來踱去，因而穿上我的登山皮靴、連續猛踢她的屁股的種種幻想當然不可能付諸實行。我不能說上校的舉止傲慢無禮，或者表現得那樣。相反，作為把我騙進去的這場戲劇表演的一段小插曲，他表現出一種周到、老派的禮貌，他的動作不時給各種各樣發音錯誤的道歉打斷（jai demanndepardonne——請原諒——est—cequej aipuis（法文，請原諒！我可不可以。兩句時態故意用錯，單詞也拚錯，表示帶有俄國口音。）——我可不可以——等等）。當瓦萊麗亞一揮手把她粉紅色的短褲從浴缸上麵的晾衣繩上取下來的時候，他十分得體地背過臉去，但他立刻似乎在房裡變得無所不在，le gredin（法文，這個惡棍。），使自己的身體和公寓的結構完全協調起來，他坐在我的椅子上看我的報紙，解開一根打結的繩子，卷了一支煙，點了點茶匙的數目，走進浴室瞧瞧，幫助他的婊子女人包起她父親給她的那台電風扇，隨後把她的行李抬到街上。我抱著兩隻胳膊坐在那兒，半邊身子靠著窗台，心裡痛恨和厭惡得要命。最後兩個人總算走出了這套顫動的房間——我在他們身後砰的把門關上，那聲震動仍在我的全部神經裡轟鳴。這真是一個窩囊的代替辦法，我原該按照電影裡的通例，用手背猛打一下她的顴骨。我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糟，接著笨重地走進浴室去查看一下他們有沒有把我的英國香水拿走。他們倒沒有；不過我非常厭惡地發現那個沙皇的前顧問在徹底解除了他膀胱的負擔後，竟然沒有抽水衝洗馬桶。這汪陰沉的外國的尿以及在其中分解的一個潮乎乎、黃褐色的煙頭叫我感到似乎受了奇恥大辱，我狂怒地四下尋找武器。實際上，大概也隻是俄國中產階級的禮貌（或許還帶點兒東方風味），促使那個好心的上校（馬克西莫維奇！他的姓突然一下子回到了我的記憶中（上文說“塔克索維奇”，係記錯。）），一個像他們所有那類人一樣十分拘謹刻板的人，用頗有教養的靜默掩蓋他私下的需要，免得在他自己那陣不大張揚的淅瀝聲上，用一片不雅的瀑布奔騰的水聲來突出主人住房的狹小。可是當時我心裡並沒有這種想法。我氣得哼哼唧唧，在廚房裡四處尋找一樣比掃帚合用的工具。接著，我又放棄搜尋，衝出房子，勇敢地決定赤手空拳地去揍他。儘管我生來十分健壯，但我並不是拳擊手，而那個矮墩墩的肩膀寬闊的馬克西莫維奇看上去卻像鐵打的一般。街上空空蕩蕩，一點兒也看不出我妻子離去的痕跡，隻有她掉在爛泥地上的一顆萊茵石紐扣，她曾把它放在一個破盒子裡，毫無必要地保留了三年。也許，街上那片空曠的景象倒免得我給揍得鼻子出血。可是沒有關係。到適當的時候，我會作一點小小的報複。帕薩迪納（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西南部的一個城市，靠近洛杉磯。）的一個人有天告訴我，娘家姓茲鮑羅夫斯基的馬克西莫維奇太太一九四五年前後因為分娩去世。那對夫妻不知怎麼去到加利福尼亞，被一位美國著名的人種學家用於他主持的一項長達一年之久的實驗，兩人從而領取優厚的薪金。這項實驗研究的是人始終趴著吃香蕉和海棗食物所會有的人類及人種反應。把這件事告訴我的人是一個大夫。他發誓說他曾親眼看見肥胖的瓦萊麗亞和她的上校（那時頭發也花白了，而且也很肥胖）在一套燈火通明的房間裡（一間房裡放著水果，另一間房裡放著飲水，還有一間房裡放著草墊等等），跟其他幾個雇來的四足動物一起在打掃乾淨的地板上奮力地爬來爬去。那幾個家夥都是從窮困無助的人中選出來的。我想從《人類學評論》上找到這些試驗的結果，但是好像還沒有發表。這些科學成果當然需要一些時間來完成。我希望真要發表的時候，能附一些精彩的照片加以說明，不過一所監獄圖書館恐怕不會收藏這種學術著作。目前拘禁我的這所監獄儘管受到我的律師的讚賞，卻是一個很好的實例，可以說明監獄圖書館在選擇書籍方麵所受到的那種愚蠢的折衷主義的支配。當然，他們有《聖經》和狄更斯全集（很古老的一套，是紐約G·W·迪林厄姆出版公司1887年出版的），還有《兒童百科全書》（裡麵有些穿著短褲的金黃色頭發的女童子軍拍得很好的照片）和阿加莎·克裡斯蒂的《一樁公布的謀殺案》；可是他們也有下麵這樣一些才氣煥發的無聊作品，諸如一八六八年波士頓出版的《重訪威尼斯》的作者珀西·埃爾菲恩斯通著的《一個在意大利的流浪漢》（據作者說，這個作家和這部書都是真實的。）和一部比較新的《舞台名人錄》（1946）——演員、製片人、劇作家和一些靜態場景的照片。昨天晚上翻閱這部《名人錄》的時候，我見到了邏輯學家憎惡而詩人愛好的那種令人驚歎的巧合（《舞台名人錄》中的巧合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亨伯特·亨伯特提到演員、製片人、劇作家和靜態場景的照片，都預示著這部的情節。下文的三個條目，代表了亨·亨、奎爾蒂和洛麗塔。）。我把那一頁大部分抄錄如下：皮姆·羅蘭（皮姆是愛倫·坡《戈登·皮姆曆險記》中的人物。）。一九二二年生於馬薩諸塞州的隆迪。在紐約州德比市埃爾西諾爾劇院接受舞台訓練。在《陽光突現》中首次登台。參加演出的劇目主要有：《兩個街區以外》、《綠衣少女》、《湊合在一起的丈夫》、《奇異的蘑菇》、《一觸即發》！《可愛的約翰》、《我夢見你》等。奎爾蒂·克萊爾。美國劇作家。一九一一年生於新澤西州歐欣城。曾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開始經商，後轉而從事劇本創作。作品有《小仙女》、《愛好閃電的女子》（和維維安·達克布盧姆合作）、《黑暗時代》、《奇異的蘑菇》、《父愛》等！他為兒童寫的許多劇作特彆出名。《小仙女》（1940）在紐約終演的那個冬天，行程一萬四千英裡，一路演出了二百八十場。個人愛好：跑車、攝影、畜養寵物。奎·多洛蕾絲。一八八二年生於俄亥俄州德頓。在美國藝術學會學習舞台表演。一九〇〇年首次在渥太華演出。一九〇四年以《千萬不要對陌生人說話》一劇在紐約初次登台。在上演了（以下是大約三十出戲的名單）後，就不知去向。我的戀人的醒目的名字怎麼竟會加到一個老巫婆似的女演員身上（多洛蕾絲是洛麗塔的名字。），這一點想起來仍然叫我痛苦無奈地十分震驚！說不定，她也可以成為一個女演員。生於一九三五年。曾在《被謀殺的劇作家》中演出（我發現我在前麵一段中的筆誤，不過請彆改正（指前麵一段中“就不知去向”，應為“就，露頭角”。），克拉倫斯（克拉倫斯是亨·亨·的律師，這部“未經校訂的”稿子，就是托付給他的。））。奎因這頭豬。犯了謀殺奎爾蒂的罪。哦，我的洛麗塔，我隻好玩弄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