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了！在蘇聯紅軍的支援下，它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壯舉、是人類戰爭曆史上的奇跡，奇就奇在一個弱國打敗了強國。這是中國人民百餘年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中，規模最大且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戰爭，在整個中國革命曆史上，以及全世界範圍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抗戰勝利後，地理位置處於中國版圖雄雞頭的東北，地大物博，工業雄厚，交通發達。蘇聯軍隊將要撤回，出現了權力真空。為填補日偽被消滅後的空白，不僅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點地區，也是美蘇兩大勢力角鬥的熱點。正如毛澤東同誌曾說：“東北戰爭，中外矚目”。東北背靠蘇聯，西邊接壤外蒙，東邊與朝鮮隔江相望。毛澤東主席在“七大”繪製奪取全中國的藍圖時，把東北作為奪取全國的戰略基地。之後，中央決定派了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到東北工作，領導東北的解放戰爭，建立解放全國的後方基地。毛澤東說：“隻要我們有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鞏固的基礎。”抗戰勝利前夕，中國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民族獨立，要求建立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國民黨集團卻倒行逆施，要恢複其在全國的封建獨裁統治，內戰的危險嚴重地威脅著中國人民，和平與戰爭，民主與獨裁的鬥爭，成為抗戰勝利後國內形勢的顯著特點。1945年8月3日，蘇聯政府根據雅爾塔的協定對日宣戰。蘇聯後貝加爾軍區、遠東第一方麵軍、第二方麵軍、太平洋艦隊和黑龍江艦隊等，組成了11個合成集團軍、1個坦克集團軍、1個騎兵與機械化集團軍、3個空軍集團軍、3個防空集團軍，總兵力157萬，大炮28000多門，坦克5500輛，飛機5000多架，艦艇500艘以及自動推進炮若乾，於9日從東、西、北三個方麵發起對日軍進攻作戰，突破了日軍的防線，攻入中國東北境內。盤踞在中國東北多年的日本關東軍成了強弩之末，在蘇軍迅雷不及掩耳的毀滅性打擊下，土崩瓦解。東路，由麥列茨科夫元帥率遠東第一方麵軍與關東軍主力交戰，日軍負隅頑抗，但軍力對比懸殊，第一線陣地迅速崩潰，雙方裝甲部隊剛一接觸，日軍的坦克裝甲板薄，高射機槍一掃，裝甲板像馬蜂窩似的，全是窟窿眼兒，而蘇軍坦克裝甲堅厚，炮彈都打不穿。於8月中旬，攻占了勃利、圖門、敦化等地區；西路，馬科諾夫斯基元帥率後貝加爾方麵軍，主力由蒙古東部出擊，橫穿大漠，跨越大興安嶺，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於8月中旬，主力前鋒進抵長春、沈陽近郊，左翼攻占齊齊哈爾，右翼進至張北、承德、赤峰等地區，一舉切斷了東北與華北日軍的聯係；北路，普爾卡耶夫大將率遠東第二方麵軍，強渡烏蘇裡江、黑龍江，主力在黑龍江艦隊配合下，沿鬆花江南下，右翼攻占暖輝，向嫩江挺進，左翼近逼寶清，連克佳木斯、依蘭，逼近哈爾濱、北安等地。其間，蘇傘兵部隊同時配合主力在雙遼、遼源、延吉、吉林、大連、旅順等城空降。各路蘇軍在哈爾濱、長春、沈陽會師。9月1日，東北全境解放，徹底摧毀了日軍在中國的大本營，也摧毀了日軍準備進攻蘇軍的力量。不可一世的武士道迎來了最後的末日，驕傲逞凶的太陽旗紛紛降落在黑土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8月9日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聲明，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裝部隊，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延安八路軍總部朱德總司令連續發了七道命令，其中第三道是命令冀察熱遼地區的呂正操、張學思、李運昌、萬毅等部向東北進發，配合蘇軍占領山海關、錦州和承德等就近的城市。美國同時向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這樣，三方進攻迫使日本政府於8月15日接受無條件投降。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最後勝利的日子終於到來。8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反對國民黨壟斷接收日本投降權利，指出中國解放區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有權接受日偽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在東京灣“密蘇裡”號戰艦上正式在投降書上簽字。在華128萬日本軍隊向中國無條件放下武器。“抗戰勝利了！”“日本投降了！”舉國沸騰，萬民同慶。抗日根據地革命首府——延安，人們正在沉睡的時刻，突然傳來日本投降的特大新聞，延河兩岸歡聲雷動，無數的火把，映紅了夜空。巍巍嘉嶺山之寶塔，放射著奇光異彩，延河水卷起了巨浪。各院校、工廠、機關職工、師生和農民，把棉衣裡的棉套揪出來纏在木棍上，醮上油，做成火把，不約而同地向延安南關新市場狂奔而來。街上的大商號在門口高喊：“勝利了！大減價！”小攤販們把水果、麵食品等拋向慶祝的人群中，高興地喊著：“勝利了！快吃！我們終於勝利了！”延安城的人民連續幾天沉浸在歡樂喜慶之中，興奮的說呀、笑呀、唱呀，睡不著覺。高崗和大家一樣，難以抑製心中的喜悅，輕輕唱起《東方紅》、《劉誌丹上橫山》和《橫山裡下來些遊擊隊》的民歌。抗戰勝利，不僅中國人民歡天喜地，全世界人民都高興，連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司令麥克阿瑟也在他的回憶中說：“我激動得熱淚盈眶。”據師哲老人回憶：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連日來開會分析抗戰勝利後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形勢。毛澤東去重慶前，同高崗在楊家嶺談話時說：“我們在延安恐怕住不長了。”高崗說，內戰可能爆發，胡宗南的幾十萬軍隊早憋不住了。毛澤東說：“內戰一爆發，人民又要遭殃了，我們還可能要上山打遊擊哩。”高崗說：“主席的看法正確！抗戰勝利了！也是喜憂參半。蔣介石要打內戰，我們把他狗日的徹底消滅。”毛澤東說：“對！一喜一怕。喜的是日本投降了，經過八年抗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怕的是國民黨還有四、五百萬軍隊，是強大的呀，蔣介石要打內戰，我們要離開延安啊。”高崗說：“離開延安，換一個地方奪取全中國！”毛澤東說：“從蔣介石那裡是不會得到權力的。利用國際政治力量的壓力迫使蔣介石分出權力，也許不是空想。”高崗說：“要強者自動讓出權力，這還沒有過先例。”9月5日，延安城幾萬人冒著細雨集會慶祝抗戰勝利。高崗代表西北局在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鄭重宣布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毛澤東為抗戰勝利題詞：慶祝抗日勝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在八年浴血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對敵作戰125萬餘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餘人，其中日軍52.7萬餘人，繳獲各種槍械69.4萬餘支，炮1800多門，解放區人口達1億左右，人民軍隊由3萬多人發展到120多萬，民兵達到220萬人(據96年報刊資料：軍隊130萬，民兵250萬)。創造了19個解放區，麵積100多萬平方公裡，抗擊和包圍著侵華日軍69％和偽軍95％。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重大代價取得的。據資料記載，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損失財產和戰爭消耗達1000億美元以上。我黨領導的軍隊在戰爭中傷亡指戰員60餘萬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人民群眾更是犧牲巨大。陝甘寧邊區是抗日戰爭的總後方，也是出發點。在黨中央、西北局領導下，為各抗日根據地和戰場培訓、積蓄、輸送了大批黨政軍乾部和軍隊，支持了一定物資，又發揮了抗日民主根據地榜樣作用，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但是國民黨政府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浴血奮戰得來的權利。早在8月10日日本政府提出投降後，11日，蔣介石連發三道命令，一麵命其軍隊日夜兼程，搶奪勝利果實，一麵又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原地待命”，不許接受日偽投降。還命各地偽軍“負責維持治安”。7月初，國民黨政府派宋子文偕蔣經國同斯大林經過1個多月的會談，於8月14日簽訂了《中蘇條約》。其中，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的受降權利，把受降權全部交給國民黨政府，並答應斯大林提出的外蒙獨立和簽訂《同盟條約》而換取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承諾。這就是蔣介石承認外蒙古為條件，換得接收東北和由蔣統一領導中國的權利。蔣介石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尚方寶劍”，當即發出邀請毛澤東到重慶會談的電報。這個條約於8月下旬公布，之前中共全然不知，這和斯大林在雅爾塔向美英首腦許諾：“戰爭結束後，由蔣介石統一中國”不無兩樣。之後，斯大林給中共發來一封聳人聽聞的電報說：“你們不能與國民黨打仗，你們如果與國民黨作戰，你們這個民族就有滅亡的危險。”不信邪的毛澤東說：“這是什麼話，如果說我們國家有滅亡的危險還說得過去，民族怎麼能滅亡呢？所謂民族就是講人麼，幾億人口的大國怎麼能滅亡呢？”為了爭取和平，毛澤東代表中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但蔣介石利用和談之機，準備發動內戰。就在毛澤東初到重慶之時，8月29日，國民黨軍隊總司令何應欽印發了蔣介石在反人民內戰時期編輯的反動文件《剿匪手本》；10月13日，即在簽訂《雙十協定》後的第三天，蔣介石即密令其部隊遵照“手本”進行“剿匪”，“督勵所屬，努力進剿，速達成任務。”但是，國民黨軍隊遠離華東、華北和東北，一時難以調遣。8月30日，為搶占東北，蔣介石命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命蔣經國為東北外交特派員，以便與蘇聯交涉，並公布劃分東北為九省二市(即遼寧、遼北、安東、吉林、鬆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省和哈爾濱、大連市)建製，任命了省、市長，以接收“東北主權”的名義，開始調兵遣將，搶先爭奪東北。正如毛澤東指出，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摘桃子，搶奪勝利果實了。我黨中央對抗戰勝利後建國工作早有準備。毛澤東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作《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描繪了新中國的藍圖。“七大”以後，黨中央和西北局積極抽調乾部進行培訓，為抗戰勝利後接收新區工作做準備。1945年開春，高崗除集中精力抓了乾部組織培訓外，還對1942年整風審乾以來靠邊站、“掛起來”和錯整錯鬥的乾部，抓緊進行甄彆、結論，使之解脫出來工作。因為被“審查搶救”的人大多數是外地和國統區來的，由於條件限製不好調查，所以一些人的情況一時無法弄清和作出“肯定、否定”的結論。我挺進東北急需大批乾部，高崗等向毛澤東建議，讓一部分被“掛起來”的人“自已甄彆自己”，“自己結論自己”。毛澤東同意了，他說，東北新區需要大批乾部，讓他們到前線自己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會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們跑到國民黨去，怕什麼呀！這樣一來，被“審查搶救”的人基本都解放了，派往東北地區工作。其間，高崗部署了國民黨駐三邊的十一旅準備起義的任務。十一旅老底是蘇雨生部，早在1930年，高崗、張東皎等在該旅搞兵運，培訓乾部，建立中共地下組織。1932年拉出兩連隊伍起義，解救了紅軍遊擊隊危急。此後，一批黨員長期潛伏其部做統戰工作，使十一旅和邊區一直保持友好關係，高崗和曹又參以師生關係書信來往頻繁。四十年代初，國民黨因該旅反共不力，一直視為雜牌軍，受儘了歧視排擠之辱，吃儘了分化瓦解之苦，國民黨克扣軍餉，在邊區經濟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高崗指示邊區政府撥款支助。高崗一直關注十一旅走向人民方麵的前途，抗戰勝利之前，預料到內戰危險的存在，西北局先後派李啟明、黎光、葛申等到寧夏、綏蒙考察動態。他們在安邊了解十一旅的情況期間，向地下黨傳達了高崗的指示，要求地下黨組織一方麵堅持維護統一戰線，準備對日反攻，奪取抗戰最後勝利；另方麵準備抗戰勝利後粉碎國民黨頑固派打內戰的陰謀；要積極培訓乾部，擴大進步力量，發展外圍組織，對軍官和士兵進行民主革命思想政治教育；地下黨組織積蓄力量，加強領導，一旦時機成熟，就帶全旅起義，走向人民方麵，反對內戰。十一旅地下黨組織根據西北局、高崗的要求，取得一團團長曹又參的同意，舉辦了兩期軍事培訓班，在牛化東、李樹林等地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對一團班以上乾部進行培訓。他們以軍訓為名，進行了民主革命政治思想教育，為起義奠定思想基礎。同時在組織上做了準備工作。一團共13個連長中有11個是中共黨員，團副長(牛化東)和一個營長(李樹林)也是中共黨員。1945年10月初，高崗派胡立亭到安邊傳達了毛主席去重慶同蔣介石談判的情況，並告訴代旅長曹又參：“總的一句話，蔣介石一定要打內戰的。”希望十一旅走向人民一邊反對內戰。曹表示決心率部起義，走向延安。曹想爭取鄧寶珊帶領雜牌軍隊也舉起反對內戰的旗幟，震動更大些，他對胡立亭說：“一切問題到榆林後決定，你回延安向西北局請示一下，最好他們也去榆林一趟。”全國內戰爆發的前夜——1945年10月25日，十一旅脫離國民黨，毅然宣布起義。這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隊以旅規模第一次起義，在西北地區是繼“華池起義”第二次最成功的起義，在全國來說，也僅次於華北高樹勳起義規模。十一旅起義對胡宗南馬鴻逵集團震動很大，為國民黨雜牌部隊指明了前途。該旅成功起義，是我黨地下人員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有高崗的一份心血。曹又參代旅長到延安後，受到黨中央領導接見，毛澤東主席握著曹又參的手說：“你來了好，我們歡迎。你們是曆史的火車頭”。朱德、賀龍、彭德懷分彆舉行宴會、晚會，觀看《逼上梁山》評劇。在“火車頭”帶動下，解放戰爭中國民黨有100多個旅師起義。在中國革命曆史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於8月11日作出了《關於日本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13日，在延安召開高級乾部會議，軍隊高級將領參加，毛澤東主席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深刻分析了抗戰後中國政治形勢和前途，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方針和鬥爭策略。指出對蔣介石“看他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將來”。他說，蔣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毛澤東在演講中反複闡述了新時期的任務是國內鬥爭，核心問題是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鬥爭，這將是一場複雜而尖銳的鬥爭，是中國兩種形勢、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決定勝敗的鬥爭。他科學地估計了內戰的嚴重危險性，號召全黨提高警惕，準備內戰，做好保衛抗戰勝利的精神準備。“我們再三再四講明內戰危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們有些同誌就是相信政治影響，以為靠著影響可以解決問題，那是迷信。”有的同誌把“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經常拿在手裡；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經常丟在腦後。”他用保安縣旦八寨子為例說明反動派的本性，批評了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抱幻想的人。指出“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新中國是我們的！”這就意味著中共一定要奪取全國政權。黨中央的決定，毛澤東的講話，從思想上政治上武裝了全黨，為保衛抗戰勝利，奪取解放戰爭勝利作了必要的準備。高崗出席了這次重要會議，毛澤東高瞻遠矚的精辟分析和科學預見，深深印在他的腦海裡，提高了對抗戰勝利後國內形勢和內戰危險性的認識，堅定了以武裝自衛戰反對反革命內戰，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思想。在全國人民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反對獨裁，爭取民主；反對賣國，爭取獨立的鬥爭形勢下，出現和平局麵有點可能，因為如今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不象江西時那麼容易對付的，比那時強大的多。但是從蔣介石的過去看，內戰的危險是不可避免的。原來“攘外”時集中力量“安內”，說：“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是共產黨。”而現在共產黨越“安”力量越大。蔣介石決不會善罷乾休。我黨反對恢複戰前的舊中國，要建立一個繁榮、富強、獨立、民主的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已經確定的目標，也是新時期的根本任務，這是不可能扭轉的根本意誌，可這是蔣介石絕對不能允許的。23日，各戰區將領臨返前線時，劉伯承準備到保育院看望小孩子。天不亮前，他的小女兒——華北，被敵人殘殺。伯承偕夫人到保育院看到小女兒血淋淋的死在小床上。敵人以殺害革命後代給劉伯承等將領示威。劉伯承將軍說：“華北不隻是我的女兒，也是中國人民的女兒，孩子死是有貢獻的，她要我們永遠不能麻痹，不能忘記階級鬥爭。”“敵人用暗殺革命後代的陰謀來擾亂軍心、民心是妄想，敵人不投降，就把它徹底消滅。”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是明擺著，反革命的內戰是必然的，須以革命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中共代表團去重慶前兩天，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黨內通知，指出：“有來犯者，隻要好打，我黨必定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絕對不要被反動派其氣勢洶洶所嚇倒。”毛澤東反複告戒全黨“立足於打”，不放棄“爭取和平”，不能對和平談判存在不切合實際的幻想。25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和高崗等，歡送各解放區領導和高級將領分赴各戰場。毛澤東又說：“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談得越好。”同日，黨中央根據會議討論的問題，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指出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毛主席去重慶前，黨中央決定派林楓、張秀山等帶領1500名乾部，先行進入東北工作，拿不下來，可做地下工作。乾部團由部隊護送，從延安出發，經綏德、晉西北，向東北挺進。乾部隊伍出發前，中央和西北局領導劉少奇、高崗等和張秀山、黃永勝等進行談話，交待任務，並組織歡送。9月14日，蘇聯紅軍代表和時任沈陽衛戍司令曾克林從東北飛抵延安。當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曾克林關於東北情況的彙報。當晚，根據彙報情況，政治局研究了全國軍事部署的戰略問題，確定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高崗出席了這次調整戰略方針的會議，並對全國軍事部署發表了極為重要的意見，積極支持劉少奇工作。他認為東北背靠蘇聯、蒙古、朝鮮，現在空白，調軍隊、乾部儘快去，前麵拖住幾個口子，東北就是我們的。“獨占東北，我們就有可靠的後方基地。”政治局開了一夜會，經請示在重慶的毛澤東，15日淩晨決定成立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立即赴東北工作，彭真、陳雲、伍修權、葉季壯等於18日到沈陽。黨中央加強東北的爭奪工作，是日本投降後的第一件大事，能不能把東北拿到手關係到全國解放戰爭能不能早勝利的關鍵一環。所以，政治局繼續開會研究決定西北等各中央局，立即調配一百個團的軍事乾部和大批地方乾部、軍隊，各自尋找能最迅速到達的路線進入東北。高崗對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調整戰略方針很滿意，在研究去東北局的人選時，高崗主動提出到東北去。劉少奇沒同意，他認為高崗在西北威望高，對邊區情況熟，黨中央在延安，繼續讓高崗在西北工作有好處。但是後來有人說，派高崗去東北本來是最好人選，他有根據地、軍事經驗，比彭真更合適，可以避免初進東北期間的一些錯誤。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決定任命高崗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司令員、政治委員，統領西北黨政軍工作。期間，劉、高相處最融洽，配合默契，共謀大計，為解放戰爭開始做出了貢獻。9月19日，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發出《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征得毛主席的同意，遂派林彪、羅榮桓等高級乾部赴東北工作。去東北的政治局委員4名，中央委員20名；從陝甘寧邊區抽2萬乾部，從山東、華中和西北調10萬軍隊進入東北，搶在國民黨進入東北、蘇軍撤退之前，打算我獨占東北。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炮兵學校和通訊學校全盤搬往東北。外電報道說：“共產黨、八路軍真如神兵天降。”高崗等日以繼夜抽組和動員乾部去東北工作就緒後，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聽了劉少奇等彙報後，決定派高崗、張聞天等去東北工作，加強東北乾部力量。毛主席在楊家嶺召見高、張談話，他們分析了東北的戰略地位和日本投降後的形勢，一致認為我黨先期占領東北的重要性，要在東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準備長期鬥爭。毛主席說：“北滿、西滿地域廣闊，背靠蘇聯、蒙古，是我們首先要建立根據地的地方。”“你們一個是建設根據地的專家，一個是黨內的理論家，都有長期革命工作的經驗，中央派你們去東北，加強東北局乾部力量。前方有林彪、羅榮桓，後方有你們，我就放心了。”東北情況我們了解不多，你們做調查研究，及時向中央彙報，不管任何困難，“一定要把北滿根據地搞好，要像釘子一樣死死站住北滿，有了這片根據地，我們就有與國民黨抗衡的資本了。”他接著說：“老高啊，讓你離開西北行不行啊？我們要占領東北，奪取全國的革命勝利，光獨霸西北不夠的。你回去安排一下，讓習仲勳暫時負責西北局工作，這裡有彭德懷、賀龍同誌，你們不用擔心我們的安全。”高崗如願以償，和張聞天、李富春、王鶴壽等乘坐美國軍事觀察組的飛機出關奪天下，準備獨占東北。劉少奇、朱德、林伯渠、習仲勳等中央和邊區領導到延安東郊機場熱情歡送並寄予厚望。高崗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於10月下旬離開他革命20年的西北，飛往東北。他從1925年鬨學潮到1945年抗戰勝利，沒有離開陝甘寧邊區一步，這裡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跡，灑下了他的血汗，他帶著一股對邊區深厚的感情驅車到東關機場，登機起飛後，回首寶塔山，延河水和綿土溝、小砭溝(他的故居)，留下了衝動的眷戀之情，在衝天而起的飛機上久久不能平靜，縈繞著在西北20年來走過的一條坎坷不平、遍地荊棘的道路，曾被敵人追捕、抄家、監禁、判死刑、反革命分子暗算和左傾路線者批鬥、關押和準備活埋，先後遭七次劫數，曆曆在目；思考著飛往東北新的戰場，創造東北根據地，奪取東北勝利。北方的10月，是萬物成熟的季節，從飛機上俯瞰到農民忙於收獲辛苦一年的果實，不由得回味著毛澤東“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教導和日前講話。他們先飛抵邯鄲，在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休息幾天後，改乘火車和汽車，經承德、朝陽到錦州，會合冀東來的李大章、張策等一起乘火車於11月21到達沈陽。他們沿途向已進入東北的乾部、部隊了解情況，傳達了中央的指示、決定精神，部署爭奪東北的策略和任務。由於形勢緊張，東北情況不熟，加上蘇軍乾涉，高崗等高級乾部為防萬一，不敢在沈陽下火車，而在沈陽附近的馬三家子就下火車，然後坐汽車到沈陽市。當時，沈陽一片兵荒馬亂的局麵，東北局先住在沈陽博物館的一個大建築物中，因蘇軍乾涉而搬到鐵西區。根據雅爾塔協定，蘇軍將東北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由國民黨政府接管。蘇聯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政策以及“走鋼絲”的姿態持續很長時間。他們不相信中共領導人民能夠打敗蔣介石，奪取政權，更不相信中共能領導東北人民迅速控製東北，扭轉局麵。他們對中共及其領導的不了解也是事實。他們認為中共是“農民土地改良者”，不認為是“馬列主義者”。中共的軍隊隻是些分散的缺少訓練的“遊擊隊”，成不了大事業。斯大林在早以前就要中國共產黨像法國、意大利、希臘共產黨一樣交出槍杆子，中共當然不能同意的。所以，他極力拉攏蔣介石，給中國的物資、武器都運給國民黨軍隊，皖南事變後將數百門大炮運蘭州支援蔣介石。1937年王明回國前，斯大林會見王稼祥和王明時，詢問陝北有多少紅軍？王稼祥回答：約3萬人。王明趕忙插話說30萬。因為在俄文裡沒有“萬”字的數目，隻能說30千、300千。這就給斯大林種下陝北紅軍多的概念。在蘇德戰爭緊張時，斯大林兩次電報要求中共出兵長城外、蒙古邊境，形成對希特勒威脅，被毛澤東婉言謝絕。所以斯大林認為毛澤東是“紅皮蘿卜”，一直不大信任，認為毛澤東不聽他的話，不聽他指揮，說毛是：“特殊的共產黨人”，他在農村活動，避免城市，對城市沒有興趣。“蘇聯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況，他們也不征求任何意見。”1948年初，派米高揚到西柏坡來摸底後，斯大林看法有所改變。他在與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領導談話時說：我曾懷疑中國人是否能夠勝利，我建議他們同蔣介石達成臨時協議(即劃江而治)，他們形式上同意我們的建議，而實際上繼續動員人民的力量戰鬥。“他們是正確的，而我們是不正確的”。但是，直至1950年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斯大林還懷疑毛澤東是半個鐵托式人物，開始隻稱“毛澤東先生”。抗戰勝利後，他同意國民黨軍隊空運至東北接管各大城市、鐵路，又不讓共產黨的機關、部隊駐紮大城市，也不讓打出共產黨的機關、八路軍的旗號，我們不使斯大林為難，48年前稱“自治軍”、“民主聯軍”，機關和軍隊遷出大城市，到農村、小城市。高崗等一到沈陽就遇蘇軍通知東北局、八路軍限期撤出沈陽。東北局再三交涉無效，竟揚言不撤就用坦克趕出沈陽。我軍某師趕往前線乘車途經沈陽，被蘇軍趕下火車，限期離開，否則就繳槍。部隊派人找東北局領導，高崗說，照蘇軍講的辦，回去給你們領導講，就說是我的命令。實際東北局也沒辦法，他們都是被趕之列，高崗他們到哈爾濱也照樣被扣起來。高崗到達沈陽前，對“獨占東北”信心很大。經沿途冀東、熱河等地了解情況且國民黨軍已占山海關，並向北推進和地方反動勢力蠢蠢欲動，危機四伏的現實，他依形勢突變一改初衷，認定我獨占東北不可能了。在11月21日沈陽召開的東北局會議上研究東北戰略方針時，他與東北局主要領導發生分歧意見。他說，蘇聯要履行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條約和協議，將沈陽等大城市移交國民黨，國民黨軍已進占山海關。目前敵強我弱，又無地方黨組織支持，沒有群眾基礎，沒有根據地，部隊裝備差，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避開大城市，應該到鐵路兩側和農村及中小城市，發動群眾，擴大軍隊，創造根據地，做長期鬥爭的準備，而不是下大力氣與國民黨爭奪大城市。東北局主要領導彭真認為不能放棄大城市的優勢，丟棄大城市就丟棄了優勢，主張力爭堅持大城市，蘇聯紅軍按理支持我們，也應該支持我們。不會把我們控製的大城市交給國民黨。大城市很重要，絕不能放棄，有大城市就占優勢。這種主張是彭真在七大發言時就強調以城市為中心，他說：“不掌握城市就不能有勝利。”先占大城市還是先占農村的兩種意見發生分歧，林彪、張聞天讚成高崗的意見，雙方爭得麵紅耳赤。彭真堅持己見，直到“守四平，保長春”失敗後，彭真的主張失敗了，並造成極大損失，國民黨的飛機、大炮教育了彭真。沈陽會議後，林彪對高崗說：這樣下去不行，我要向中央建議，由你來主持東北局的工作。高崗說：我堅決不同意，“你千萬不要說”。高崗到哈爾濱對東北戰略方針很擔憂，他對老戰友張秀山等同誌說，在沈陽召開的東北局會議討論戰略方針時，對先占城市還是先占農村的方向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城市不是不想要，現時爭不到，爭到也守不住，我弱敵強，非到農村創造根據地不可，力量壯大再奪城市。客觀地講，蘇軍也給我軍以支持、幫助，以牽製國民黨，也同國民黨打交道，不敢惹美國，不讓美國抓住斯大林曾承諾的把柄，於是為“不使蘇軍在外交上為難”，東北局撤出沈陽，北滿分局和軍區也從哈爾濱遷到賓縣。因此在蘇軍撤退前，國民黨的行政官員和保安部隊控製了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並收編偽武裝約20多萬人，擴充其保安隊等。此時，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發表中國問題的公報，指出蘇軍儘早撤離中國。但是，國民黨要求蘇軍推遲撤離時間，替它維持現狀，以便乘機調進大批軍隊，獨霸東北。蘇軍也想拖延以便搬運戰利品。這樣正好使蘇軍和中共領導及其領導的軍隊有較多的接觸機會，使蘇軍領導對中共和軍隊有所了解，看到八路軍穿的爛，吃的差，武器劣，打仗很勇敢。在不違背雅爾塔協議的條件下，給中共的軍隊一定的方便和支持。把“三八式”槍丟下讓我軍拿，甚至將日軍武器庫暗示我軍搬運。據有關資料稱：我黨我軍進東北收繳日偽槍支50多萬，為中共東北擴軍提供了條件。1946年1月10日，國共“停戰協定”成立，雙方頒發停戰命令，但蔣介石同時密令調派部隊“迅速搶占戰略要點”。他利用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來進行“和平”欺騙，積極調兵遣將，準備內戰。提出滿洲戰略建議。高崗根據多年流血犧牲的實踐證明，要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從當時東北形勢的變化和敵我力量對比情況看，已經洞察出“獨占東北”無可能，準備“長期鬥爭”。要奪取東北地區，首先要形成守住背靠蘇聯、朝鮮的北滿地區，並以此為出發點，角逐東北的中心，然後奪取全東北的戰略構想。中央紅軍到延安時，毛澤東曾找高崗、肖勁光談話。他說，現在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了建設根據地的重要，還要靠我們去做工作。南方丟了根據地，長征二萬五，真嘗到流離失所的滋味。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用血的代價換來的曆史經驗。毛澤東指出，要提高部隊的素質，需要搞軍事訓練，特彆是提高乾部的素質，對乾部進行教育。要動員青年參軍，擴大部隊。毛澤東的教導銘刻在高崗的腦海裡，不僅在邊區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抓乾部素質的提高，到北滿創建根據地過程中，仍繼續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教導，“學漢高祖劉邦，建立根據地”。1945年10月31日，中央決定東北人民自治軍領導人事安排，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並建立總部。調剛任冀察熱遼軍區司令員的林彪改任自治軍司令員，彭真、羅榮桓為第一第二政委。東北局和自治軍總部根據黨中央11月2日的指示，於11月16日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滿分局和吉黑軍區(後改稱北滿軍區)。在討論人選時，陳雲推讓高崗當分局書記，他說：你是西北局書記，當書記順當。高崗說這不行，你當書記，我當司令，打仗、搞根據地，我比你有經驗，我在外邊打仗，你在家坐陣，有問題一起商量，保證聽你的。他們倆都是東北局委員，創建北滿根據地的重任落在他們肩上。由於偽滿時期，東北黨組織損失殆儘，此時開展工作十分困難。高崗等到哈爾濱，住在南崗花園街的一座破房裡，連門窗也沒有，亂七八糟。從延安去的乾部著裝，在哈爾濱這樣的大城市看起來很不象樣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向蘇軍告他們是一夥“土匪”，蘇軍便把一部分人抓起來，押進監牢，後經交涉才放出來。當時進軍東北倉促，又沒翻譯，與蘇軍語言不通，無法接談，有時隻能用《國際歌》和馬列書籍表示我們是共產黨的軍隊。蘇軍看不起我們，國民黨也沒放在眼裡，群眾看到八路軍說，看你們那一身行囊，就憑你們那幾條破槍還想奪天下。由此可以看出開展北滿工作形勢嚴竣，條件很差，創業艱難。蘇軍為履行《中蘇條約》和雅爾塔協議，將東北長春、沈陽、哈爾濱等大城市移交國民黨政府。11月17日通知我軍公開的機關和武裝部隊限至23日前撤離哈爾濱市。我公開機關於本月22日從哈爾濱遷到距哈爾濱市90公裡的賓縣安營辦公。軍區機關在轉移途中遭到土匪的襲擊。先遣部隊回報，賓縣縣城也被土匪包圍，軍區命汽車營迅速前往，在我先前到賓縣城駐守倉庫的兩個連的配合下打退敵人。軍區機關進城不久，又發生了敵人在城內搞裡應外合的反革命暴亂，被我軍消滅了叛匪。北滿分局、軍區和鬆江省的領導機關遷到賓縣，也便於發動群眾，創建農村包圍城市的根據地。陳雲、高崗、張聞天於24日在哈爾濱市會合後開了三天會，進一步全麵分析了滿洲的形勢，國軍海陸空齊頭並進，土匪猖獗，危機四伏，又沒有根據地，沒有黨組織，沒群眾支持，連抬擔架的人也找不到，有“西路軍”過黃河之危險。他們總結了幾個月來東北經驗教訓，提出全滿洲戰略決策的建議。11月30日，陳雲、高崗、張聞天三人(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向中央和東北局發出關於《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的電報，對前幾個月東北工作堅守大城市、獨占東北的基本方針提出了戰略調整的意見。電報說：“當前滿洲工作的基本方針，應該不是把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於這三大城市(沈、長、哈)，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裝力量，在錦州、沈陽前線給國民黨部隊以可能的打擊，爭取時間。同時，將其他武裝力量及乾部，有計劃主動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滿、東滿、西滿，包括廣大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戰略地區，以掃蕩反動土匪，肅清漢奸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改造政權，建立三大城市外圍及長春鐵路乾線兩旁的廣大的鞏固根據地。”並提出在以牡丹江、佳木斯、北安、龍江、洮南等為中心建立若乾根據地，“造成我們前進和後退的陣地”。電報分兩天發出，中央當天收到前半部分即回電表示：“完全讚同”。當中央收到電報全文後，完全同意陳、高、張的“幾點意見”。接著，高崗等要求東北局增派部隊到北滿，肅清反動勢力，創造後方根據地。北滿會議確定戰略方針。北滿分局和軍區根據中央同意的電報意見，於12月1日，召開中央北滿分局擴大會議。陳雲、高崗在會上就目前形勢與創造根據地的問題作了重要報告。他們在報告中指出：東北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民黨要進入東北。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創造中小城市與鐵路支線內的廣大農村根據地。高崗在創造根據地是有經驗的，他針對國民黨運兵東北態勢，在報告中特彆強調指出，國民黨要爭奪東北已經肯定，我們獨占東北無可能了。我們要在東北站住腳，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在中小城市和鐵路兩側的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他說，北滿匪患極為嚴重，群眾深惡痛絕，土匪不消滅，群眾難以發動，根據地無法創造，我們無法站穩腳跟。“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我們就象闖進沙漠裡的兔子，遲早要渴死餓死……”各級黨組織和部隊領導要把工作重點放在創造能進能退的根據地，準備同國民黨“長期的鬥爭”。他針對當時東北局的指導思想說，如果注意力集中於大城市，國民黨軍隊進來，我們進退維穀，後果不堪設想……會議經過充分討論，與會同誌一致認為國民黨軍隊進來，我們是絕對占不住大城市的，進一步明確了形勢和任務。會議一致通過了陳、高的報告。會議號召全黨同誌要準備進行長期的艱苦的鬥爭，到中小城市和鄉村去，到群眾中去，建立有廣大群眾可以依靠的鄉村陣地。會議後，北滿地區抓緊組建各省、地領導班子，鬆江、合江、嫩江、北安(即黑龍江)、牡丹江等地的省委和軍區指揮機構相繼建立，並層層傳達貫徹分局擴大會議精神，開展整訓隊伍，派大批乾部下去，發動群眾，反奸清算，剿匪除霸，使北滿地區形勢斐然巨變，成了解放全東北的鞏固後方基地。北滿會議確定的“發動群眾、剿匪反霸、整軍擴兵”的方針落到實處。高崗在指揮剿匪戰鬥中，特彆強調部隊注意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教育群眾、體貼群眾的工作，幫助群眾發展生產，滿足群眾對經濟的要求，從而得到群眾的大力支持。他把發動群眾工作當作“政治任務來做”，把群眾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他的話來說：在陝甘開創時期，跟劉誌丹學到不少發動和聯係群眾的工作藝術。依靠群眾就勝利，眼睛明，耳朵靈；脫離群眾就失敗，成了聾子、瞎子，部隊難以擴大。延安時期從1936年始經常參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決策會議，已介入高層領導宮闈，加之多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耳濡目染領導藝術，政治理論有很大提高，他對乾部說：“中國革命不依靠農民群眾，不能成功。”“東北黨員少，乾部少，軍隊也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待覺悟的農民，這是我們勝利的根本。”“毛澤東同誌一貫教導我們，任何革命，農民都是重要的。”“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動員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中國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軍，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北滿會議在東北的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會議，它不僅決定我黨我軍在北滿工作的基本方針和戰略措施，同時，對調整東北的基本方針、戰略部署和創造解放全東北的後方根據地做出了卓越貢獻。調整東北戰略部署。毛澤東主席在抗戰勝利前夕就提醒：“當全國規模的內戰還沒有爆發的時候，人民中間和我們黨內的許多同誌中間，對於這個問題還不是都認識得清楚的。”對“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形勢認識不足。我黨初進東北時，正是存在著毛澤東在延安乾部會議上指出的情形。蘇聯把東北交給國民黨後，蔣介石更加氣焰囂張，又有《中蘇條約》的“尚方寶劍”，發動內戰，奪取東北的方針、部署已定，劃分省市建製，委任行政官員，建立國民黨部組織，對偽武裝和土匪頭子封官加委，還把遠在雲南、四川等地的軍隊調往東北。在1945年11月初，由美國的30多艘軍艦護送下，國民黨十三軍和五十二軍在秦皇島登陸集結完畢後，開始向山海關中共剛到達的山東第七師進攻，並占領山海關，繼之奪取錦州。同時派遣大批特務潛入東北，與日偽軍警相勾結，收編偽軍和土匪，組成所謂“先遣軍”等，以壯聲勢，與中共爭奪地盤。美蔣的戰略目標，先搶占北平、天津，控製華北，以華北為基地，再進軍東北，妄圖消滅東北民主聯軍，獨占東北。11月5日，蘇軍允許蔣介石在蘇軍撤離前五天空運部隊接收各大城市。這就使國民黨軍隊迅速大規模進入東北更為方便，從海、陸、空運往東北大量軍隊，武器裝備也比我優良得多。我軍兵力不足，又隻靠兩條腿，連小米加步槍也保障不了。東北局主要領導仍然抱獨占東北的企圖，把注意力集中於奪取大城市。12月5日，東北局給中央軍委並高崗等人的電報提出：“我們應積極準備奪取沈陽”，“先占沈陽，再奪長春”。高崗、陳雲當日即回電不同意“彭羅”(即彭真、羅榮桓)的意見，認為中央東北局的部署與中央的指示不相符，指出：“大殲滅及阻斷北寧路線，同時以三、四萬主力進攻沈陽，一萬主力威脅長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並請考慮後果及影響如何。”高、陳意見：“亦分彆請示中央。”7日，劉少奇根據高、陳的意見，回電指出：“不應以爭奪沈陽、長春為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而應以控製長春鐵路兩側地區，建立根據地。要求迅速分散發展擴大部隊，利用冬季整訓15萬野戰軍，建立20萬地方武裝，以準備翌年春天的大決戰為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望你們迅速加以確定，否則動搖不定，妨害工作，喪失時機。”東北局於10日複電中央表示：“決遵照執行”，並放手收編偽武裝，彭真對張秀山說：“偽滿兵都經過良好訓練，我們有槍發給他們，即為我所用，‘拒敵於國門之外，獨占東北’。”馬上發展大批軍隊，準備“決戰”也不符合東北的情況。北滿分局、軍區收到劉少奇的指示電，及時電報中央和東北局，根據北滿敵我鬥爭主要問題，提出補充意見。同時，彙報了北滿地區許多戰略要點為國民黨勢力占領或控製，群眾尚未發動起來，並存在著以國民黨為“正統”的觀念；我軍現有兩萬多新部隊，多係招集收編合股而來，階級覺悟低，成份複雜，流氓、土匪、憲兵偽軍極多，不但不能消滅敵人，還勾引土匪，助長敵人士氣，沒有戰鬥力，不但不能發動群眾，反而群眾對我不滿，存在不穩定等情況。電報指出：這些情況決定我們要“準備和國民黨進行長期鬥爭”，現在“各縣不忙於擴大部隊數量，應立即討論如何掌握現有的部隊……配備乾部，加強領導，清洗壞人，補充兵員，解決服裝，團結內部。”“軍事首長率領此部隊，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堅決地掃清各戰略要點、中小城市的主要敵人，這是開展一切工作的主要關鍵，訓練部隊的主要方法。”東北局在部署上仍把注意力集中於三大城市，“屁股坐在大城市”徘徊。12月21日，中共中央根據高崗、陳雲、黃克誠等的意見，發出關於東北建立長期永久根據地的指示，指出：“請你們注意東北長期永久根據地之建設，”必須派“必要的老部隊和乾部去開辟工作，建立後方，建立工業，組織與訓練軍隊，猶如漢高祖之漢中。隻有這一計劃的成功，我在東北的鬥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並能遲早爭取勝利。”中央東北局和北滿分局向中共中央反映的情況有些不一樣，遠在延安的中央對東北情況又不了解。12月24日，針對東北的情況，中央傾向北滿的意見，以劉少奇名義向東北局發出指示，明確地指出“東北情況我不會比你們更清楚，但我對你們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你們主力是部署在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周圍及南滿，似乎仍有奪取三大城市的態勢，東滿、北滿、西滿的許多戰略要地並無堅強部隊和有工作能力的黨的領導機關去建立可靠的根據地。你們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鄉村，如果頑軍一旦控製大城市，你們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時，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於被動。你們今天必須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然後依情況的允許去逐漸爭取在東北的優勢，這應作為下一階段的任務。”指示指出了東北工作的要害。其間，蘇聯獲知東北局和北滿分局的分歧的消息後，派一軍官到賓縣轉達了蘇聯的意見，要高、陳轉告中共中央，說東北有兩派，一派執行毛澤東、斯大林的路線，一派反對這個路線，把根據地建立在樹梢上，就像一個人騎在樹枝上砍樹乾，自伐其木，非常愚蠢。12月28日，毛澤東同誌經過潛心研究分析東北形勢後，在養病期間親自代表中央起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