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雜誌1935年4月22日報道：蔣介石以屠殺對付共產黨在中國西南腹地貴州省，群山連綿起伏，這裡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礦，這裡的人民說一種叫“苗語”的少數民族語言。上個星期，凶猛的蔣介石委員長在苗寨繼續對共產黨窮追猛趕，讓他們無處藏身，接著成百上千地進行屠殺——儘管他是位溫和儒雅的基督教衛理公會教徒。委員長的美國轟炸機所過之處，片甲不留，令貴州的當地人又新奇，又驚恐。隨著屠殺速度加快，每天死亡人數都在上升，從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後4天的屠殺中，一共死了7000中國人。委員長領導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殲滅人數遠遠少於一個省死於饑荒的人數。這是對付共產黨的惟一方法。”十年以來，從遊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紅色遊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敵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它捕獲。敵人總是跟著紅軍，而且總是把它圍起來。這種形式，過去十年是沒有變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戰爭代替國內戰爭，那末，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為止，這種形式也是不會變化的。敵人的“圍剿”和紅軍的反“圍剿”，互相采用進攻和防禦這兩種戰鬥的形式，這是和古今中外的戰爭沒有兩樣的。中央紅軍長征時的裝備表各種槍彈173萬餘發手榴彈76000多個迫擊炮彈2473發步槍29153支輕重機槍651挺迫擊炮38門刺刀17552把梭鏢6101支馬338匹馬刀882把七五過山炮：這是伴隨紅軍長征的一門山炮，是紅2、6軍團（1936年7月組建成紅二方麵軍）轉戰在湘鄂川 黔邊鏡，於湖南陳家河、桃子溪戰鬥中繳獲國民黨軍第58師的。現陳列在中國軍事博物館土地革命戰爭館內。 1927年（民國16年）由上海兵工廠製造，口徑75毫米，重386千克，炮閂為橫楔式，炮架為雙輪單腳式，出廠編號587。在長征期間紅軍戰士們對這門山炮非常珍愛，吃苦流汗，馬馱人扛，必要時拆卸，過了困難地，再安裝 起來，終於把這門山炮帶到陝北，使之成為整個紅軍隊伍長征帶到陝北的惟一的一門山炮。紅軍的另一門山炮在四川境內赤水河戰役中，曾用來對付劉湘麾下的川軍教導旅，僅剩的3發炮彈打完後，被朱德下令扔進赤水河，因為再沒有什麼用處了。產自德國的伯克門式9MM衝鋒槍：在長征途中17勇士強渡大渡河時就曾使用過這種槍，是紅軍專門用來裝備突 擊隊的攻堅武器，當時俗稱“花機關槍”，是紅軍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繳獲的少量國民黨軍裝備之一。 該槍是在德國MP-18I衝鋒槍的基礎改進而來的，但外型與MP-18I差彆不大。毛瑟衝鋒手槍：在紅軍裝備使用的五花八門的手槍中，數量最多的是毛瑟衝鋒手槍，它還有個中國名字叫“盒子炮”。因為它們是國民黨政府兵工廠統一製造的，而國民黨軍隊正成為共產黨軍隊武器的主要來源。據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向中國傾銷的各種毛瑟衝鋒手槍達40萬支之多。當時在中國，不同地區，對外國武器 各有選取，唯獨對有木盒托的毛瑟衝鋒手槍可以說是“人人愛”，中國人對毛瑟衝鋒手槍的態度可以用美國人對柯爾特左輪所表達的愛慕之情作比擬。誰要背掛一支木盒托的毛瑟，必定非常惹人注目，甚至招來忌妒。毛瑟衝鋒手槍在舊中國仿製成風。帶10rds（發）固定彈匣的M1896毛瑟衝鋒手槍於1921年首先由漢陽兵工廠仿造，在1949年之前的中國至少有5個規模大小不一的兵工廠仿造毛瑟衝鋒手槍。中國紅色根據地內也生產了不少毛瑟衝鋒手槍。張國燾鬨分裂，朱德、劉伯承被困在四方麵軍張國燾手中，生命安全幾遭不測。朱德身上，一直有兩支毛瑟手槍和一支小手槍與之形影不離，劉伯承則隨身帶了包括兩支毛瑟手槍在內的五支手槍。張國燾最後沒有下手。勃朗寧手槍：西北紅軍的領導人劉誌丹率領紅軍東征時，配用的是M1900式7.65mm勃朗寧手槍，劉誌丹在勃朗寧手槍的握把兩側分彆刻上了“抗日”、“救國”的字樣，表達紅軍抗日的決心。捷克式步槍：是紅軍部隊中使用的比較先進的步槍，槍彈的口徑是7.9毫米。三八式步槍：其中紅九軍團三八式步槍裝備最強，紅九軍團在紅軍長征中掉隊本來是一次失誤，但卻在客觀上造成了紅軍夾江而陣的戰略態勢，之後他們於貴州、雲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區打了許多惡仗，從國民黨部隊那裡繳獲到大量三八式步槍。三八式步槍是一種手動槍機步槍。在中國俗稱三八大蓋，是因其槍機上有一個拱形防塵蓋而得名。槍身較長，結構簡單，射擊時後座力小、易於控製，具有高可靠性和高準確度。三八式步槍曾大量裝備中國軍隊，尤其是抗日戰爭結束，侵華日軍投降後，繳獲的三八式步槍在中國國共內戰期間廣泛使用。朝鮮戰爭初期三八式步槍是中國誌願軍重要步兵武器之一。長征最險惡也是最慘烈的湘江戰役，發生在1934年初冬的湘江枯水期，剛剛突破了三道封鎖線的先頭紅軍得以順利涉水過江，但後續部隊卻因道路狹窄，輜重過多，未能及時搶渡，遭到湘軍和桂軍的圍攻。紅軍一再喪失良機，大部隊仍按常規行軍，每天平均隻走30多裡，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達湘江邊。這種行軍速度，給了敵人以重新調整部署的時機，使紅軍有利的態勢喪失殆儘。11月29日，湘軍和桂軍蜂擁而來，敵人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紅軍大部隊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下毫無還手之力，碧綠的湘江水，轉瞬之間變成一江血水。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兩岸的紅軍戰士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雙方苦戰了5個晝夜。在紅軍的阻擊陣地上，炮彈和重磅炸彈的爆炸聲不絕於耳，許多來不及構築工事的戰士們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裝備單一的紅軍要用血肉之軀抵擋敵人飛機和重炮的狂轟濫炸，戰鬥的殘酷可想而知。但“保衛中央縱隊安全渡江”的口號仍響徹在陣地上空。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耿彪回憶：“軍團指揮部完全混在了陣地之中，指揮官們帶著電台，直接把命令下達到靠近的部隊。譯電員們往往一封來電還沒有翻譯出來，他們就下達了第二道命令。這些電報無不冠以‘十萬火急’等詞，無一不要求戰士‘全力阻擊’、‘保證時間’……”12月1日，戰鬥達到了白熱化程度，國民黨部隊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這是生死存亡的一戰，是意誌的較量。紅軍將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彈打垮了敵軍整連、整營的一次次進攻，湘江兩岸灑下了無數紅軍將士的鮮血，渡口始終掌握在紅軍手中。至當日17時，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於拚死渡過了湘江。但經過紅軍史上這最慘痛的一仗後，部隊由8.6萬多人降為3萬人。那是一幅橫屍遍野的慘烈景象。蕭鋒所在紅一軍團一師三團損失過半，他在日記裡寫到：“炊事員挑著飯擔子看到香噴噴的米飯沒人吃，邊走邊哭。”從1935年1月開始，紅軍中最重要的幾名領導的身份在悄悄地轉換。遵義會議形成了幾乎每位將領都參與決策的風氣，3月31日，林彪和聶榮臻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的問題上同毛澤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意見，這使毛澤東感到應當縮減軍事決策的程序，經過開會討論，毛澤東和周恩來、王稼祥被任命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的成員，從排名上看，周恩來在毛澤東的前麵。1935年3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與現在大家熟悉的形象有較大的區彆，周恩來被一些人稱作“大胡子”，而毛澤東看上去卻比較文弱。而幾乎同期蔣介石也親自來到貴陽指揮戰事。昆明匪再渡赤水河，竄古藺，企圖渡河。因川軍集次於敘永，我第三縱隊主力由畢節兼程出赤水河經磨泥赴營盤山堵截，匪不敢迎戰，複由二郎灘太平渡渡赤水河回竄黔北。現我軍正在桐梓鬆坎雞鳴關之線及雞鳴關遵義間，遵義鴨溪間遵義刀把水間茅台仁懷譚廠長乾山風香壩白臘坎鴨溪之線，均建築碉樓。王縱隊魏蔣兩部 在茅台小河口布防。侯漢佑部仍在赤水土城之線，沿河築碉。匪在遵桐以西赤水河以北一帶地區，被四麵包圍中，決難漏網，現蔣委員長在貴陽駐節，部署一切，指揮統一，軍心振奮，必可於短期內聚殲之。（廿六日中央社電）從著名的“四渡赤水”戰役開始，紅軍開始改變一味的退卻戰術，主動出擊，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曆史上通常被認為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但是在美國的曆史學者楊炳章的研究中卻認為：“四渡赤水”的第一次是遵義會議上中央集體決定，因為土城戰役失利後放棄渡長江北上，是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澤東主張，但不是毛澤東直接指揮，回師黔北，獲得遵義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這次由毛澤東直接指揮，西進主動求戰殲敵，但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第四次被迫再次東返，隨後南下，以後一個月中央紅軍辛苦轉戰於雲貴高原，並沒有達到消滅敵軍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據地兩項戰略目的或其中之一，從而引起黨和軍隊上下的普遍不滿，不得不渡江入川會合紅四方麵軍。此係楊氏一家說法，無損“四渡赤水”在紅軍軍事史及展現毛澤東軍事指揮才華的重要作用。遵義戰役中的婁山關爭奪戰也是異常的激烈。婁山關是貴州北部大婁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當時四川通往遵義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貴州軍閥王家烈在此部署了四個團的兵力。當日拂曉天降大雪，黔軍最精銳的第四團對睡夢中的紅軍反撲過來。紅三軍團13團團長彭雪楓形容對手“火力之強，撲打之狠，使你不相信那是王家烈的部隊。”不奪回婁山關，遵義難保。關鍵時刻，紅軍的援軍第三營趕到。“（他們）居高臨下投入衝鋒了。大霧彌漫，槍刀並舉，便是所謂精銳的第四團吧，怎麼能攔得住呢？沒有流血的，隻有向後跑。第一營架了機關槍， 對著背後一陣掃射，似乎並不麻煩，一起倒地了，鮮血流入馬路兩旁的溝裡頭。”親臨作戰的彭雪楓的描繪勝過了任何文學作品。敵人連續組織了6次衝鋒，都沒有得逞。此時陣地上“死屍堆高了，小河溝變成了紅流”。雙方相持不下，紅軍的另外三個團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又趕來增援。此時紅軍的數量足夠威猛，接下來正如彭雪楓形容的恰如“黃河之水天上來”，紅軍如萬馬奔騰從山上衝下去，而黔軍像池中的鴨子，亂杆打下去之後，隻有拖泥帶水，邊飛邊跑，走投無路的，索性繳槍投降，馬路兩旁恭恭敬敬地站滿了投降的敵人。那個勝利的夜晚，在彭雪楓筆下是異常的熱鬨，“沒有秩序的隊伍，擺在馬路上，活像發了大水似的，前呼後擁，向遵義前進，勝利的歡喜，掛在每個人的臉上，馬路兩旁的山穀裡，回應著歌聲、吼聲、笑聲，前前後後，絞在一起 ，成了一窩蜂。人們簡直瘋了。”紅軍的高興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這次戰鬥的勝利意味著他們已經占領了長征途中的最大城市遵義。後來毛澤東在經過婁山關時，心有所動，即興賦詞《婁山關》：“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1935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86期《戰士報》，上麵刊有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的17勇士名單，標題為《牲部（即紅1軍團）強渡大渡河的十七個英雄》，他們是：第2連連長熊尚林，第2排排長羅會明，第3班班長劉長發、副班長張表克，戰鬥員張桂成、蕭汗堯、王華停、廖洪山、賴秋發、曾先吉，第4班班長郭世蒼、副班長張成球，戰鬥員蕭桂蘭、朱祥雲、謝良明、丁流民、陳萬清。這篇報道是這樣寫的：“此次擔任經冕寧到大渡河的先遣團（即紅一團），他們自接到任務後。不顧任何疲勞與困難，每天總以最強的速度趕路；臨到河邊的前一晚，更以一百二十裡的急行軍，進行夜襲敵人，占領了渡口。守獲了船隻，取得了渡河的重要條件。“天險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江還更厲害，同時對岸又有敵人一營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連十七個同誌爭先恐後的自動報名過河，在模範的二連連長及支書領導之下，堅決首先強渡，他們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敵人火力猛烈，不顧水急的危險，至高的表現了他們階級戰士可敬可愛的鐵一般的意誌，火一般的熱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著的逐著雪花一般的險惡狂濤，在敵人不斷射擊之下，強渡過河，剛上岸就是一個衝鋒，我們這十七個英雄把敵人一營完全打垮，占領了重要陣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偉大勝利。”強渡大渡河勝利歸來的英雄們受到了獎賞。他們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寧服、一個日記本、一支鋼筆、一個搪瓷碗、一個搪瓷盤和一雙筷子。這是紅軍戰士所能得到的最高獎賞——在當時物質的獎勵似乎比金質獎章要好得多。不過，最令人遺憾的還是，聲名赫赫的這17名勇士，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全部都戰亡。他們沒能享受到革命勝利的果實。在大渡河戰役上，還有個紅軍神炮手趙章成的經曆非常傳奇，當時他隻有4發炮彈，卻摧毀了敵人的3個機槍火力點，為渡江的勇士們掃清了障礙。在索爾茲伯裡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裡說他曾在法國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他顯然是誤會了，趙章成是原國民黨26路軍迫擊炮手，1931年加入紅軍，趙章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保持著佛教信仰，不願殺生，每次作戰開炮前他總要祈禱一番，說自己是奉命開炮，冤魂不要來找他。這個習慣趙章成直到長征結束後才放棄。他後來在新中國擔任過炮兵副司令員。搶渡大渡河的為紅一軍團紅一團，團長楊得誌，這個團資曆輝煌。兩年後，紅一團改編為八路軍115師343旅685團，作為主力團首戰平型關；阿部規秀死於“紅一團”炮兵連炮火中，“狼牙山五壯士”也是出自這支部隊。又過了13年，由紅一團骨乾組建的誌願軍第38軍在朝鮮戰場上拚殺出“萬歲軍”稱號，作家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寫的就是這支部隊。現駐港部隊前身也是紅一團。這個被康熙皇帝禦筆親題橋名的“瀘定橋”，在曆史上曾被石達開錯失戰機而全軍覆滅，卻成為紅軍的奇跡。過去寫瀘定橋戰鬥的文章，多寫紅四團的戰鬥情況。實際上這是幾個部隊自覺地互相在戰術上密切配合，是一次統一的戰役，而不是少數英雄部隊的殊榮。這次戰役被寫進小學教材。有一個細節被誤傳了很久，紅軍被描繪為“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衝去” ，實際上並非如此。聶榮臻的記述最為準確：突擊隊“冒著東岸敵人的火力封鎖，在鐵索橋上邊鋪門板邊匍匐射擊前進”。據指揮這場戰鬥的紅一軍二師四團政委楊成武回憶，一向穩重的劉伯承在瀘定橋表現得有點失態。大部隊過橋的時間為下半夜兩點鐘，劉伯承從橋東走向橋西，對每根鐵索甚至鐵環都看的十分仔細，最後他站在橋中央，著力地在橋板上連蹬三腳，感慨地說：“瀘定橋！我們勝利了！”臘子口戰役，是紅軍長征途中的一次少見的硬仗。聶榮臻回憶道：“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回處於進退失據的境地。臘子口一打開，全盤棋都走活了。”臘子口位於甘肅迭部縣境內，是四川通往甘肅岷縣的必經之路。隘口隻有三十多米寬，兩邊是千丈懸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開，中間是水深流急的臘子溝，河上架有一座木橋，這是進入臘子口的唯一通道。此處部署了國民黨軍隊兩個營的兵力，橋頭築有碉堡，從山口往裡，直到岷縣，還縱深配置了3個團的兵力，不攻占臘子口，紅軍就無法前進。毛澤東定下了攻打臘子口的決心。攻打臘子口的任務則交給了楊成武和王開湘率領的紅4團。這支部隊與紅1團在長征路上一直擔任著開路先鋒，直接歸林彪和聶榮臻領導，紅四團前身為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曾參加過南昌起義、湘南暴動。在抗日戰爭時期，紅四團所在的紅二師改編為八路軍第115師第343旅第685團，開赴華北前線，首戰平型關。解放戰爭中，這支英雄的團隊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3軍。 如今它隸屬濟南軍區。紅四團以四個連正麵攻擊，兩個連攀登懸崖絕壁，向敵後迂回，襲擊東麵山頂守敵，摧毀大碉堡。天亮時，發起總攻，完全奪取了天險臘子口。為了迎接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在臘子口戰役舊址正在修建一個紀念館。而這裡也缺少了當年的險峻氣勢，因為修路，而炸掉了兩邊的一些懸崖，如今再去參觀，已沒有了當年的那種“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概。洪超，紅三軍團4師師長，1934年10月21日在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犧牲。沈述清，紅三軍團4師10團團長，1934年11月30日在湘江之戰中犧牲。杜中美，紅三軍團4師參謀長，1934年11月30日在湘江之戰中犧牲。易蕩平，紅一軍團2師5團政委，1934年11月29日在湘江之戰中犧牲。陳樹湘，紅五軍團34師師長，1934年12月10日在湘江之戰中被俘犧牲。鄧萍，紅三軍團參謀長，1935年2月26日在遵義戰役中犧牲。錢壯飛，軍委副秘書長，1935年4月1日在貴州金沙縣梯子岩被土匪殺害。王開湘，紅一軍團2師4團團長，1935年到陝北後因病昏迷，不慎開槍走火犧牲。餘天雲，紅四方麵軍30軍軍長，1936年4月在過四川大金川時跳江自殺。張輝，紅二方麵軍6師師長，1936年10月在過渭水時犧牲。羅南輝，紅四方麵軍5軍副軍長，1936年10月21日在甘肅華家嶺犧牲。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實際上獲得了軍事指揮權，此後他似乎養成了一種習慣，即把那些打前哨開路的艱難任務都交給林彪率領的第一軍團，而那些難啃的“硬骨頭”都交給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從2月份開始，中央紅軍所打的大仗如婁山關大捷、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均由彭德懷率領第三軍團完成。在靈活戰術之下，中央紅軍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四渡赤水，而後強渡金沙江成功，跳出了薛嶽指揮的數十萬人形成的包圍圈 。紅軍戰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擊時集中它的主力，而隨後能加以迅速地分散。這就是說，要避免陣地戰，而在運動中要用儘各種方法和敵人的部隊接觸，並且擊潰它。根據這種方策，雖然許多有經驗的軍人不讚成，紅軍發展了這種神奇的“運動戰”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戰”。在井岡山時，我們有四個口號，都是遊擊戰術的主要方法，紅軍就是靠了它發展起來的。這些四個字一條的口號是：“敵進我退”，“敵停我擾”，“敵避我攻”，“敵退我追”，最初為許多人所反對，他們不主張采用這種戰術，可是許多經驗證明它們的正確。凡是紅軍脫離了這種戰術的時候，普通總是失敗的。紅軍的人數很少，較敵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資源和軍需是有限的，所以隻有巧妙地把計策和遊擊戰術聯合起來，才有希望戰勝有著廣大富庶根據地的敵人。我們不許可任何一個紅軍指揮員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壓倒一切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遊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達到彼岸。指導戰爭的規律，就是戰爭的遊泳術。張國燾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從兩位領導人身上可看出明顯的差彆：張國燾的臉麵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疾苦之色。毛澤東很瘦，麵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又破又舊，綴滿了補丁。不少參加長征的人還能記得張國燾柔弱與自負的特點。李德在回憶錄中說，張“四十歲左右，身體魁梧，儀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張國燾，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是北京大學學生領袖之一，他還是參與籌備中國共產黨的成員，長征期間他是紅四方麵軍的最高領導人。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會師後，由於紅四方麵軍兵力多，超出紅一方麵軍幾萬人，指揮權卻不在張國燾手上，這使他的心理產生了極大不平衡。張國燾期望憑借軍事實力以及在黨內的資格急切執掌中央大權，最終犯下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1937年紅軍到達延安後，張國燾仍被中央任命了一係列要職（軍委副主席、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等），但在1938年4月張國燾終於還是借參加一次黃帝祭禮的機會，隻身從延安出走，轉而投靠到他曾經與之艱苦鬥爭過十多年的國民黨陣營中。這是張國燾一生中的最大敗筆。張國燾先是被安排在戴笠的軍統乾特務工作，身份是空頭無權的中將“設計委員”，此間他對當年紅軍部下的幾次策反行動均無功而返。1949年冬，張國燾攜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先到台北，但很快就又離開這個讓他覺得不如意的地方，來到了香港。朝鮮戰爭期間國際黃金市場價格上漲，對“炒金”業務一竅不通的張國燾，便也將家裡僅有的5000美元乾起了買賣９9ｌib?黃金的生意，結果連老本也賠了進去，落了個一貧如洗的結局。期間張國燾曾在1953年和1958年與新中國聯係過希望能回去，但最後都因各種原因未能成行。1961年，貧困潦倒的張國燾接受美國堪薩斯大學撰寫回憶錄的約稿。用了4年時間完成了《我的回憶》（此書在一些史實上並不客觀），在寫書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給他2000港幣作為研究費用。之前他還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過關於中共黨政領導人的情報。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這使張國燾甚為驚慌，為了保險起見，他決定和妻子遠走高飛，到了加拿大。1977年12月，張國燾剛剛過了80歲生日，突然中風，右手右腳均癱瘓，從此臥床不起。住進了加拿大官辦老人免費病院，和另一個外國老人擠在一間僅有數平方米的小屋裡，終日躺在狹窄的小床上，廝混歲月。兩年後，終日躺在床上的張國燾一個翻身，被子和毛毯掉到了床下，他自己無法拾起，也沒有彆人理會，張國燾就這樣淒慘地凍死在了異國他鄉。最後被安葬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一個公墓。終年82歲。陳昌浩陳昌浩，當年著名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此人作戰勇猛，為紅四方麵軍中僅次於張國燾之下的人物。他的座下擁有一大批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國家主席李先念、元帥徐向前；20世紀50年代中國幾個主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如許世友、陳再道、程世才、洪學智等將軍；以及鄧小平時代中國軍方的所有主要領導人，後者包括前國防部長秦基偉、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和劉華清等等，而這些當今執掌中國軍政大權的首腦人物，昔日隻是陳昌浩部下的一些連排長而已。1931年12月，即紅四方麵軍成立後的次月，身為總政委的陳昌浩帶上手槍和手榴彈登上繳獲來的飛機，逼使俘虜的飛行員飛臨黃安城敵軍上空，撒傳單，扔炸彈，揭開了第三次“反圍剿”的戰鬥序幕。這次戰爭讓陳昌浩聲名遠揚。長征途中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紅軍，副手陳昌浩是他的得力乾將。由於張國燾和黨中央在戰略行動上的意見分歧，陳昌浩與新的黨中央領導人張聞天之間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他後來受命與徐向前率領西路軍西渡黃河，以圖奪取寧夏，接通蘇聯。中央軍委這個部署的戰略意圖是為了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會合的假象，調動蔣介石的兵力扼控黃河，以便河東主力紅軍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亦作為“西安事變”中國共談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軍受命忽西忽東，最終喪失了時機，陷入敵軍的重圍。西路軍最終遭到慘重失敗，兩萬多紅軍絕大多數死亡流散。陳昌浩在流散途中在河西走廊幸得一位湖北同鄉、草藥醫生仗義援救，死裡逃生回到延安。從此，被解除軍職，無緣效命抗戰前線，而擔任宣傳科長兼政治教員，以“待罪”之身開始了漫長的“檢討生涯”。陳昌浩成為承擔西路軍失敗以及黨內路線鬥爭的責任人。1939年8月，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經中共中央同意，陳昌浩跟隨周恩來等人一起去了蘇聯，李德也在此次去蘇聯的隊伍中。自此陳昌浩開始了長達10多年漂泊異國的生涯。1941年，德國法西斯突襲蘇聯，陳昌浩被緊急疏散到中亞共和國一個名叫科坎加的小鎮。在這裡，沒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和紅軍最大的一個方麵軍的總政委。陳昌浩沒有什麼生產技能，隻有到采石場去做苦力。1942年冬天，陳昌浩接到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聘他為翻譯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線，儘了一名國際主義戰士的責任，獲“衛國戰爭獎章”。1943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經季米特洛夫提議，蘇共中央把陳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來，先後安排他們到蘇聯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陳昌浩從此開始從事翻譯工作。陳昌浩的譯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政黨論》《列寧文集》（兩卷集）等先後在蘇聯出版。抗日戰爭結束後，遠在蘇聯的陳昌浩又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回國參加工作。不知由於什麼原因，他始終沒有收到回信。1951年初，陳昌浩留學蘇聯的兒子大學畢業回國參加工作。陳昌浩囑咐兒子替他代辦申請回國的手續。經過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批準，陳昌浩終得攜蘇聯妻子回到祖國。劉少奇和朱德等人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文化大革命期間，陳昌浩帶著“密謀殺害毛主席”的罪名飲恨自儘。直到今天，他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的墓穴裡的骨灰盒依然空空如也。1980年陳昌浩的名譽得以恢複。1935年9月19日，紅軍進駐哈達鋪。關於延安的一個神秘的故事的出處以及經典的版本證實：一個偶然的機會，毛得到了一張國民黨的《山西日報》，那上麵有一條閻錫山的部隊進攻陝北紅軍劉誌丹部的消息。就是這份舊報紙讓毛澤東找到了長征的最後目標地點。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劉誌丹“是個現代俠盜羅賓漢”，“懲奸除惡的天鞭。”這位“陝西羅賓漢”的一生是坎坷的，他犧牲後，毛澤東為他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1934年和1935年間，劉誌丹領導的紅軍迅速擴大，1935年在劉誌丹的統一指揮下，紅26、27軍在國民黨五 六萬人的圍剿中，仍可以解放6座縣城，使陝甘、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立了陝甘蘇維埃政府，共控製著陝甘邊境22個縣。劉誌丹生前生後都遭到政治厄運。1935年9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劉誌丹此時正關押在牢房裡被政治清洗，幸被毛澤東派人營救出來。1936年2月，劉誌丹奉命率軍東征，橫渡黃河進入山西，準備去河北和熱河前線對日作戰。部隊在汾河流域9９liｂ.遭到蔣介石和閻錫山部隊的阻擊，在戰鬥中犧牲，年僅32歲。他的遺體被送回陝北，葬在瓦窯堡，蘇區把紅色中國的一個縣份改名誌丹縣來紀念他。在劉誌丹犧牲26年以後的1962年，一部以他的生平為內容的長篇《劉誌丹》被康生定為反黨。《劉誌丹》案株連之廣，最後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時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長以上的乾部都劃了進去，打了幾百乾部。不僅西北乾部，長征過來的南方乾部和後來參加審查這個案件的乾部都未能幸免。九泉之下的劉誌丹對這些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了。由於軍事和政治上的各種不確定，紅軍在路上會議頻繁，可謂是一邊開會，一邊行進。從下麵的重要會議召開的周期就可發現，平均每個月都有兩次會議。這隻是被載入史冊的會議，還沒有計算那些沿途隨時隨地召開的小會議和臨時會議。當時紅軍是集體領導製，製定一個決策需要考量諸多元素，而毛澤東則是從這些會議中逐漸崛起。最重要的當然是眾所周知的遵義會議。通道會議：1934年12月12日，改變原定去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的路線，而取西入貴州。黎平會議：1934年12月18日，放棄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而改向黔北的遵義進軍。猴場會議：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決定在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17日，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重新指揮紅軍。雞鳴三省會議：1935年2月4日至5日，決定反攻遵義，張聞天成為中央最高領導。紮西會議：1935年2月6-9日，決定恢複白區工作，重新整編紅軍，決定回師遵義。白沙會議：1935年2月15-16日，決定二渡赤水。苟壩會議：1935年3月10日，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事決策三人團。會理會議：1935年5月12日，毛澤東批評部隊中的“右傾情緒”。瀘定會議：1935年5月31日，決定過雪山與紅四方麵軍會合，並派陳雲去上海恢複白區地下黨組織。兩河口會議：1935年6月26日，決定北上陝甘建立根據地，準備實行鬆潘戰役。黑水蘆花會議：1935年7月18-22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並集中討論了四方麵軍的工作問題。沙窩會議：1935年8月4-6日，增補了幾位紅四方麵軍將領進政治局。毛兒蓋會議：1935年8月20日，決定左右兩路軍迅速執行北上東進的發展計劃。牙弄會議：1935年9月8日，聯名催促張國燾及左路軍儘快北上。巴西會議：1935年9月9日，決定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俄界會議：1935年9月12日，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榜羅鎮會議：1935年9月26日，決定紅軍長征的最終落腳點為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