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乾部內部的人事關係，另一層關係則更為本質，它涉及城市製度和生產力的構建能否成功，以及革命的方法問題：儘管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工人運動都是革命者從不懷疑的主要形式。工人運動的主要內容是以工會為組織形式罷工罷市以爭取自己的權利，具有社會革命的性質。1949年，革命者進城了，承擔起組織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的責任，如果工人繼續罷工，社會將無法運轉。實際上，在1949年沈陽幾大工廠陸續接收和開工之後，陳雲內心就一直有所憂慮。一年前在鶴崗煤礦發生的混亂是他主持東北解放區財經工作時最令他有挫折感的事情。工人運動一度中斷了正常的生產，因為技術職員在工廠中被打擊和排擠，工人出身的政治廠長把握不住生產全局，令短時間裡鶴崗發生事故900多次，死傷900多人。沈陽的工廠會重蹈覆轍嗎？沈陽有超過7萬名的產業工人，連家屬占據沈陽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工廠複工後，這個比例還在增加。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決定著整座城市的運轉。陳雲的擔心完全不是多餘。沈陽解放不久，正值舊曆年關，工人們普遍產生了反抗的情緒，向資方提出一係列提高待遇的要求，作為恢複生產的條件。在一些私營企業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勞資糾紛。工人們不僅高呼罷工，還砸爛了機器。毛澤東1948年4月8日在《再克洛陽後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中極具先見之明地規定：“入城之初，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口號。……將來是否酌量減少工時增加工資，要依據經濟增長情況即企業是否向上發展來決定。”革命者掌握政權後，工人如果還像過去那樣要求政治經濟上的權益，就不但是罷資本家的工，也是罷新政權的工，這就必然要受到約束。劉少奇1949年5月在《天津日報》的一篇報道上也批示：“不要宣傳勞資感情的融洽，雖然也不要去煽動勞資間的惡感。”同年5月5日，劉少奇在開灤煤礦，正值工人罷工，劉少奇對他們說：“你們組織起來以後，要努力排除生產上的障礙，推動資本家維持生產。無論如何，要把開灤的事情辦好才行。”沈陽軍管會向近百個大中工廠派了軍代表，一些沒有被派軍代表的私營企業也有監委進廠接管。陳雲對這些接管乾部說，“過去剛進城就發動群眾，搞清算鬥爭。後來，又在工廠、商店發動工人、店員鬨分紅”，“這些都不是治本辦法，治本辦法隻有生產。”共產黨剛進城時強調的工人權益不能取消是對革命意識形態的延續，但一心想著鬥爭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認真生產的，而城市能否迅速恢複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統一全國以及實現下一個戰略目標的關鍵，如何解決意識形態與政府責任的矛盾，於是也成為對新政權的一個考驗。沈陽的經驗是在妥善處理工資問題的基礎上，兼顧“勞資合作”的宣傳。因為在剛剛解放的情況下，工資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讓所有人滿意，軍管會先給工人普遍發生活維持費十萬元，等於四十斤糧食，這樣做兼有使東北幣占領市場的作用。十一月份的工資發臨時工薪。因為當時沈陽糧食極度緊張，工資標準就不能按解放前折糧數發，基本上根據國民黨的底薪等級，工人、職員、技師從每月八十斤到四百斤。工資包括一半貨幣、一半工薪券，東北財委定於1949年7月起把支付比例調整為貨幣60%，工薪40%。職員可持工薪券到沈陽財政局供銷處的供給商店或指定商店購買各種實物，這樣可以保證工人生活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沈陽市總工會通過舉辦訓練班，辦工人學校，反複闡明“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政策，告訴工人們，脫離實際要求過高的工資、勞動紀律鬆弛對生產和工人自身都不利，隻有在恢複和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改善勞資雙方的經濟地位。1949年8月4日，沈陽第三機器廠一名叫趙國有的工人創造了2小時20分鐘車一個“塔輪”的新紀錄，成為企業工人的表率。東北總工會和東北工業機械部希望從縮短工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入手來同時解決工人運動、工資製度和工廠管理這三個方麵的問題。最初，整個沈陽隻有155人報名參加縮短工時的競賽，經濟收入的增加和宣傳模範的精神榮譽讓更多工人加入了運動，創紀錄一時成為企業的風潮。這讓1948年底沈陽接收以來，工廠設備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生產率低下的情況大為改觀。事實證明，沈陽的做法對於未來大城市的接管和經濟建設有著方法論的意義。在1950年上半年全國工商業陷入困難的時刻，政府將“勞資合作”改為了“降低工資，勞資團結，渡過難關”。有些企業要渡過難關，不僅需要政府的幫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員減薪這樣暫時的犧牲。周恩來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要求對工人進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教育，工人被減薪，少數還失業，這是經濟恢複期對資本家所做的必要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