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1949年比人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國民黨垮台的迅速也令共產黨失去了更多在時間中磨煉和學習的機會。1949年共產黨麵對的複雜現實不能簡單歸結為任何單一的模式，他們在管理上所要麵對的挑戰是難以想象的。這不隻是管理一塊邊區或根據地，而是管理一塊三倍於西歐大小，有著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近代中國，共和與統一的聲音最為深入人心，但導致軍閥割據的根本原因——中央政治權力和財政權力的式弱並沒有得以改觀，並且，多年以來，管理一個大國家的經驗已經很陌生了。帝製時代的中國，國家財政規模僅是整個國家經濟的一個很小的部分，政府收入從來沒有超過GDP的4%。清末地方軍事力量的崛起暫時解決了中央一次次的“軍事危機”，卻產生了脫離中央財政控製外的經濟係統，它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甚為深遠。事實上，清王朝倒台以後，政府所汲取的國民收入份額仍然很小。1916—1928年期間，中國就根本談不上國家財政係統，北洋政府的維持主要靠各種國內外的貸款。國民黨取得政權後，儘管煞費苦心地進行了財政體製的轉型，但在1936年可能是國民政府最好的一年，整個政府收入不過隻有GDP的8.8%。這也是蔣介石主持的南京中央政府期間試圖將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未竟的“建國方略”付諸實施卻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1949年新政權預算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了超過15%的前所未有的比例。對剛剛進入城市的共產黨而言，這注定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開創性試驗。另外，國家基礎結構重建的挑戰同樣顯而易見。傳統中國裡的中央政府並不致力於管理一般鄉村或城市基層，地方的權力獨立的金融和完整的國家地方基層的支持，他們遭到了失敗，國民黨實際上既受惠又受製於權貴資本和軍閥。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多年在農村的工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建立基層政權的經驗，但這套係統能否成功引入城市，革命的熱情能否轉化為嚴格有序的組織，並創建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秩序，在1949年初，仍是一個未知數。本書選取六個城市作為新政權接管和改造的觀察樣本，這在研究新中國建國曆史的著作中當屬先例，因此在敘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上一定有很多尚待進一步商榷之處。我無法將本書定義為一本曆史著作還是一本新聞著作，它采訪了多達69名曆史當事人，他們中一部分是參與“建國大業９９ｌｉｂ.”的核心團隊成員，一部分是見證曆史變遷的行業元老，他們大多早就年過古稀，回憶往事是留予後人的財富。我要特彆感謝這些老人，並致以最衷心的敬意。我想，本書正是用新聞的方法來觀察曆史，發現曆史，為曆史現有的敘述拾缺補全。我秉持了這樣一種基本的價值觀，新聞即曆史，曆史即新聞。我們重述曆史，是去尋找曆史中的“五個W”，對曆史當事人進行新聞采訪，而放棄對既有史料的依賴，擺脫對於過去一套曆史係統的話語體係和發現體係的依賴。本書的成形得益於一係列截稿時間壓力下的采訪和寫作，得益於我供職的《三聯生活周刊》，也得益於這本雜誌從數年前抗戰係列報道開始，所摸索和積攢的曆史再述和解釋經驗，某種意義上，它是《三聯生活周刊》所有成員正在進行的各種新聞操作和方法探索的成果之一。如果沒有一個思路開放、智力卓越的媒體，如果沒有一群熱愛這份職業的同仁們，這本書是斷然不會麵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