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關於處理綏遠問題的精神，傅作義和鄧寶珊提出了一個以“暫維現狀，劃定界線，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的步驟。為了進一步具體地就若乾問題加以討論，林彪、聶榮臻、陶鑄和我黨長期在晉綏地區工作的原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與政委李井泉一道，於1949年3月23日在北京飯店宴請了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雙方同意，成立一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具體協商有關劃界、交通、金融、貿易、郵政以及我方派遣駐綏聯絡機構等問題。雙方提出參加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各三人，我方代表是中共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中共華北局秘書長張友漁、中共蒙綏區委城工部長潘紀文（潘紀文早在1938年就曾被中共派為住傅作義部隊的代表，並擔任了三十五軍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與傅作義部很熟）。傅作義方麵的代表，仍然是他手下長期與我方打交道的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中共中央起初決定關於綏遠的談判是由賀龍主持，後來考慮到賀龍要率軍南下，所以還是改為華北局和華北軍區的聶榮臻和薄一波主持。從1949年3月25日開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就若乾問題進行了充滿希望的，同時也是充滿矛盾的談判。在談判中，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並不一致，諸如劃界的走向、我方派出的聯絡人員派到哪一級等，都有分歧。3月28日，王克俊又出示了一封董其武給傅作義的電報，認為綏遠本邊陲之地，無關緊要，現在也準備請示之後，對協議再作一定的修改。可是，當聶榮臻和薄一波在4月28日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彙報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認為隻要能爭取綏遠和平起義，在一些具體條款上可以多作一些讓步。他們決定全部同意傅作義方麵提出的條款。其中包括原來我方談判代表堅決不同意的將解放北平時我軍接收的布匹退還給董其武的這一條。第二天，傅作義得知這一消息後，感慨地說：“共產黨高瞻遠矚，毛澤東容納百川，天下歸共產黨、毛澤東全在情理之中！”他馬上派原一零四軍軍長安春山和隨從參謀劉庸笙攜帶協議草案和雙方軍隊臨時分界圖到歸綏去征求董其武的意見，並向董其武傳達了傅作義的如下一段話：“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告訴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內部的工作，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舉行起義。要體會毛主席留待綏遠起義的寬大政策，團結一致，實行完整的起義，勿使部隊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損失。”從董其武本人來說，是願意跟著傅作義走和平之路的，可是他也有很多顧慮和困難。例如怕蔣介石政府一下子停止軍餉供應會引起部隊的混亂，怕劉萬春的部隊和蒙旗王府的武裝搗亂破壞，特彆是怕他的部下在國民黨特務和山西閻錫山（綏遠的軍人大多與山西有較深的曆史關係）的挑撥離間與威逼利誘之下出現內部分裂。因為他的部下長期駐綏遠，相對比較封閉，對於共產黨和解放軍還有不少誤解，有的人總想在邊陲之地占山為王，有的人害怕自己今後的生活沒有保障，當時有這樣的說法，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一些軍官的情緒：“信不信，用不用，算不算舊賬，身家安全有無保障。”有的人甚至公開謾罵談判是投降，謾罵“傅作義已經出賣了北平，現在又來出賣綏遠”。在這種情況下，董其武經過20多天，才在原協議基礎上作了一定的修改之後，同意了協議，並派原綏遠省乾部訓練團教育長康保安到北平，代表他做協議的最後定稿工作。對於董其武對協議草案的修改，我方當即表示全部予以采納。雙方又進行了逐條的仔細斟酌，終於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5月31日，中央書記處作出批示，同意並批準這一協議。5月28日，雙方代表在西交民巷的銀行俱樂部舉行了協議的草簽。6月8日，在華北人民政府會議室內，《關於綏遠劃界、交通、金融、貿易、派遣駐歸綏聯絡機構等具體問題的協議》（以下簡稱《綏遠和平協議》）由協商委員會的雙方委員（當天李井泉因故缺席，由張友漁代簽）正式簽字。協議的中心是：雙方同意以陶卜齊與白塔間的古立板烏素為中心，向南向北劃定界線，南到黃河岸邊的喇嘛灣，北到四子王旗，雙方軍隊不得越線，並停止一切衝突，和平相處；恢複平綏鐵路旗下營至歸綏一段的交通，通郵通電；恢複商業貿易往來，確定雙方貨幣兌換辦法；原來綏遠省的軍隊與政府均暫時保持現狀，以保持社會安定，通過一段時期的工作，促進起義，達到和平統一。為了執行這個協議，由華北人民政府派出駐歸綏聯絡機構，協同執行協議和協調有關事項。傅作義和鄧寶珊都參加了簽字儀式。儀式結束之後，協商委員會的委員和傅作義、鄧寶珊立即驅車到了中南海的豐澤園，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聶榮臻、薄一波在那裡等候他們，為他們祝賀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