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受國務院體製改革委員會下屬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委派，去範大學地理係畢業、人民大學區域經濟專業研究生。我是在中央黨校第一次見到易小迪的，他帶著女朋友一起過來，聊過以後他就去了我們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王功權是吉林工業大學管理係的學生，也是學生會乾部，畢業後分配到省委宣傳部，是宣傳部培養的年輕後備乾部。他內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剛出生一個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顧老婆生孩子的機會偷跑到海南，在從廣州到海南的大巴車上認識了劉軍。劉軍是北京理工大學畢業的，16歲上大學，分配在成都一個國營企業，聽說海南有機會，沒跟單位打招呼就跑到廣州。在廣州開往海南的汽車上，他和功權聊了一路。當時他們約定，到了海南誰先找到工作，誰就來“救”另一個人。功權先找到工作，乾得還不錯，在一家國營的秀港工業房地產公司，先是做辦公室主任，不久又當上了總經理。他很夠意思，在沒有電話的情況下好不容易找到劉軍，劉軍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啟富當時是那家公司的辦公室主任，跳槽過來到我們研究所應聘，他說他的老板叫王功權，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熱血青年，一定要介紹我們倆認識。認識之後，我們談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1988年，我先認識了王啟富和易小迪，通過王啟富又認識了王功權，但這時還不認識劉軍，也不熟悉潘石屹，後來王啟富和易小迪與潘石屹有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開京豐會議，因為我是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宣傳部長，所以擔任組委會副主任，海南北京兩頭跑。1989年夏天，功權因故被迫離開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發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裡打工。易小迪在當地用很少的錢開了一家印刷廠，雇了一些湖南農民，什麼都印，包括結婚證，但一年賺不了一兩萬塊錢。王啟富失業了一段時間，劉軍不知跑哪兒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還勉強維持著。我到南德牟其中那兒後，第一個跟過來的是王啟富；過了一段時間他告訴我功權冒出來了。我們給功權打電話，他正好回海南辦手續，一聽我們找他，二話沒說，頂著光頭就往北京跑。後來我把他推薦給老牟。有個情節特彆有意思，我告訴老牟，功權非常能乾，當過法人代表，老牟說那讓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執照拿來吧。功權趕緊去找出來並複印了一份，老牟看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重用的標誌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辦公室坐了五六個人，新來的坐在最外麵一排，最冷；功權剛開始坐在最外麵，重用之後就坐裡麵去了，就跟“號子”裡一樣，挪了床鋪。這種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經驗有關。安頓了一點兒之後，功權又開始找劉軍。劉軍也是性情中人，雖然還不知道來了後能不能有活兒乾，但也高興地奔北京來了。這樣四個人都來到南德。王啟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權是天津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兼東南辦主任，我是總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劉軍是西北辦副主任。我們的關係更加密切，經常在一起討論今後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礎。在那個時候我們就討論過自己創業，開始想辦一個萬通代理事務所。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務”有點像“三T”公司，“萬通”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幫人辦事，出書、寫文章、開會，積累一點錢然後再謀發展。雖然最終沒做起來，但“萬通”這個名字留在了大家心裡。後來自己辦公司時，一說用“萬通”做商號，誰也沒異議，仿佛早就有這個公司了似的。我從南德出走後，老牟很生氣，想炒劉軍，還沒來得及炒呢，劉軍便寫了一首嘲諷老牟的詩，然後先把老牟炒了。1991年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廠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在準備創業期間，我和劉軍跟功權談，說必須由他當老總我們才做，因為隻有他做過生意。功權答應了。有一天我和易小迪在電線杆子底下吃火鍋，我們開始商量怎麼籌錢，易小迪說他還能出多少錢，能有的都給。現在回想起來，易小迪是不小器、很有大局觀的人。我們沒有錢，每個人便根據各自的情況分彆借了一些：功權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啟富跟家裡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板借了一些，劉軍向朋友借了幾千塊，易小迪拿了印刷廠的8000塊，合起來三萬多塊錢。這些錢大都用在注冊公司等前期費用上了，當時也隻能注冊成類似皮包公司一樣的公司，注冊資金1000萬人民幣，拿到執照的時候還剩幾百塊錢。過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來了，做財務部經理，負責我們第一單房地產業務的銷售，他的銷售才能在那個時候就顯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