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亮兄弟輩的重要活動之一，是經營北伐。庾氏經營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於進行境外的軍事活動，而在於取得並牢固掌握襄陽。襄陽是梁州州治所在，有流民武裝可用，是荊州的屏藩。庾亮、庾翼相繼以北伐為名，終於把襄陽區域的桓宣勢力排除，控製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並一度遣軍入蜀。庾氏在上遊所據領域之大，聲勢之顯，是前此王敦、陶侃諸人所不能及的。庾氏在上遊的經營曆時十餘年，時間可謂不短，但是庾氏勢力的衰敗，卻發生在瞬息之間。庾氏上遊經營的成果，沒有使庾氏門第延綿久長，卻使龍亢桓氏的桓溫得此以為基業，驟然在上遊興起，代替庾氏。強藩興代，亦有驅除，庾氏為桓氏驅除，使東晉門閥政治的演化，逐步進入又一高潮。現在，我依據上述曆史脈絡，加以詮釋，以見襄陽在東晉門閥政治中的作用和桓、庾替代的背景。在東晉曆史上，北伐本來是正義的口號，是時代的要求。但是大張北伐旗號的人物角色，卻各不相同。祖逖處兩晉之際，獨立經營北伐，基本上是流民帥的活動，在江左沒有多少家族利益的牽連，對建康政局也沒有多少影響。祖逖北伐不計成敗利鈍，死生以之，以攻為守，起了保障東晉偏安的作用。祖逖以其節烈豐富了民族精神，是東晉北伐的最高典型。祖逖死後所遺留的流民實力，由其弟祖約繼領，而祖約卻預於流民帥蘇峻之亂，卒以敗滅。祖逖以後，倡言北伐者都是東晉權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們倡言北伐，動機雖不儘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響江左政治形勢，增益個人威望和門戶權勢的目的。王敦叛亂起兵，據《晉書》卷三七《譙王承傳》，曾經“詐稱北伐”；而王敦敗滅，據王夫之的意見，原因之一是敦“無邊徼之功。”（《讀通鑒論》卷一零：“王敦無邊徼之功，故溫嶠得製之於衰病”雲雲。）後來荊州為陶侃所據。《晉書》卷九五《藝術·戴洋傳》：“〔陶〕侃誌在中原”。《晉書》卷六六《陶侃傳》侃於鹹和七年六月疾篤上表，說他久謀西征和北伐，“是以遣毌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但是直到陶侃之死，北伐迄無行動。王、陶以來迄於庾、桓，都是居上遊而倡言北伐，其直接目的，一般都是鞏固上遊分陝勢力，徐圖朝廷。而鞏固上遊分陝勢力的關鍵，又在於把襄陽牢固控製起來。上引陶侃授桓宣以襄陽是這樣，稍後庾氏居荊州而逐步兼並襄陽，排斥桓宣，也是這樣。鹹康五年（339年）庾亮倡言北伐，開複中原，請求由武昌移鎮襄陽之石城，以為諸軍聲援。庾亮又乘成漢李壽之衰，遣偏師襲擊巴郡（今四川重慶）、江陽（今四川滬州）而歸。但他所遣毛寶之師覆敗於江北之邾城（今湖北黃岡），他部署的軍事行動，至此全部終止。庾氏的全部北伐部署和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對桓宣的調遣。《晉書》卷八一《桓宣傳》：“庾亮為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案司州是洛陽故都所在之地，自然是北伐的目標。桓宣既受司州刺史之命，其軍號又是都督沔北前鋒征討，這說明如果北伐出軍成為事實，則受遣擔任主攻的軍將一定就是桓宣。而庾亮請移鎮石城，接近襄陽，其意也在就近指揮桓宣。桓宣與庾亮在曆史上沒有關係，庾亮不以北伐前鋒重任授與近將而授與本無關係的桓宣，是什麼原因呢？依我看來，庾亮調遣桓宣之事不見於《庾亮傳》，是一次不事聲張的部署，很可能是對桓宣設置的一個圈套，其目的並不是借重桓宣北伐，而是以北伐的名義排擠桓宣，使庾氏的軍隊得以占領襄陽。這個目的質亮沒有達到，而庾翼達到了。在庾亮揚言北伐之後四年，即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又表請北伐，同樣是意在襄陽的桓宣。他以桓宣為都督司、梁、雍三州以及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平北將軍，並令他率部前趨丹水，與石虎軍作戰。庾翼自己則“發所統六州奴（《晉書》卷七三《庾翼傳》。“發六州奴”，即同傳前雲“輒發良人”，目的是為了征戰，事與《元帝紀》大興四年“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性質相同。庾翼發奴涉及的州數，記載紛壇。但遠州非所能及，實隻荊江二州。《何充傳》“庾翼悉發江荊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可證。）及車牛驢馬”，不顧“百姓嗟怨”，也不顧朝廷勸阻，一意孤行。他自武昌出發，佯稱移鎮安陸；迨至夏口，始奏請進止襄陽，權停北伐。庾翼入襄陽，完成了庾亮以來的夙願，躊躇滿誌，趾高氣揚，於是“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顯然庾翼以進駐襄陽為其巨大勝利，其初衷固不在北伐胡羯。庾亮、庾翼都以北伐之名來遮蓋其進據襄陽的直接目的，又是為什麼呢？襄陽屏蔽荊州，北接後趙，是南北交爭的地方。其地舊戶甚少，而頗有流民。鹹和五年石勒將郭敬攻陷襄陽，以後反覆易手，鹹和七年由桓宣、李陽收複而由桓宣駐守。這個地方，是邊將防守要衝，但不是元帥駐節的合適處所。東晉於此地置梁州，梁州有實土，所統相當於今之鄂西、鄂北、陝南、川東北，具體地境隨北方胡羯勢力的強弱而時盈時縮。梁州刺史治所也以軍事形勢為準，或鎮襄陽，或鎮酂，或鎮安陸，或鎮魏興。東晉的雍州也在襄陽，僑置而無實土（《宋書》卷二七《州郡誌》雍州條：“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至是雍州始有實土。）。《太平禦覽》卷一六八鮑至《南雍州記》曰：“永嘉之亂，三輔豪族流於樊沔，僑於漢側，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這是說僑置的時間甚早，當在東晉初年。《晉書》卷六三《魏浚傳》，謂魏該南來，晉元帝以為雍州刺史，在建武元年（317年），與《南雍州記》所述年代合。《晉書》卷一四《地理誌》雍州條：“魏該為雍州刺史，鎮酂城，尋省。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大概所謂始平郡，就是省雍州後安置魏該部曲的地方。魏該以後繼鎮襄陽者如周撫、桓宣、庾方之，劉惔、袁喬、桓衝、桓豁、毛穆之等，其職銜均帶監沔北或沔中軍事，新野、義成等郡大守，均無雍州刺史名義。《宋書》卷二七《州郡誌》：“雍州刺史，晉江左立。胡亡氏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帝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並立僑郡縣。”綜合這些資料，可知雍州之名江左早有，以羈縻秦雍流民。但孝武帝以前《晉書》著錄的雍州刺史隻有魏該一人（《世說新語·識鑒》“王大將軍始下”條注引王隱《晉書》，謂楊朗仕至雍州刺史。《華陽國誌·序誌》有雍州刺史李陽。案楊朗、李陽為明帝、成帝時人，今本《晉書》未著錄他們曾為雍州刺史的仕履。）。看來雍秦流民南來，永嘉亂後至東晉之初為一高潮，胡亡氏亂以至孝武帝時為又一高潮。所以雍州僑置雖始東晉之初，但並不常置，至孝武帝時適應雍秦流民南來的新高潮，始又宣布僑置雍州。酒水以北，長期是南北兩屬之地，雍、豫流民南赴襄陽者均須經由此處。所以東晉梁州刺史都要著力綏撫流亡，籠絡流民帥，以圖用其武力，加強東晉對襄陽的控製。見於《晉書》的以下諸人事跡，都能說明這一問題。卷五八《周訪傳》，為梁州刺史，“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采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善於撫納，士卒均為致死。”卷七零《甘卓傳》，為梁州刺史，“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為惠政。”卷七一《陳頵傳》，陶侃表頵為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根嫉妒，說頵年老耳聾，侃召頵還，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之。”（蔣巽治績無考。）卷七三《庾懌傳》，為梁州刺史，鎮魏興，“寬厚容眾”。庾亮上疏，謂“懌禦眾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卷七三《庾翼傳》，鎮襄陽，“綏來荒遠，務儘招納之宜，立賓館，置典賓參軍。”東晉前期經營襄陽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原受陶侃委署，後被庾亮、庾翼極力排擠的桓宣。桓宣原受晉元帝派遣，與豫州諸塢主周旋，並助祖巡經略中原，甚有成效。後來蘇峻聯祖約叛晉，桓宣不從祖約之命，率眾投溫嶠、陶侃，陶侃以之為江夏相。鹹和七年（332年）桓宣與竟陵大守李陽從石勒部將郭敬手中收複襄陽以後，至建元元年（343年）為止，戍守襄陽達十餘年之久，曆儘艱苦。桓宣是沛國銍人，地屬豫州，在淮北。但桓宣久在淮南，部曲多淮南人。所以陶侃使桓宣以其淮南部曲於襄陽之西北今穀縣、均縣境立義成郡，屬揚州為寄地（義成郡何以遙屬揚州，是否以淮南郡西晉屬揚州之故，未能斷定。）。這與前此僑立始平郡以處魏該雍州部曲是一樣的。《桓宣傳》謂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來於軺軒，或親芸獲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眾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又謂“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桓宣雖不居梁州刺史之職，但治績與曆任刺史有過之而無不及，是襄陽一帶最有影響、最有實力的人物。庾氏兄弟在荊州揚言北伐，意在桓宣。庾亮以桓宣為司州，庾翼命桓宣北趨丹水，而亮、翼本人均又力圖接近或據有襄陽，其驅走桓宣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晉書》卷七五《範汪傳》，汪為庾亮佐吏十餘年，甚相欽待，庾翼進屯襄陽時，範汪勸阻，謂翼“既至〔襄陽〕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眾，待之以至寬，禦之以無法。田疇墾辟，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這裡“桓宣當出”、“而當移之”等語，正透露了庾氏兄弟心跡所在。不過範汪並未能使庾翼改變初衷。此後桓宣以軍敗被貶，移屯襄陽以東的峴山，“望實俱喪”，建元二年發憤以卒。庾翼以長子庾方之為義成太守，並吞桓宣部曲。庾氏兄弟逼迫桓宣的明爭暗奪，以庾氏的完全勝利告終。庾氏兄弟為什麼處心積慮，必欲消滅抗禦胡羯勢力的桓宣呢？這一方麵是桓宣所處的襄陽，其戰略地位使處荊州的庾氏深懷戒懼，一方麵是出於士族人物不放心流民帥的根深柢固的偏狹心理。襄陽以及全部梁州，仰賴“荊湘之粟”（《晉書》卷七零《甘卓傳》。）以為軍實，這在東晉南朝大抵如是。但在軍事上，它居荊州上遊，順漢水而下，足以威脅夏口、武昌，陸道南出，又可指向江陵，所以對荊州擁有極大的地理優勢。庾氏勢力重心在荊州，如以親信居梁州，荊州可得屏障；如由桓宣居之，荊州頗有後顧之憂。據《周訪傳》，訪為梁州刺史，駐襄陽，“聞〔王〕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據《甘卓傳》，王敦起兵後，梁州刺史甘卓露檄致討，“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隻是由於甘卓猶豫經時，始出軍豬口（今湖北沔陽境），後又累旬不前，才使王敦得以轉危為安。對於這些荊州在軍事上受製於梁州的近期曆史教訓，以荊州為其重心的庾氏是深為敏感的。桓宣經曆，與士族人物多有不同。他久在疆場，自領部曲，被時人目為邊將（《晉書》卷七七《蔡謨傳》：“桓平北，邊將也。”）。他誌在抗胡，不求權勢，所以輾轉為東晉各種勢力所用，無所依傍。他為了取信於人，甚至不得不以親子桓戎為質任。桓宣欲諫祖約勿應蘇峻之叛，乃“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祖煥攻桓宣於馬頭山，宣“使戎求救於〔毛〕寶”；桓宣投溫嶠，“嶠以戎為參軍”，實際上是留以為質；桓宣居武昌，又先後以桓戎為郭默、劉胤參軍；桓宣背郭默，又“遣戎與隨（案即豫州西曹掾王隨）俱迎陶侃”（均見《晉書》卷八一《桓宣傳》。），侃辟戎為掾，以宣為武昌太守。桓宣坎坷的經曆，不穩定的地位，使他難得見信於人。祖煥攻桓宣之時，“〔毛〕寶眾以宣本是約黨”（《毛寶傳》）；陶侃討郭默時，侃將“皆疑宣與默同”（《桓宣傳》）。凡此種種，都使庾亮視桓宣為異己，必欲驅逐之而後安心。梁州“兩晉以來人士勇略”（《華陽國誌·序誌》。），庾氏驅逐桓宣，另求勇略之士於梁州以為己用，正是一舉兩得。庾氏謀劃得逞，桓宣發憤而死，士眾儘歸於庾。庾氏取得襄陽，其在荊、江的地位就更為鞏固了。庾氏與桓宣的關係，同下遊士族與流民帥的關係幾乎完全一樣，桓宣也終於避免不了下遊受製於士族的諸流民帥同樣的下場。這是東晉門閥政治中反覆出現過的問題。在門閥士族人物看來，流民可用，流民帥不可用；而門閥士族人物既不願也無能代替流民帥，組織和率領流民，以為己用。門閥士族必須使用流民以為兵力，又必須假手於自己認為可靠的人，這是不容易辦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鑒用流民帥以平王敦之亂，獲得成功，但終於釀成蘇峻之亂；在此之後，謝玄組織流民帥為北府兵，獲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後釀成北府將劉裕取代晉室的結局。東晉政局，從一定的層次看來，就是以當權的士族與有兵的流民帥既聯合又鬥爭為其重要內容。聯合的基礎是抗胡，鬥爭的目的則是奪取江左的統治權力。這種情況，上遊下遊幾乎都是一樣。大約與庾翼驅逐桓宣、進入襄陽同時，庾冰出京師，擠走居江州的褚裒，自居都督六州軍事江州刺史。於是，庾氏勢力囊括上遊，使梁、荊、江、豫以及揚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連成一氣。這是穎川庾氏勢力發展的頂點。隻是由於京口在朝廷一邊，而庾冰、庾翼又相繼死亡，才使嚴重、緊張的局勢緩和下來。庾亮早期在都十餘年，其言其行與王導大同小異。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共十餘年，這個時間裡，庾氏家族經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製內，製約王導，遙控朝廷；二，與王允之激烈爭奪江州；三，驅逼桓宣，兼並桓宣部曲，取得襄陽。從客觀作用說來，與琅邪王氏合作，鞏固琅邪王氏首創的門閥政治的，是穎川庾氏；結束“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麵，使琅邪王氏轉衰的，是穎川庾氏；使江、荊、梁牢固地連為一氣，並取得襄陽以鞏固荊州，為桓溫的崛起創造條件的，也是穎川庾氏。不過，庾氏取代王氏，並未改變門閥政治格局，隻是用庾與馬共天下代替“王與馬共天下”而已。門閥政治的基本性質，前後相因。穎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譙國桓氏之間，起承先啟後的作用。穎川庾氏勢力的積累，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是它的衰墜卻發生得非常急驟，而且此後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齊王、謝，而是“再世之後，三陽僅存”（《晉書》卷七三史臣語。《世說新語·雅量》“王邵、王薈共詣宣武”條注引《中興書》：“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庾希傳》略同。）。庾亮起自外戚，無功晉室，而又措置乖謬，與王、謝家族的曆史很不一樣。庾氏家族不能比齊王、謝，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