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漢之間，是中國曆史的一個轉變。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認為不該就這麼苟安下去的。後世的政治家，奉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是這時候的人所沒有的。他們看了社會，還是可用人力控製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該用人力去改變，此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出來負這個責任的，當然是賢明的君主和一班賢明的政治家。當漢昭帝時，有一個儒者，喚做眭弘，因災異，使其朋友上書，勸漢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宣帝時，有個蓋寬饒，上封事亦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四序之運，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這兩個人，雖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約因霍光專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犧牲了他，以資辨白的。況且霍光是個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懂得什麼改革大計。蓋寬饒則因其剛直之性，既觸犯君主，又為有權勢的人所忌，以致遭禍，都不是反對這種理論，視為大逆不道。至於不關涉政體，而要在政務上舉行較根本的改革的，則在宣帝時有王吉，因為宣帝是個實際的政治家，不能聽他的話。元帝即位，卻征用了王吉及和他誌同道合的朋友貢禹。王吉年老，在此其旁薄鬱積，自然終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這個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無所謂篡竊的。他隻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要實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權；要取得政權，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實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當時的人看起來，毋寧是天理人情上當然的事。所以應天順人（《易·鼎卦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在當時也並不是一句門麵話。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還是生計問題，王莽所實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為王田，這即是現在的宣布土地國有，和附著於土地的奴隸，都不準賣買，而舉當時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舉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將大事業收歸官營。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價，使消費者、生產者、交換者，都不吃虧。收有職業的人的稅，以供要生利而無資本的人，及有正當消費而一時周轉不靈的人的借貸。其詳見第四十一章。他的辦法，頗能綜合儒法兩家，兼顧到平均地權和節製資本兩方麵，其規模可稱闊大，思慮亦可謂周詳。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舉行這種大改革，必須民眾有相當的覺悟，且能作出相當的行動，專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因為真正為國為民的人，總隻對於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則連年征討，騷擾殊甚。對於匈奴，他更有一個分立許多小單於，而發大兵深入窮追，把其不服的趕到丁令地方去的一個大計劃（此乃欲將匈奴驅入今西伯利亞之地，而將漠北空出）。這個計劃，倒也是值得稱讚的，然亦談何容易？當時調兵運餉，牽動尤廣，屯守連年，兵始終沒有能夠出，而內亂卻已蔓延了。莽末的內亂，是起於公元17年的。今山東地方，先行吃緊。湖北地方，亦有饑民屯聚。剿辦連年弗能定。公元22年，藏匿在今當陽縣綠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陽和南郡（漢南陽郡，治宛，今河南南陽縣。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入南陽的謂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謂之下江兵。又有起於今隨縣的平林鄉的，謂之平林兵。漢朝的宗室劉玄，在平林兵中。劉、劉秀則起兵舂陵（今湖北棗陽縣），和新市、平林兵合。劉玄初稱更始將軍，後遂被立為帝。入據宛。明年，王莽派大兵四十萬去剿辦，多而不整，大敗於昆陽（今河南葉縣）。莽遂失其控製之力，各地方叛者並起。更始分兵兩支：一攻洛陽，一入武關。長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殺。更始移居長安，然為新市、平林諸將所製，不能有為。此時海內大亂，而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更甚。劉為新市、平林諸將所殺。劉秀彆為一軍，出定河北。即帝位於鄗（改名高邑縣），是為後漢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許多小股的流寇。其大股赤眉，因食儘西上，另立了一個漢朝的宗室劉盆子，攻入長安。更始兵敗出降，旋被殺。光武初以河內為根據地（漢河內郡，治懷，在令河南武陟縣），派兵留守，和服從更始的洛陽對峙。至此遂取得了洛陽，定都其地。派兵去攻關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食儘東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陽（今河南宜陽縣）。此時東方還有漢朝的宗室劉永割據睢陽（今河南商丘縣）。東方諸將，多與之合。又有秦豐、田戎等，割據今湖北沿江一帶，亦被他次第打平。隻有隴西的隗囂，四川的公孫述，較有規模，到最後才平定。保據河西的竇融，則不煩兵力而自下。到公元36年，天下又算平定了。從公元17年東方及荊州兵起，算到這一年，其時間實四倍於秦末之亂；其破壞的程度，怕還不止這一個比例。光武平定天下之後，自然隻好暫顧目前，說不上什麼遠大的計劃了。而自王莽舉行這樣的大改革而失敗後，政治家的眼光，亦為之一變。根本之計，再也沒有人敢提及。社會漸被視為不可以人力控製之物，隻能聽其遷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遂被視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說：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