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可供我們研究的心理和倫理方麵，一些真知灼見是至關重要的，我急於想講一講。但，他的真知灼見太潑辣太新鮮，如果我開門見山，你們可能覺得那是逆理悖論。所以，我必須慎之又慎。我上一講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今天我覺得適得其時，恰好突出一下這個人物的特性，再把他放在他的環境中加以考察。我有幾個俄國至交，卻從未去過俄國；如果沒有這些人幫助，我在這裡演講就太勉為其難了。首先我要陳述一下對俄羅斯人民的幾點看法，這是從一本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找到的，即傑出的傳記作家霍夫曼夫人之大作。她開宗明義，非常強調貫穿俄國社會各個階段的團結和博愛，既為所有人也為每個人。團結和博愛消除了社會藩籬，自然而然地方便了人際關係，這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屢見不鮮；互相介紹後突發同情，正如陀氏筆下的一位主人公雄辯地稱之為“巧合的家庭”。私宅成了宿營，竟留宿夜間值勤的陌生人；人們接待朋友的朋友，大家立即親密無間。霍夫曼夫人對俄國人民的另一個見解是，俄國人不會有嚴謹的作風，甚至常常不能守時；好像俄國人不大以混亂為苦，不大努力擺脫混亂。如果我要為咱們係列講座的無序找個借口，我可以借口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龐雜和縱橫交錯，借口說滿足咱們西方的邏輯是特彆困難的，不如把陀氏的思想來一番按圖索驥。由於俄國人的遊移不定和優柔寡斷，霍夫曼夫人認為其部分原因是時間意識的淡薄，冬天漫長的夜晚和夏天漫長的白日使他們逃脫了時間的節奏。我在老鴿舍劇院的一次簡短講話中曾引用霍夫曼夫人敘述的一則趣聞：一個俄國人受到不守時的責備後反駁道：“是啊，生活是一門艱難的藝術，有些時刻值得好好過一過，這比準時赴約要重要得多得多。”但我們從這富有啟示的話語中發現俄國人對私生活的特殊情感。在俄國人看來，私生活比一切社會交往更為重要。我們不妨仍順著霍夫曼夫人的說法提一下俄國人忍耐和同情的傾向，Leiden和Mitleiden（德語，意為“忍耐和同情”。），俄國人甚至同情罪犯。俄語中可憐蟲和罪人隻是一個詞，重罪和輕罪隻是一個詞。再加上幾乎宗教式的懺悔意識，不難看出俄國人在跟他人尤其是外國人的交往中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往往引起西方人的抱怨，但霍夫曼夫人斷定，來自始終如一的自我不足感和易犯罪感，而遠不是感覺他人無價值，總之是由於謙卑而產生的不信任。《白癡》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敘述了四次相遇，最好不過地顯現俄國人非常特殊的宗教感情，哪怕一切信仰泯滅以後依然存在。我給大家讀一讀這段敘事：“關於信仰，”梅什金微笑著開講，“上星期我與他們兩天內有四次不期而遇。一天早晨我乘火車旅行，巧遇S同座，跟他聊了四個小時……對他的事，我早已耳熟能詳，尤其知道他是無神論者。這是個教養極好的人，我很高興跟一個真正的學者交談。況且他恂恂儒雅，非常客氣，在才智和學識上把我視為同仁。他不信上帝。可我驚異於他所說的一切好像與之渺不相關。先前我每次跟懷疑上帝存在的人交談，抑或他們的作品，都會發現相似的意見：他們所說的一切論據，哪怕最貌似有理的，我總覺得站不住腳。我對S也不諱言，但或許我說得不太明朗，他沒有聽明白……晚上我在一座縣城停留，下榻的旅館裡人人都在議論一起凶殺案，是前一天夜裡就地發生的。兩個同齡農民本是朋友，那夜滴酒未沾，喝完茶便去睡覺了（他們要了雙人房間）。其中一個兩天來發現同伴揣著一塊帶玻璃珠鏈的銀表，以前可不知道哇。此人並非小偷，他正直，作為農民，境況還不錯。但這塊表，他喜歡得不得了，硬想弄到手，如癡如狂，不能自已。於是他操起一把刀，等朋友一轉過身去，便躡手躡腳走近，對準方位，舉目朝天，畫了個十字，虔誠地祈禱：‘上帝啊，看在基督大功大德的分上原諒我吧！’接著一刀劈下去，把朋友像羊似的宰了，然後搶走了銀表”。羅戈吉納哈哈大笑，此公一直鬱鬱寡歡，其時突然興高采烈，倒是有些蹊蹺。他喘著氣斷斷續續大聲說：“太妙了，沒有比這更妙的了！一個根本不信上帝，另一個篤信到了謀財害命時還做禱告！有這樣的事嗎？公爵，假造都造不出來的啊！哈！哈！哈！太妙了，沒有比這更妙的了……”“翌日清晨我去市裡散步，遇見一個醉兵，歪歪斜斜倒在木板人行道上。他叫住我，搭訕道：‘爵爺，買下這個銀十字架吧，二十戈比就讓給你，十字架是銀的呀！’他遞給我一個十字架，大概從脖子上剛取下來的，因為係著一條藍繩子。但一眼就看得出十字架是錫做的，有八個尖頭，忠實模仿拜占庭體形。我從口袋裡掏出一枚二十戈比銀幣給了士兵，把他的十字架套在我的脖子上。詐騙了一個傻瓜同胞，他喜形於色。我肯定他立即把倒手得來的錢拿到酒店去花掉了。其時，朋友，我在家鄉看到的一切給了我極其強烈的印象；先前我對俄國毫不了解：幼年時期是迷迷糊糊度過的，後來到國外待了五年，所以故鄉給我留下的記憶幾乎是盲信的。我慢慢往前走，一邊兒琢磨：‘不要急於譴責這個猶大，等等看，誰說得清醉鬼們脆弱的心底藏著什麼啊。’一小時後，我回旅館時遇見一個農婦，她懷裡抱著吃奶的孩子。婦女還年輕，嬰兒約摸六周大。他朝母親微笑，自生下來便如此。我突然見農婦畫十字，畫得虔誠極了，虔誠極了，虔誠極了！‘請問，你為何畫十字呢？’我問道，其時我好提問。她回答：‘嗨，母親看見嬰兒初次微笑心裡越高興，上帝在天上每每看見世間罪人做熱忱的禱告也就越快樂。’這是幾乎一字不差的原話，對我說此話的是個平民女子，但她表達的思想多麼深刻，多麼敏銳，真正篤信宗教，包含著基督教的全部精髓，就是說把上帝看作咱們的生身父親，想著上帝見人樂嗬嗬，正如父親見兒喜滋滋。這便是基督最重要的思想！一個普通的農婦！說實話，她是做母親的……誰知道呢？也許就是那個士兵的妻子吧。聽我說，帕費納，現在回答你剛才提的問題：宗教情感就其本質而言是堅不可破的，任何推理任何過失任何罪行任何無神論都無法動搖，有某種擺脫一切外在物的東西存在著，永在著，即無神論者的論據永遠擊不倒的東西。其要領是，隻在俄羅斯人的心中有這種宗教情感，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著的。這就是我的結論！這就是俄羅斯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還需努力呀，帕費納！在這個人世上要乾事有的是哪，相信我的話吧。”這段敘事寫到最後顯露另一種性格特征：相信俄羅斯人民負有特殊的使命。這種信仰在許多俄羅斯作家身上屢見不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則變成積極的和痛苦的信念。他對屠格涅夫的不滿，正是認為在屠氏身上找不到這種民族情感，覺得屠格涅夫太歐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論述普希金時聲稱，普希金還在模仿拜倫和謝尼耶（謝尼耶（1762—1794），法國詩人，著有《悲歌集》和《牧歌和田園詩集》。）的時期就悟出“一種嶄新的和真摯的情調”，陀氏稱之為俄羅斯情調。“對俄羅斯人民及其價值能有何種信仰呢？”普希金在回答這個所謂“該死的問題”時，嚷道：“夾起尾巴，傲慢的人！首先應當克服傲岸不遜，打掉傲骨，在所有人麵前，卑躬屈膝，把腰彎得直到頭碰故土。”人種的差異大概沒有比在領悟榮譽的方式上更為鮮明突出了。開化的人，其秘密的活力在我看來恰恰不是拉羅什富科（拉羅什富科（1613—1680），法國作家，著有《回憶錄》和《箴言錄》，後者共收五百零四條箴言。）所說的自尊，而是我們所稱“榮譽攸關”的情感，即榮譽感，這個神經痛點，就法國人英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來說是不完全一樣的……然而與俄國人比較起來，所有西方民族的榮譽感則好像差不多混同的。了解到俄羅斯的榮譽，我們定會茅塞頓開，必將發現西方的榮譽常常有悖於福音的告誡。恰恰是為了排除西方的榮譽感，俄國人才把自己的榮譽感靠近福音；換句話說，俄國人信奉基督教的情感超出，往往超出我們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種榮譽感。抑或報仇雪恥，抑或認錯謝罪，在作出這類抉擇時，西方人往往認為後者有失尊嚴，是孱頭懦夫之舉。西方人傾向於把不原諒不忘記不寬恕看作有性格。誠然，西方人竭力永不出錯，但一旦出了差錯，好像要認錯便是最最丟麵子的事情。俄國人則相反，隨時承認錯誤，甚至向敵人認錯，隨時自謙自卑，隨時賠禮道歉。大概與之有關的是，希臘正教一味鼓勵自然傾向，容忍乃至讚揚公開懺悔。不是向神甫耳旁單獨懺悔，而是當著任何人當著大夥兒懺悔，這個想法始終糾纏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罪與罰》中，當拉斯科爾尼科夫向索妮婭坦白罪行時，索妮婭即刻勸他到廣場去下跪，並當眾高喊：“我殺人了”，認為這是減輕靈魂負擔的惟一辦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半在某些時刻，常常突如其來，以不合時宜的方式，渴望懺悔，懇求某人原諒，有時弄得人家莫名其妙；跟人說話時，覺得有必要自慚形穢。你們肯定記得《白癡》中這個精彩的場麵：在娜斯塔西婭·費利波芙娜家的晚會上，作為消遣，就像猜字謎或遞小條（係上流社會的文字遊戲：每人在各自的小條上寫一句話語或一個問題，然後互相傳遞，誰的話語最俏皮誰的問題最巧妙是為勝者。），有人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坦白交代一生中最無恥的行為。妙就妙在這個建議順利通過了。於是一個個開始懺悔，其真誠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幾乎沒有人怕難為情的。我說更奇怪的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軼事，是從接近陀氏的一個俄國人那裡得到的。我不慎向好幾個人講了，結果被人利用了；從被轉述的情形來看，已經訛傳失實，完全走樣了。所以，我堅持在這裡重述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有些事情極端曖昧，其中一件，在《罪與罰》中已有影射，好像還做過《群魔》某一章的題材，但成書時未收入，一直未發表，連俄語版都未刊行。迄今為止隻在德國出版過，但屬非賣品。這一章的譯文後來刊登在《新法蘭西評論》一九二二年六月和七月號上。普隆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時定名：《斯塔夫羅金的懺悔》。事關強奸一個小姑娘。被奸汙的少女在一間屋裡上吊，罪人斯塔夫羅金就在隔壁，明明知道她自縊，卻坐視她結束生命。這個陰森可怖的故事有多少真實的成分？弄清此事在我並不重要。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類似的偶發事件後，切身感到非常有必要受良心責備。內疚的切膚之痛折磨了他一段時日，大概索妮婭對拉斯科爾尼科夫說的話正是他的自責。他渴望懺悔，但不僅僅向神甫懺悔。他尋找懺悔的對象是應當使他感到最難堪的，這樣的對象毫無疑問便是屠格涅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好久未見屠氏了，跟他關係一直非常糟糕。屠格涅夫先生是個循規蹈矩的人，家道殷實，遐邇聞名，飲譽全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顧一切，膽大妄為，或許一時衝動，鬼使神差來到屠格涅夫家。咱們不妨想像一下：屠格涅夫正在舒適的書房伏案寫作。有人按鈴。仆役通報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訪。“他來乾什麼？”讓他進屋後，他旋即滔滔不絕講自己的故事。屠格涅夫聽著，莫名驚詫。講這一大通究竟想乾什麼？肯定，他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講完後，室內一片沉靜。他等著屠格涅夫發句話示個意……大概他以為像自己所描繪的那樣，屠格涅夫會向他張開雙臂，把他抱住痛哭流涕，跟他言歸於好……但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須向您承認：‘我非常瞧不起我自己……’”他打住話頭兒，再次等待。但沉默依舊。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憋不住了，怒不可遏地添加道：“但我更瞧不起您。這就是我要對您說的……”說罷，他便砰然關門而走了。屠格涅夫確實太歐化，理解不了他。這裡我們看到謙卑突然轉向對立的情感。謙卑使人順從，欺淩則使人反抗；謙卑打開天堂大門，欺淩則打開地獄之門。謙卑包含某種自願的順從，是自由無阻地接受的，可印證此福音誡言之真理：“卑躬的人必升天。”與之相反，欺淩使靈魂墮落，使靈魂扭曲，使靈魂變形，使靈魂冷峭，使靈魂煩躁，使靈魂枯萎，引起某種精神創傷，很難很難治愈。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人物看上去令人擔憂，離奇怪僻，其扭曲和乖戾的性格無一不與最初受到某種欺淩有關。《被欺淩與被侮辱的》便是初期作品的一個標題，他的全部著作始終擺脫不開這個觀念：欺淩使人受罪，而謙卑使人神聖。阿遼沙·卡拉馬佐夫給我們描繪的夢想，就是一個不再有欺淩與侮辱的世界。陀氏最怪誕不經最令人不安的人物是《群魔》中的混世魔王斯塔夫羅金，我們在書中找得到對這個惡魔人物的解釋和點題，儘管其性格初看上去如何與眾不同。書中另一個人物敘說：“尼古拉·弗謝沃洛多維奇·斯塔夫羅金此時在彼得堡過著‘玩世不恭的生活’，如此說他，因為找不到其他的詞兒加以形容。總之，他無所事事，對什麼都不在乎。”（《群魔》第一卷第一九七頁）斯塔夫羅金的母親聽說此話便嚷道：“嗨，那才叫彆樹一幟哩，我敢說，至神至聖。我兒子天生誌高氣傲，但他的自尊過早受到了傷害，所以如此生活，您稱之為玩世不恭，說得對極了。”在下文中，芭芭拉·彼特羅芙娜語氣有點誇張地接著說：“如果尼古拉，聽我說，如果尼古拉在他周圍有個斯文的英雄，斯捷潘·特羅費莫維奇，用您美麗的辭藻來說，偉大的謙卑者，也許他早就擺脫混世魔王的惡名，不至於因玩世而毀其一生了。”（同上第二〇一頁）有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因受欺淩而深深墮落了，欺淩引起的沉淪不管多麼可惡，他們從中卻找到某種樂趣某種滿足。《少年》的主人公當其自尊心受到殘酷的淩辱後說道：“我從自己不幸的遭遇中是否體會到一種非常真實的怨憤呢？我說不好。反正自幼年起，每當人家當麵欺淩我，一種不可抑製的欲望油然而生，我旋即傲慢地沉溺自貶和迎合欺淩者的願望：‘嘿！您欺淩我嗎？好啊！我就更自暴自棄，瞧吧，瞅吧！’”（《少年》第三七一頁）如果說謙卑是擯棄傲慢，那麼欺淩則相反，是強化傲慢。我們再聽聽《地下才子》（一譯《地下室手記》）中落魄的主人公的敘述（見《地下才子》第七十一至七十三頁）：“一天夜晚，我路過一家小客棧，從窗戶望見幾個玩台球的人用台球棒打架，把其中一個從窗戶扔了出來。若在平時，此景會使我反感。但那天我的心態卻是驚羨那個被扔出窗外的家夥，情不自禁地步入客棧，走進台球房，心想，也許人家會把我扔出窗戶。“我並沒有喝醉，有什麼辦法，無聊弄得你神不守舍！但神經兮兮也無用處哇。事實上我連跳窗的本事也沒有，所以沒挨打便出來了。“我進屋剛走幾步，一個軍官就迫使我靠邊站。我已經待在球台旁，不由自主地擋住軍官的去路。他一下抓住我的雙肩，不由分說，把我挪了個地方，好像根本不當回事兒。我可以原諒他打我，卻不能原諒他強迫我換地方而不注意我。“真見鬼，我多麼願意不惜代價大吵一場，吵得合乎情理，吵得體體麵麵，吵得富有文學味道，總得差不多像個樣子吧！他對待我就像趕隻蒼蠅。那軍官身材魁梧，而我，矮小瘦弱。況且我是肇事者，隻要吵鬨一下，肯定會讓人扔出窗外。但經過考慮，我寧可悻悻溜走。”然而再往下讀，我們很快發現恨之切原來隻是愛之深：“……之後，我在街上經常碰見那個軍官，我完全認出他，不知他是否認出我。很多跡象表明他認不出我了，我是這麼想的。可我，我，敵視他怒視他長達好幾年之久。我的惱怒逐年加深加大。起先我悄悄打聽有關該軍官的情況。困難可大啦，因為我不認識任何人。但有一天，我遠遠地跟蹤，好像他牽著我走似的，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我這才知道他叫什麼。又有一次，我一直盯梢到他家，給了門房十個戈比，打聽到他住哪層，孤身一人還是跟彆人同住，等等。總之，得到了從門房處可得到的一切。一天早晨，儘管我從未創作過，卻一時心血來潮，想把那個軍官的特征用中篇的形式、以漫畫式的形象表現出來。我寫這個中篇其樂無窮。我抨擊，甚至誹謗。我改換了他的名字，使人一時猜不出來，然後再深思熟慮，經過一番修改後把記敘寄給《祖國年鑒》。但人家對我的中篇既無批評也不付印出版。我氣壞了，有時怒火中燒，氣恨難平。最後我下決心向對手挑釁，給他寫了一封信，筆調親切可愛，富有魅力，懇求他向我道歉，倘若他拒絕道歉，我相當明確地表示要與他進行決鬥。我的信言之鑿鑿，如果軍官稍微懂得一點美和善，他必定會跑來我家熱烈擁抱我，向我奉獻友情。若能那樣，該有多好哇！我們便可和睦、相濡以沫啦！”（《地下才子》，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頁）就這樣常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種情感突然轉變為對立的情感。這樣的事例，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就拿《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那個不幸的孩子為例吧，當阿遼沙向他伸手時，他惡狠狠咬了阿遼沙的手指頭，而恰恰就在當時孩子不知不覺地開始狂熱地愛阿遼沙。孩子身上這種愛的偏離由何而來呢？原來他看見阿遼沙的兄弟德米特裡·卡拉馬佐夫從酒店醉醺醺出來時，狠揍他的父親，蠻橫無理地揪他父親的胡子。事後孩子嚷道：“爸爸，親愛的爸爸，他把你欺得好苦喲！”因此，與謙卑比較，恕我冒昧，自尊處在同一個平麵上，但處於另一個極端，而欺淩則使自尊膨脹、激化和扭曲，有時扭曲得不近人情。毫無疑問，心理真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始終是實際上的特殊真實。作為家（陀氏絕非理論家，而是探索者），他切忌歸納法，懂得企圖確立普遍定律是不謹慎的，至少對他而言是如此。德·舒萊澤先生在《新法蘭西評論》一九二二年二月號著文說：“俄羅斯天才總是以具體事實為依據，以活生生的現實為依據，這是最主要的一個特征，即便魯莽的天才亦然；然後他可以投入最抽象最大膽的思辨，但是為了最終在獲得豐富的思想之後，回到原來的事實和現實，因此事實和現實既是起點也是終點。”而普遍定律要靠我們當中樂此不疲的人努力抽繹出來，就像修剪大馬路上的矮樹叢那樣去歸納陀氏著作。譬如此條定律，受到欺淩的人必求欺淩他人，有如《白癡》中的列彆傑夫，請參見本書附錄二精彩的章節，其中談到列彆傑夫折磨伊戈爾金將軍，其樂無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儘管演出極其豐富多彩的人間喜劇，卻始終紛紛聚集和層層排列在惟一的平麵上，即謙卑和自尊的平麵上，這個層麵使我們迷失方位，甚至一開始就使我們迷惘，隻因為我們平時不朝這個方麵剖析和按等級排列人類。我再說明一下，譬如讀狄更斯精彩的，我有時幾乎感到不自在，因為他把等級劃分，這裡不妨借用尼采的詞語：價值等級，當作約定俗成的東西、近乎簡單明了的東西顯現出來。而在陀氏著作時，我仿佛覺得眼前呈現安吉利科某幅《最後的審判》：上帝選民有之，入地獄者有之；不可靠者有之，人數極少罷了，則是天使與魔鬼爭奪的對象。（安吉利科（1387—1455），意大利文藝複興早期的僧畫家，繼承和發展了中世紀細密畫的傳統，作品富於線條的節奏感和明快的裝飾色彩。他用不同的繪畫語言宣傳對宗教的虔誠，把基督教的概念詩意化。其作品有《聖母加冠》，《聖母領報》，係列壁畫《最後的審判》。）衡量他們所有人的天平，有如一幅埃及淺浮雕所顯現的，隻根據他們行善多一點或少一點而已。好人上天堂，壞人入地獄。狄更斯則追隨他的人民和那個時代的輿論，勢必會出現壞人發跡，好人遭殃：這是人間的恥辱，社會的恥辱。狄更斯無一不向我們表明無一不讓我們感受心地價值超越智慧價值。我選擇狄更斯作為例子，因為我覺得，就我們知道的所有偉大的家中首推他以最簡單的方式把人按等級分類。我再補充一句：正因為如此他才深得人心。然而，最近我幾乎一口氣重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作品，覺得他也把人按等級作相似的分類，也許不那麼明顯，卻差不多同樣簡單明了。並非以人的心地好壞可以把他的人物按心地價值作等級分類（請原諒這個可惡的字眼），而是按人物自尊的多少進行分類。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麵向我們描述卑賤者，其中某些人把謙卑推至卑鄙，乃至以卑鄙自樂而不疲；另一方麵向我們描述傲慢者，其中某些人把自尊推至犯罪。後者通常最有智力。我們看得出他們被自尊這個惡魔折磨得好苦，一味競爭高尚。《群魔》中十惡不赦的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對斯塔夫羅金說：“我打賭，你們一整夜促膝長談，競爭高尚浪費了寶貴的時間。”（《群魔》第二卷第二二七頁）彆處還有幾段：“儘管維爾西洛夫使她悚然，卡特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卻一直敬佩他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智慧……他在信中向她許下君子之言，她絲毫不必害怕了。她自己表露的情感也不乏貴人風度！他們之間可以競相施禮了。”（《少年》第五五七頁）“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觸犯您的自尊心，”埃莉莎貝特·尼古拉耶芙娜對斯塔夫羅金說，“前天，我回到家裡，在我對您當眾侮辱之後，您卻做出如此富有騎士風度的答複，我立即醒悟您之所以避我，是因為您有妻室，絕非因為您蔑視我：我作為上流社會的姑娘最害怕的事莫過於此。”她最後說道，“至少自尊心未受損害”。（《群魔》第三卷第二一八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人物因比男性人物更加自尊而變得堅定變得成熟，諸如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姐妹（《罪與罰》中的杜妮婭），《白癡》中的納斯塔西婭·費利波芙娜和阿格拉艾·葉潘奇納，《群魔》中的卡特琳娜·伊凡諾芙娜。然而，反轉來看，恕我稱之為福音主義的反轉，最卑賤者比最高貴者更接近上帝的王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受深奧的福音真理影響了：“拒於強者的將授於弱者”；“吾來救沒救者”，等等。一方麵，我們看到自暴自棄，另一方麵，在陀氏中，確認人格，“權力意誌”（尼采語）總是導致一敗塗地。蘇代先生不久前指責我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犧牲巴爾紮克，甚至“宰殺巴爾紮克作為祭品”，我想他是這麼說的。有必要反駁嗎？誠然，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讚賞備至，但我想還不至於盲目崇拜吧。我隨時準備承認巴爾紮克的人物比這位俄國作家更為多種多樣，其《人間喜劇》更為豐富多彩。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領域涉及更加深邃，觸及的點比任何其他作家更重要得多。不過，我們可以說他所有的人物都是一個模子炮製出來的。高傲和謙卑始終是人物行為的秘密動機，儘管根據多種多樣的劑量其反應是絢麗多彩的。在巴爾紮克的書中，如同其向我們形象地表現的整個西方社會尤其法國社會那樣，兩個因素起著作用，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第一是智力，第二是意誌。我不是說在巴爾紮克的書中意誌總是引人向善，不是說他筆下的有誌者隻是些賢德者，但至少我們看到他的英雄們憑意誌達到了善果，憑恒心憑智力憑決心做出一番光榮的事業。請想想巴爾紮克筆下的大衛·賽夏，皮安訓，約瑟夫·勃裡杜，達尼埃爾·德·阿泰茲（均為《人間喜劇》中道德高尚的人物：大衛·賽夏，《幻滅》的主要人物，印刷廠廠主，一項造紙工藝的發明家，聰明，能乾，勤奮；皮安訓，高明的醫生，充滿人道主義精神，多次出現於《高老頭》，《幻滅》，《絕對之探求》，是《無神論者望彌撒》的主人公之弟子；約瑟夫·勃裡杜，畫家，浪漫主義畫家的縮影，參見《攪水女人》和《幻滅》；達尼埃爾·德·阿泰茲，傑出的作家，參見《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和《幻滅》。）……我還可以舉出其他二十個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我們找不出一個偉大的人物。不過你們會舉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了不起的佐西馬長老……是的，他無疑是這位俄國家描繪的最崇高的形象。佐西馬君臨整個悲劇。等我們讀到《卡拉馬佐夫兄弟》全譯本（已預告），我們會更清楚佐西馬的重要性。但我們也會更明白什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真正的偉大。佐西馬老頭兒在世人看來不是一個偉人。他是聖人，不是英雄。他達到聖界恰恰隻因為擯棄了意誌，擯除了智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正如《福音書》中那樣，天國屬於智力貧弱的人。在他那裡，愛的對立麵不是恨，也不是傷腦筋。對照巴爾紮克，我考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繪的果斷人物，突然發現他們全是要不得的人物。請看名列榜首的拉斯科爾尼科夫，野心勃勃的孱弱書生，開始想當拿破侖，最終隻不過殺了個放高利貸的女人和一個無辜的姑娘。又諸如斯塔夫羅金，皮埃爾·斯泰帕諾維奇，伊凡·卡拉馬佐夫，以及《少年》的主人公（即阿卡迪·多爾戈羅基。）（此公係陀氏人物惟一從走上生活至少自初諳世事就具有固定的想法：想當一個羅特希爾德（羅特希爾德，猶太德國籍家族，西方最富有的銀行世家。）。可笑的是，在陀氏所有的書中找不出比他更懦弱更人見人欺的家夥了）。陀氏人物的意誌，他們身上存在的一切智力和意誌，好像都著力於把他們推向地獄。每當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尋求智力所起的作用，我發現總是魔鬼附身的作用。九九藏書網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危險的人物也是最有智力的人物。我不僅想指出陀氏人物的意誌和智力隻為惡而表現，而且想指出，即使意誌和智力向著善行奮進時，其善行也是高傲之舉，注定要失敗的。陀氏人物隻在擯除其智力擯棄其個人意誌擯斥自我時才步入天國。誠然，我們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巴爾紮克也是一位基督教的作家。但，就在對照俄國作家的倫理和法國作家的倫理時，我們看清了後者的天主教教義離開前者純福音主義的教義有多麼大的差距，還看得清天主教精神可以多大程度不同於純基督教精神。為了不得罪任何人，咱們不妨這麼說吧，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產生於福音與拉丁精神的接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國喜劇則產生於福音與佛教、亞洲精神的接觸。以上論述隻是開場白，可以引導我們進一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奇怪人物的內心世界，這正是下一講我要著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