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樣東西都會掉出來，肯定會掉出來的，”盧仁說，又一次拿起手提包。她迅速伸出手，把包遠遠移開，然後砰的一聲把包放在桌子上，好像以此強調不許動她的包。“你總是閒不住，非要擺弄個什麼，”她溫和地說。盧仁看看自己的手，指頭展開，又合攏起來。指甲被尼古丁熏得發黃，四周長滿粗糙的硬皮。密密的皺紋遍布在指關節上，靠近指根處稀稀落落長著毛。他把手放在桌子上，靠在她的手旁邊。她的手指白皙光滑，看上去很柔軟，指甲修剪得又短又整齊。“很遺憾我不認識你父親，”她停了片刻後說，“他一定非常和氣，非常真誠，非常喜歡你。”盧仁沉默不語。“給我多講點——你當年在這兒怎麼過的？你當年真的是個愛跑愛鬨的小男孩嗎？”他將雙手重新放在手杖上。看他臉上的神情，看他沉重的眼皮困得直耷拉，看他微微張開的嘴仿佛要打嗬欠一般，她得出了結論：他已經煩了，厭倦回憶過去了。不管怎麼說，他還是冷冰冰地回憶了過去。他喪父僅僅一個月，現在就能不含淚水地看著這座他童年時代父子二人共同住過的旅館，這讓她感到困惑。不過，在這種冷漠中，在他笨拙的話語中，在他靈魂的沉重顫栗中（他的靈魂仿佛昏沉沉地翻了個身，又睡著了），她想她看出了一些感人之處以及一種魅力，很難界定清楚，但從他們相識的第一天起她就感覺到他身上的這種魅力。他和他父親之間的關係顯然很淡，但他還是準準地選擇了這個度假勝地，準準地選擇了這家旅館，好像期盼著從那些似曾相識的物體和景觀中感受到一定要靠外力才能獲取的激動感。這顯得多麼神秘啊！他的到來就非同小可。那是下著毛毛細雨的一天，天色灰暗，草木翠綠。他頭戴一頂很不體麵的粗呢黑帽，腳蹬一雙過大的橡膠鞋。當他笨重地從旅館汽車裡走下來的時候，她從窗戶裡望見他的身影，感覺到這個她不認識的新來者是個相當特彆的人，和住在這個旅遊勝地的任何人都不一樣。當天晚上她知道了他是誰。在餐廳裡，每個人都在關注這個神情憂鬱的矮胖子。他吃飯吃得多，吃相也不雅觀，還時不時陷入沉思，一根手指在桌布上不停敲擊。她不會下象棋，對象棋賽也不感興趣。但是不知為何，她覺得他的名字聽起來耳熟，它早已在不知不覺間牢牢印在她的記憶之中，隻是她已經記不起第一次聽見它是在什麼時候。有位德國製造商，長期遭受便秘之苦，也喜歡談論這種病。他是個一根筋的人，不過脾氣很好，待人親切，穿著也頗為講究。他和她在回廊上正喝著保健水，他突然忘了說他的便秘，對她講了那位憂鬱先生的一些令人稱奇的情況。當時那位先生正站在嵌入一根大圓柱裡的小櫥窗前，觀看擺在裡麵展銷的手工小製品。他已經換掉了他那頂粗呢帽，現在戴著一頂舊的硬草帽。“你這位同胞，”製造商眉毛一抬，示意是在說他，“是一位著名的棋手。他從巴黎來，準備參加兩個月後在柏林舉辦的棋賽。如果他勝了，將向世界冠軍挑戰。他父親去世不久。這些情況報上都有。”她想認識這位同胞，跟他說說俄語。在她看來，他的笨拙舉止，他的憂鬱神情，還有不知為何使他看上去像個音樂家的大翻領，都十分引人關注。他沒有注意她，也沒有像旅館裡的所有其他單身男人那樣設法找個借口跟她攀談，這一點讓她快慰。她長得並不特彆漂亮。五官嬌小端正，就是缺點什麼——仿佛造物主最後關頭漏了決定性的點睛一筆。假如補上這一筆——五官原樣不動，但加一點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韻味——她就是個美女了。現在雖說不算漂亮，但芳齡二十五，時髦的短發整齊可愛。她有個轉頭的動作，無意間顯露出有可能達到的相貌完美，隻是有望達到的完美在最後一刻功虧一簣了。她的衣著極其簡單，剪裁得極其合身，胳膊和脖子露在外麵，像是在炫耀它們散發的溫柔清新氣息。她很富有——她父親在俄國失去了財產，在德國又重振家業。她母親定好了很快就要到這個旅遊勝地來。自從盧仁出現後，她一想到母親來了會不停地嘮叨，就很不開心。在盧仁到來的第三天，她就結識了他，結識的辦法是傳統裡或電影裡常用的那一套：她掉下一塊手帕，他撿了起來——唯一不同的是兩人互換了角色。盧仁沿著一條小徑在她前頭走，不停地往地上掉東西：一塊方格大手帕，不同尋常地臟，上麵粘著衣袋裡各種各樣的碎屑；然後又掉出一支折斷了、壓扁了的香煙，裡麵的煙草已經沒了一半；還有一隻堅果和一枚法國法郎。她隻撿起了手帕和硬幣，繼續往前走，緩緩地跟上他，好奇地看會不會再掉下東西來。盧仁右手拄著手杖，每經過一棵樹和一條長凳，都要輕輕敲一下。左手在口袋裡摸索，摸到後來終於站住不走了，把衣袋從裡向外翻過來，又掉出一枚硬幣，他這才開始檢查衣袋裡子上的大洞。“漏光了，”他用德語說，從她手裡接過手帕。（“這也是掉了的，”她用俄語說。）“可憐的東西，”他接著說，沒有抬眼看，既沒有改說俄語，也沒有任何驚訝的表示，好像他的東西失而複得是非常自然的事。“不，彆把東西放回衣袋中去，”她說道，突然大笑起來。直到這時他才抬起頭來，愁眉苦臉地瞥了她一眼。他那張肥大的青灰色臉沒刮好，雙頰上留下剃刀劃下的傷痕，表情奇特，一臉困惑。他有一雙非同尋常的眼睛：細長，甚至稍微有點斜，耷拉的眼皮底下好像粘了灰塵一般。不過透過這層鬆軟的灰塵，閃著一縷水汪汪的淡藍色微光，裡麵蘊含著狂亂和迷人的魅力。“再不要這麼掉東西了，”她說道，說完就走開了，覺得他的目光望著她的背影。那天晚上她走進餐廳的時候，遠遠望見他就忍不住衝他微笑，他也憂鬱地、似笑非笑地回應她。有時候旅館裡的那隻貓悄無聲息地在地板上從一張桌子跑到另一張桌子時，他也會投去這麼一笑。第二天，在旅館花園裡的岩洞、噴泉和陶製小矮人叢中，他朝她走過來，為撿起手帕和硬幣的事向她致謝，聲音低沉憂鬱。（從那時起，他隱隱約約、幾乎無意識地老是觀察她，看她會不會掉東西——好像要暗中和她扳平似的。）“不必客氣，不必客氣，”她答道，還說了許多類似的話——都是些空泛的話。這樣的話不知說了多少，為了應付眼前無話可說的困窘，就匆匆地暫時說上一通，都是可以不說的廢話。這樣的廢話說了，又覺得這麼說一通有點小乏味，於是就問他喜歡不喜歡這地方，是不是住了很久了，做沒做礦泉療養。他回答說喜歡這地方，在這裡住了好長時間了，也做了礦泉療養。這時她完全明白這麼問問題太傻，卻又身不由己，停不下來，就又問他下棋有多長時間了。他沒有回答，轉過身去。她覺得太尷尬，便暢談起天氣來，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氣候特征開了個詳細的清單。他繼續沉默，她也陷入了沉默。然後她開始翻她的手提包，邊翻邊使勁地找話題，結果隻從包裡找出一把破梳子。他突然轉過臉來對她說道：“十八年三個月零四天。”他這麼一開口說話，總算讓她體麵地擺脫了困境。再說他回答得那麼詳儘，日子算得那麼精準，她甚至覺得頗受抬舉。不過接下來她開始有些氣惱了，問題都是她來問，他一個也不問，好像對她一點都不在意。一位藝術家，偉大的藝術家，她望著他那沉重的側影、肥胖弓著的身子、粘在總是濕漉漉的前額上的一縷黑發，心中常這樣想。也許正是因為她根本不懂象棋，所以在她看來，象棋不僅僅是一種室內遊戲或業餘娛樂，而是與所有受到認可的藝術不相上下的神秘藝術。她從來沒有密切接觸過那些藝術家，所以沒人拿來跟他比。除了那些有靈感的怪人，一些音樂家和詩人，他們的形象說清楚也清楚，說模糊也模糊，就像羅馬皇帝、宗教法官或者喜劇中的吝嗇鬼的形象一樣。她的記憶中有一條光線比較昏暗的畫廊，裡麵依次擺著所有曾引起她注意的人。這裡有她學校生活的記憶——聖彼得堡女子學校，正門前有一條不走車的、滿是塵土的短街道，學校房子臨街的一麵長著少許不同尋常的常春藤。地理教師——他也在一所男子學校教書——是一個大眼睛男人，額頭很白，頭發蓬亂，據說有結核病。傳說他愛上了一個高年級的女生，是那位白發藍眼的女校長的侄女。女校長的小辦公室很整潔，貼著藍色的牆紙，支著白色的荷蘭烤爐，十分舒適。她記憶中有個藍色的背景，周圍是藍色的空氣，地理教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留在了她的記憶裡。他總是急急忙忙的樣子，風風火火地衝進教室。後來他在她的記憶中融化了，消失了，讓位於另一個在她看來也是與眾不同的人。這個人出現之前女校長有一番冗長的告誡，千叮嚀萬囑咐大家不要笑，見了此人無論如何不要笑。那是蘇維埃政權的頭一年，班上的四十名學生中隻剩下十七個了。每天碰著老師時，他們都要問：“今天上課嗎？”老師則一成不變地回答：“我們還沒有接到最後指示。”從普通教育人民委員部（issariat，蘇聯一九四六年以前政府各部的稱謂。）來的那個人到了時，女校長下令嚴禁失笑。不管他說什麼，也不管他行為舉止如何，都不準笑。他來了，在她的記憶中留下了印象，是個格外有趣的人。他是個瘸子，但活潑好動，眼睛不停地快速眨巴。女孩子們擠在靜悄悄的大廳裡，他在人群前麵來回走動，瘸腿走得靈活輕快，轉身像猿猴一樣敏捷。他那隻跛腳穿著雙層底的鞋，走動時輕鬆地拖著跛腳，右手在空中比劃，把空氣切成整齊的塊，要麼就做撫摩布料一般的動作。他說話飛快，最後又講了講他打算要講的幾場社會學講座，還說了說學校馬上要與一所男子學校合並的事情——大家強忍住笑，忍得下巴痛，嗓子難受。後來就到芬蘭了，這個國家留在她心中的印象是比俄國還俄國，這也許是因為木頭彆墅、樅樹林、湖上的白色小船、鬆林倒影遮暗了的湖麵等都是獨特的俄國風光，在芬蘭這遠離前線的地方這種俄國風光太難看到，令人格外珍視。當時的芬蘭還可以作為度假勝地，在那裡她的聖彼得堡生活仍在繼續。有幾次她遠遠看見一位著名作家，是個臉色非常蒼白的男人，留著惹人注意的山羊胡，總是仰望敵機已經開始侵犯的天空。他總以某種奇怪的方式站在一位俄國軍官的身旁。後來內戰期間，那位軍官在克裡木失去了一隻胳膊——當時他還是個極其內向靦腆的男孩，夏天99lib?裡她經常和他一起打網球，冬天裡一起滑雪。和這種有雪的記憶一起再一次浮現的是夜晚背景下那位著名作家的彆墅，作家本人後來就是在這幢彆墅中去世的。電燈照亮了已經清掃過的小徑和還在風中飛舞的雪，昏暗的雪地上閃著道道幽靈般的條紋。這幾位不同職業的男人每一位都在她的記憶中留下了各自獨特的色彩（藍色的地理教師，卡其色的教育官員，作家的黑色外衣，一個穿著白衣白褲的年輕人，用網球拍高高挑起一顆樅樹球果），他們之後便是一些一閃即逝的圖像：在柏林的流亡生活、慈善舞會、支持君主製的會議、許多一樣的人——這些記憶都挨得太緊，她回想起來時無法準確定位，不知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再說現在也沒有時間對這些記憶逐一甄彆篩選，太多的記憶空間被這個沉默寡言的男人占據，他謎一般神奇，是她所認識的男人中最有吸引力的一個。他的藝術，以及他那種藝術的所有表現形式和標誌都顯得高深莫測。她很快就得知，他每天晚飯後開始工作，一直要工作到深夜。不過他的工作超出了她的想象能力。沒有什麼東西把他的藝術連接起來，既沒有畫架，也沒有鋼琴，而這樣的藝術象征物正是她頭腦中所追求的。他的房間在一樓，叼著雪茄煙在花園的夜色中散步的男人們有時會瞥見他的台燈和低頭沉思的臉。後來總算有人告訴她，他坐在一張空棋盤旁工作。她想親自看看，於是在他們第一次談話後不久的一個晚上，她沿著夾竹桃樹林中的小徑走到他的窗前。可是她突然覺得這樣做很唐突，便從窗下徑直走了過去，沒有往裡看。她走出樹林，來到大路上，能聽見娛樂館那邊傳來的音樂聲。後來她實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又返回去，走到他的窗前。不過這一次她故意把鋪路的石子踩得咯吱咯吱響，好以此證明自己不是前來偷看的。他的窗戶開著，百葉窗沒有放下來，在房間明亮的中部，她看到他脫掉夾克衫，繃緊脖子上的肌肉，打了個哈欠。他的肩頭緩慢而有力地動著，這個樣子就在她穿過黑暗朝燈光照亮的旅館露台匆匆走去時還繼續一起一伏地在她眼前晃動。他的工作她不得而知，但那肯定是不可思議的勞累工作，她能想象到經過這種工作後表現出的巨大疲勞。盧仁真的累了。最近他下棋過於頻繁，也沒有個統籌安排。尤其是下蒙目棋太累，但蒙目表演報酬高，他樂意下。他也樂在其中：不必去走動那些看得見、聽得到、摸得著的棋子了。棋子稀奇古怪的形狀和木頭材質往往擾亂他的心神，他總覺得象棋的力量博大精深，是看不見的，棋子不過是暫且承載棋力的粗糙外殼而已。下蒙目棋時，他才能感受各個棋子不同的原始而純潔的力量。那時他既看不到雕刻的馬鬃，也看不到兵光滑的頭——但他能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想象中棋盤上的這個格或那個格被某種凝聚起來的明確力量所占據。所以他把每一個棋子的移動想象成一次放電，一次衝擊，一道閃電——整個盤上戰場被震得發抖，他則是這種強大力量的主宰。這裡他凝聚起電能，那裡再釋放出去。就這樣，他一次同十五個、二十個、三十個對手同時開戰。一次下多少盤當然有影響，因為盤數多費時就多。不過體力上的疲勞比起心神上的疲憊來就算不得什麼了——下棋本身有壓力，也有喜悅，遭到的報應就是心神疲憊。他一下棋便進入一種仙境，在那樣的境界中，他使用的是無形的精神力量。他在這些蒙目比賽中也找到了某種慰藉，因為最近幾年裡他在國際賽事中一直不走運，搞蒙目賽則總是大獲全勝。國際賽事中出現了一個幽靈般的障礙，擋住他奪冠的去路。瓦倫提諾夫過去就偶然預言過這一點，那是在他們分手前不久“。趁你能發光就趕快發光，”他在那次難忘的倫敦棋賽後說。那是戰後的第一次國際棋賽，他這位二十歲的俄國選手脫穎而出。“趕快發光，”瓦倫提諾夫詭秘地又說一遍，“因為你做少年天才的日子不會很長了。”讓他趕快發光，這一點對瓦倫提諾夫來說非常重要。他對盧仁感興趣，僅僅是因為盧仁是個奇人，一種反常現象，有點不正常，卻令人著迷，就像達克斯獵狗又短又彎的腿那樣，反常卻又吸引人。在和盧仁一起生活的日子裡，他自始至終從不間斷地鼓勵他開發天賦，不曾有過一秒鐘把他當個人來看待。好像是不但瓦倫提諾夫沒有把他當人看，就連現實生活也忽略了他是個人。瓦倫提諾夫把他展示給有錢人，就像展示一個有趣的怪物一般。他通過他來構建對他有用的關係網，組織了無數次的棋賽，隻是當他開始懷疑這個象棋天才正在變成一個普通的青年棋手之時，他這才帶他回到俄國他父親那裡。後來，他像帶一件貴重物品一樣，又把他帶走，心想也許送他回來是犯了一個錯誤，這個奇人說不定還有一兩年的油水可榨。等這一兩年耗儘之後，他送給盧仁一些錢作為禮物，就像人們打發一個已經厭倦了的情人那樣，然後就消失了，在電影業中找到了新的樂趣。那是一門神秘的占星學行當，他們的任務就是讀劇本，找明星。他離開盧仁，加入到一夥衣著時髦、口若懸河、自以為是的騙子中間。這夥人的行話是銀幕哲學、大眾口味、攝影機下的私密鏡頭，他們同時也有相當豐厚的收入。他跳出了盧仁的世界，這對盧仁來說是個解脫，一種奇怪的解脫，就像你從一場不幸福的戀愛中解脫出來一般。想當年他和瓦倫提諾夫是一拍即合——早在他還在俄國巡回比賽的時候。後來，他對瓦倫提諾夫的感情就像一個兒子對待一個輕浮、冷漠、油滑的父親那樣，對一個這樣的父親，誰都不會說愛他有多深。瓦倫提諾夫僅僅把他當做一個棋手來關心。有時候他還充當教練的角色，這種角色就是圍著運動員轉，用無情的嚴厲手段給運動員建立一套明確的生活製度。瓦倫提諾夫以這種教練的角色斷言棋手吸煙是完全可以的（因為象棋和吸煙都帶有東方色彩），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喝酒。他們一起生活的時候，在大旅館的餐廳裡（戰時無人入住的大旅館），在吃便飯的餐館裡，在瑞士的酒吧裡，在意大利的trattorie（意大利語，小吃店。）裡，他一成不變地給小盧仁點礦泉水。他為他挑選的食品也是清淡的，這樣他的頭腦就能自如地工作。不過出於某種原因（也許還是因為同“東方”有一點朦朦朧朧的聯係），他對盧仁愛吃糖的習慣大加鼓勵。最後他還發明了一個特彆的理論，那就是盧仁象棋天賦的發展與他的性需求的發展有聯係，在他身上，象棋代表著他的性需求在朝特殊的方向發展。他認為盧仁處於內在的緊張狀態是有益的，如果通過自然方式得以放鬆，恐怕會浪費了他身上寶貴的能源。出於這樣的擔心，他不讓盧仁接近女性，對盧仁守身如玉的孤僻性格暗自高興。這一切之中不乏下作之處。盧仁回憶這段時光時，吃驚地發現他和瓦倫提諾夫之間竟然連一句關心體貼的人情話都不曾有過。儘管如此，後來俄國變成了令人不快的地方，他們最終離開了那裡，三年後瓦倫提諾夫消失時盧仁還是產生了一種空虛感，覺得失去了靠山。而後他承認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歎了口氣，轉過身去，重新對著棋盤沉思起來。戰後國際棋賽多了起來。他在曼徹斯特比賽，迎戰已至暮年的英格蘭老冠軍，激戰兩日後，打成平手。在阿姆斯特丹，他輸了關鍵的一局，原因是超時判負。對手高興得發出一聲低吼，砰的一掌打停了盧仁的賽鐘。在羅馬，圖拉提得意洋洋地弈出了他的成名局。還有許多其他城市，對他來說千篇一律——旅館、出租車、咖啡館或俱樂部的大廳。在那些城市中，燈光朦朧的街燈整整齊齊地一排排向後閃過，然後突然向前圍住廣場中的一匹石馬。所有這些東西像木頭棋子和黑白相間的棋盤一樣，都是日常習慣了的又可以不要的身外之物。他接受這樣的外在生活，隻當它是不可避免卻又毫無趣味的事情。同樣，他在穿著方式上，在日常生活習慣中，做事出於什麼動機，極其模糊，他會停下來想些有的沒的，很少換內衣，夜裡無意識地給手表上弦，用同一片剃須刀片刮臉，一直用到它根本刮不動了為止。吃飯沒有個固定時間，吃得也很簡單。出於某種說來感人的慣性原因，他現在進餐時仍和過去一樣會要礦泉水。礦泉水在他的嗓子眼裡輕輕冒泡，引得眼角處發癢，像是在為消失了的瓦倫提諾夫流淚。隻有在很少見的情況下他才會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比如說喘不上氣的時候——這是對他身軀沉重的報複——就不得不在樓梯上停下來大口大口地喘氣。再比如說犯了牙痛病的時候。或者在夜深人靜時，他正在思考棋局，伸手取過火柴盒，搖搖，沒聽見裡頭有火柴響動，這時那支好像由彆人趁他沒注意塞進他嘴裡的香煙就會凸顯出來，固體的、靜態的、沒有靈魂的香煙，於是他的全部生活濃縮為一個簡單的願望，那就是吸煙，儘管天知道他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吸掉多少支煙了。總的說來，他的生活馬馬虎虎慣了，無須他自個兒操心，所以到如今往往好像是有個人——一個神秘的、看不見的經紀人——在繼續帶著他參加一場又一場的棋賽。不過偶爾也有反常的時刻，比如四周一片寂靜，你從房門朝走廊望去，所有的房門口都放著鞋、鞋、鞋，這時孤獨會在你耳中轟鳴。父親在世時，盧仁一想到他要來柏林，一想到必須見他，幫助他，跟他說話，就心裡發沉——這個樂嗬嗬的老頭，穿著手工編織的毛背心，笨拙地拍他的肩頭，令他難以忍受。這就像一段羞於示人的記憶，你眯緊眼睛，從牙縫裡直哼哼，想要與之徹底了斷。他沒有離開巴黎去參加父親的葬禮，主要原因是害怕屍體、棺材、花圈，還有與喪事有關的人情世故。不過他後來還是去了，直接去了墓地，冒雨在墓園裡亂轉，膠鞋上粘了厚厚一層泥。結果沒有找到他父親的墓，他看見幾棵樹後有個管理員模樣的人，可是一種懶得問人、不好意思問人的奇怪心思害得他沒有過去打聽。他拉起衣領，沉重地往回走，走過一塊荒地，朝等著他的出租車走去。父親的去世沒有影響他的工作。他當時正準備參加柏林的國際棋賽，此行目標明確，就是要找到對付意大利棋手圖拉提精妙開局的最佳防守著法。圖拉提是柏林大賽預計參賽棋手中最令人生畏的一位。他是象棋最新流派的代表，開局先出動兩翼子力，棋盤中間空著，不用兵去占，卻從兩側造勢入局，令對方中軍險象環生。他看不起王車易位的穩妥著法，善於獨辟蹊徑，在各子之間形成最出人意料的互動關係。盧仁已經會過他一次，敗下陣來。他對那次失敗特彆耿耿於懷，因為圖拉提從性格上、下棋的風格上和對奇異布局的偏好上來看，都堪稱一位智力上和他旗鼓相當的勁敵，隻是圖拉提已經走得更遠了。盧仁早年剛出道時，就以前所未有的果敢和看似置象棋基本規則於不顧而震驚棋壇，但現在和圖拉提光彩奪目的極端著法相比，顯得有點過時了。盧仁目前的困境有點像一位作家或作曲家的困境：嶄露頭角時吸收了最新的藝術成果，以手法新穎轟動一時，後來突然發現，他周圍的情況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又有彆人不知從哪裡冒出，使他新近尚且領先的手法落到了後麵。這時他覺得自己遭了搶劫，隻認為異軍突起、超越了自己的藝術家都是拾他牙慧，還不懷感激，卻很少認識到應該反省自己。其實正是他自己的藝術僵化了。他曾經有過創新，但從此以後再無進展。回顧十八年多的象棋生涯，盧仁看到最初他是節節勝利，後來便是奇怪的停滯，間或這裡那裡僥幸取勝，但一般情況下多是讓人氣憤而又無可奈何的和棋。正因為和棋下得多了，他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有著謹慎、保守、平庸的名聲的棋手。還有奇怪的事。他的想象越大膽，休賽期間進行秘密研究時創新越活躍，開賽後無可奈何的感覺反而越強烈，出招也就越發小心謹慎。他早就位居世界級大師之列，名滿天下，所有的棋譜裡都要說到他，也是五六位爭奪世界冠軍稱號的頂尖高手之一。他的崇高威望應歸功於他早年的出色表現，那時的他罩在一種朦朧的光輝中，是天降英才的光環，登峰造極的雲霞。父親的死對他來說是衡量他象棋旅途的一個界碑。回頭一看，他才發現近年來棋藝進展那麼緩慢，不由得大吃一驚。明白過來後，他狠下心來埋頭鑽研新招，要發明一種令人稱奇的防守體係，而且已經隱約感到所需著法內在的和諧。那天去了一趟墓地後，他在一家柏林旅館下榻，晚上覺得身體不適：心悸，胡思亂想覺得腦子麻木了，塗了一層清漆似的。早上去看病，醫生建議他休養，去某個安靜的地方。“……去一個到處是綠色的地方，”醫生說。盧仁取消了答應好的蒙目表演賽，動身去了這個現成的地方。當時醫生一說綠色，它就馬上浮現在他的眼前。事實上，他暗自慶幸，多虧了那麼一段往事，這才輕而易舉地給他點明了應該去的療養勝地，省去了所有的麻煩，讓他住進了一家隻等他來的現成旅館。在這裡的綠色美景中，他的確覺得好多了。風景可算中等，給人一種安全平靜的感覺。突然之間，在這裡出現了一個誰也不知從何而來的人，好似地攤市場上一個攤位的彩紙幔子嘩啦一聲破成個星星狀，裡麵冒出個笑眯眯的人臉一般。這個人既出現得突然，又好像熟悉。這個人說話的聲音似乎在他耳畔無聲地響了大半輩子，現在突然從平時的暗處站到了明處。他想弄明白自己頭腦裡怎麼會留下一個這麼熟悉的印象，想來想去想出了一張毫不相乾卻又清清楚楚的臉。那是一個露著肩膀、穿著黑色長統襪的妓女，在一個不記得名字的小鎮上站在一條昏暗小街上的一個亮著燈的門廊裡。說來可笑，他覺得現在遇上的這個人就是那個妓女。如今她穿戴整潔端莊，不如從前那麼漂亮，好像洗掉了妖媚的脂粉，不過正因為如此變得更容易接近了。這是他看見她時的第一印象，當時他還驚奇地發現她實際上已經同他講起話來了。根據散落在他昔日記憶中淩亂而又模糊的評價標準來判斷，她不像他心目中想象的那麼漂亮，這一點他一想就煩。後來他也就不計較這一點了，也開始漸漸忘了她模模糊糊的原來模樣。跟他說話、花時間陪他、衝他微笑的是個真實存在的大活人，這讓他覺得安心，還挺自豪的。那一天在花園平台上，顏色鮮亮的黃蜂不停地落在鐵桌上，晃動著它們低垂的觸須——也就是那一天，他開始談他小時候曾經在這家旅館住過。盧仁以一係列的隱秘著法開始，他自己隻隱約明白其含義，原來這就是他表達愛情的特殊方式。“接著說，再講點，”她一遍一遍地說，儘管已經注意到他憂愁苦悶地陷入了沉默。他身子倚在手杖上坐著，心想如果用馬步走動陽麵山坡上的那棵歐椴樹，就可以吃掉斜對麵的電線杆。與此同時，他又竭力回憶剛才到底說到哪裡了。一位服務生跑離旅館的側廳，彎曲的手指頭上掛著一打空啤酒杯。盧仁鬆了口氣，想起了他剛才在講曾經在那間側廳裡舉行過的一場棋賽。他變得燥熱不安起來，帽箍緊緊壓住兩鬢，為什麼不安尚不明白。“我們走，”他說，“我帶你去看看。現在那邊肯定空著。也涼快。”他邁開沉重的步子，拖著的手杖沿著石子路刮過去。手杖一彈，上了門台階，他先進門。她心想不請女士先進，修養太差，不由得連連搖頭。接著她責備自己做了個錯誤的注解——他的行為舉止跟教養是毫無關係的。我想應該往這“到了，邊走。”盧仁說道，推開了一扇側門。爐子裡的火在熊熊燃燒，一個身穿白衣的胖男人正在喊著說話，有人抱了高高一摞盤子跑了過去，盤子堵住上身，隻見兩條腿在跑。“不對，再往遠處點兒，”盧仁說道，沿著回廊往裡走。他又推開一扇門，差點摔下去：門那邊有幾級下去的台階，底部有一些果汁甜酒，一堆垃圾，還有一隻恐懼的母雞，見有人來，連跳帶蹦地跑開了。“我記錯了，”盧仁說，“可能在右邊。”他感覺到額頭上聚起滾燙的汗珠，便摘下了帽子。唉，那間涼爽、空曠、寬敞的大廳印象那麼清晰，可怎麼就是找不到呢！“讓我們再試試這個門，”他說。試了一下，門鎖著。他把門把手往下擰了好幾下。“誰啊？”一個粗啞的聲音突然說道，還傳來床的吱吱響聲。“錯了，錯了，”盧仁喃喃說道，繼續往裡走。這時他回頭一看，停住腳步：隻剩他一個人了。“她現在去了哪兒？”他大聲說，拖著腳這邊轉轉，那邊轉轉。回廊。朝著花園的窗。牆上的信箱，每個分箱上編有號碼。一陣鈴響。一個分信箱中突然冒出一個歪歪斜斜的數字來。他驚呆了，不知所措，好像在噩夢中迷了路一般。他急忙往回走，邊走邊不停地低語：“胡開玩笑，胡開玩笑。”他出得門來，沒想到進了花園。長凳上坐著兩個人，好奇地看他。突然他聽見頭頂上傳來一陣笑聲。抬頭一看，她正站在她房間的小陽台上大笑，胳膊肘支在圍欄上，手掌托著臉頰，搖著頭，一副淘氣地責備他的神情。她看著他寬大的臉，又看看他腦袋後麵的帽子，等著看他現在怎麼辦。“剛才我趕不上你，”她喊道，直起身來，張開胳膊做了個解釋的動作。盧仁低下頭，進了樓。她以為他馬上會敲她的房門，便想敲了也不讓他進來，就說屋裡亂。可是他沒有敲門。她下樓吃晚飯的時候，他不在餐廳。他生氣了，她這樣判斷，就比平時早一些上床睡覺了。早上她出去散步，看看他是不是和平時一樣坐在花園裡的長凳椅上讀報等她。他不在花園，也不在回廊，她就獨自一人散步去了。晚飯時他仍然沒有出現，他的桌子被一對老早就盯上這張桌子的老夫婦占領了。她到辦公室問盧仁先生是不是病了。“盧仁先生今天早上去柏林了，”辦公室的小姐回答說。一個小時之後，他的行李回到了旅館。門衛和大廳服務生帶著事不關己的冷漠把早上搬出去的行李又搬了進來。盧仁從車站步行回來——一個滿麵愁容的矮胖先生，熱得萎靡不振，鞋都讓灰塵染白了。他一路上見長凳就休息，還有一兩次采了黑莓吃，結果酸得齜牙咧嘴。沿著公路走時，他注意到一個金發小男孩邁著小步跟在他後麵，手裡拿著個空啤酒瓶，有意落在後麵，用小孩子那種專注的神情盯著他，讓人受不了。盧仁停下來，他也停下來。盧仁走，那孩子也走。盧仁忍不住來了脾氣，揮著手杖嚇他。對方一怔，咧嘴一笑，驚喜交集的樣子。“我要……”盧仁低聲說，朝他走過去，手杖也舉了起來。小男孩一跳，轉身跑掉了。盧仁嘴裡咕噥著，鼻子使勁地喘氣，繼續往前走。突然，一塊瞄得極準的小石子擊中了他的左肩胛。他大叫一聲，轉過身去。沒有人——隻有空蕩蕩的路、樹林、石南灌木叢。“我要宰了他，”盧仁用德語高叫道，加快步伐趕路，同時拐來拐去地迂回前行，嘴裡還反複叨叨要宰了他。他曾經在哪裡看到過，說要是怕背後中彈，就這麼拐著走。快到旅館的時候，他累得筋疲力儘，喘著粗氣，幾乎要哭了。“改主意了，”他走過辦公室的鐵格子窗時說，“我要住下來，改主意了……”“她肯定在她房間裡，”他一邊上樓一邊說。他衝進屋裡找她，仿佛用頭撞開了房門一般。他隱隱看見她穿著一件粉紅色的衣服斜靠在沙發上，便匆匆說道：“你好——你好，”然後在房間裡大步轉悠起來，以為事情就這麼輕鬆、愉快、風趣地搞定了，與此同時又激動得喘不過氣來，“所以接著剛說的說下去，我不得不通知你，你即將成為我的妻子。我求你同意了吧，我已經絕對不可能離你而去。現在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會美妙起來。”說到這裡，他在暖氣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雙手捂住臉大哭起來。然後他把一隻手撐開一些，讓這隻手捂住臉麵，騰出另一隻手摸手帕。透過手指間抖抖索索的濕縫兒，他又一次隱隱看見那件粉紅色的衣服，此刻聲響很大地朝向他走來。“好啦，好啦，不哭了，不哭了，”她不停地說著安慰的話，“都是大人了，還這麼哭。”他抓住她的胳膊肘，吻到一個又硬又涼的東西——她的手表。她摘了他的草帽，撫摸他的前額——同時往後閃，避開他想抓住她的笨拙動作。盧仁對著手帕大哭，哭了一陣又一陣，聲淚俱下。後來他擦了眼睛，擦了臉蛋，擦了嘴，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靠在暖氣片上，濕潤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著前方。這時她才清楚地意識到，這個男人，不管你喜不喜歡，已經是一個不可能從你生活中推開的人了。他已經在你的生活中牢固地、堅實地坐了下來，而且似乎已經坐了很長時間了。不過她也困惑，不知如何帶他去見她的父母，不知如何讓他出現在她家的客廳裡——一個生活在另類世界中的人，形體相貌都很特彆，與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格格不入。剛開始，她想著這樣那樣的辦法讓他適應她的家人，把他放在她家的周圍環境中，甚至放在她家寓所的室內陳設中：她想象著盧仁走進她家，同她母親交談，吃她家自製的Kulebiaka（用拉丁字母轉寫的俄語，俄式色拉。），影子映在從國外買來的昂貴的俄國式茶壺上——這些想象最後總是以一場巨大的災難告終：盧仁笨拙地晃了晃肩膀，一下子就把房子撞塌了，就像碰倒了一件搖搖晃晃的舞台布景，地下升起一聲塵土的歎息。他們的寓所很豪華，設施一應俱全，位置在柏林一棟公寓大樓的一樓。她的父母再度富裕起來後，決定開始嚴格按照俄國生活方式過日子。不知為何，他們的俄式生活總是與裝飾性的斯拉夫語古書，畫著傷心的舊時貴族女仆的明信片，印有華麗的三馬雪橇或火紅鳥烙畫的清漆匣子，印製精美、絕版已久的畫刊等相聯係。那些畫刊上登的照片都非常漂亮，照的是舊時俄國的莊園和瓷器。她父親常對他的朋友們說，在和那些出身不明的人進行商務會談後，沉浸在真正的俄式家居環境中，吃一口真正的俄式飯菜，那是一種特彆的享受。他們家的仆人本來是一個地道的俄國勤務兵，從柏林附近的一家流亡者避難所雇來，可是在沒有什麼明顯原因的情況下，他變得非同尋常地粗魯，於是就換了一個德國——波蘭裔的女仆。她的母親是一位儀態端莊的夫人，胳膊長得豐滿，常滿懷深情地稱自己“童言無忌”，一個“哥薩克人”（這是她看《戰爭與和平》時記下的話，結果記得不準，走樣了）。她當俄式家庭主婦絕對一流，愛好通神論，貶斥無線電廣播，說那是猶太人發明的。她非常善良，不工心計，真摯地熱愛著她在周圍草草構築起來的這個簡易的、人造的俄國。不過有時候她會心煩，令人難以忍受。她自己對心煩的原因有個說法：她不知道自己親手營造起來的俄國到底缺了些什麼。女兒對這個華而不實的公寓住所一點不感興趣，它和他們平靜的聖彼得堡老家根本不同。在老家，家具和彆的東西都有自己的靈魂。在老家，聖像供奉櫃凝聚著令人難以忘懷的深紅色光澤，神奇的聖誕樹掛滿了金橘。在老家，一隻扶手椅的絲製靠背上繡著一隻聰明的肥貓。在老家，還有上千樣小東西，上千樣氣味和上千樣變化的色彩，所有這些東西合在一起構成了令人陶醉的環境，想來傷心，又無可替代。來柏林拜訪他們的俄國青年認為姑娘人不錯，但不是很有情趣。她母親則說（壓低聲音，帶一點嘲笑）在這個家裡女兒代表“知識階層和先鋒派文學”——這麼說是因為她能背誦幾首從《詩歌讀者》上看來的“象征派詩人”巴爾蒙特（Konstantin DmitrieyevichBalmont（1867-1942），俄國象征主義詩人，在十九世紀末甚有影響。）的詩，還是另有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她父親喜歡她的獨立精神，喜歡她的文靜，喜歡她微笑時垂下雙眼的特彆樣子。然而，至今沒有人能挖掘出她最動人的魅力究竟在何處。她最動人的魅力是她的靈魂深處所具有的一種神奇的能力。她能在現實生活中感知曾在她童年時代（童年時代正是靈魂的本能不會出錯的時代）吸引過她、折磨過她的事情；她能找到高興的、動人的事情；她能對那些無助和不幸的生靈經常產生一種難以自製的憐憫柔情；她能遙遙感到在幾百英裡以外的西西裡島上有個地方一頭肚子上長著毛的瘦腿小驢正在遭受毒打。無論何時，隻要碰到正在遭受傷害的小生靈，她就會經曆一場傳說中的日食——傳說中一有日食，就會莫名其妙地降下黑暗，塵土飛揚，鮮血出現在牆上——好像是她如果不能馬上出手施救，不能馬上製止彆人對生靈的殘害（在一個如此向往幸福的世界上，竟存在殘害生靈的事，這是絕對無法解釋的），她就心不得安，不如一死了之。因此，她生活在無窮無儘的、人所不知的焦慮之中，老是期待著新的驚喜或者新的憐憫。傳言說她很喜歡狗，隨時願意解囊助人——她聽這些俗氣的傳言，就像小時候做遊戲那樣的感覺。那種遊戲是你到屋子外麵去，彆人在屋裡議論你，你得猜測誰說了你什麼。在玩這種遊戲的人當中，在你去隔壁待了一會兒後再加入其中的那些人當中（你坐在隔壁等著叫，你故意唱唱歌，以免偷聽之嫌，不唱歌的話就翻開碰巧放在手邊的一本書——就像從玩偶匣子裡冒出個玩偶那樣，書中突然冒出一段文字，是一段看不明白的對話末尾），在那些她必須猜測其意見的人當中，現在又有了一個沉默寡言的男人。這個人定了主意很難改變，而且旁人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麼關於她的事情。她懷疑他對她的社會背景或者她的生活環境一無所知，沒有任何概念，這樣的話，就難保他失口說出什麼可怕的話來。她覺得自己離開大廳時間已經很久了，於是把手輕輕地移到自己腦後，往下撫了撫頭發，微笑著返回大廳去了。盧仁和她母親正坐在一棵盆栽扇葉矮棕櫚樹下麵的柳條椅上，她剛剛介紹他們認識的。盧仁眉頭緊鎖，翻弄著放在他大腿上的那頂很不雅觀的草帽。就在此刻，她也害怕起來，原因是既想起不知盧仁正在用什麼詞語說她（如果他真的在說她的話），又想起盧仁會給她母親留下什麼印象。前一天她母親剛剛到達，剛開始抱怨窗戶朝陰、床頭燈不亮時，女兒就說起她和著名棋手盧仁成了好朋友的事，所有的詞語都儘量保持在同一種語調上。“毫無疑問是個假名，”她母親說，邊說邊在她的盥洗用具袋裡翻找，“非常”真名是魯賓斯坦或者艾布拉姆森。“非常著名，”女兒繼續說，“人也非常好。”“你還是幫我找找香皂吧，”她母親說。現在，她已經給他二人做過了介紹，自己借口去要些檸檬汁，讓他們單獨待在一起。返回大廳的時候，她產生了一種災難已至、回天無力的恐懼感，不由得大老遠就大聲說起話來，結果在地毯邊上絆了一下。她笑著揮揮手，以保持平衡。他毫無反應地擺弄著他的平頂草帽，沒人說話，她母親眼裡閃著驚訝的神情，這時她突然想起了那天他胳膊搭在暖氣上抽泣的情形——所有這一切令她實在難以忍受。不過這時盧仁突然抬起頭來，嘴一歪露出了那個熟悉而憂鬱的笑容——她的恐懼立即消失了，可能的災難似乎是什麼特彆有趣的事情，一切都沒有改變。好像是等著她回來再告辭一般，盧仁哼了一聲，站起身來，使勁地點了一下頭（“鄉巴佬，”她高高興興地想，把他點頭的模樣翻譯成她母親的口頭語），然後朝樓梯走去。中途遇上了用托盤端著三杯檸檬汁的服務生。他攔住他，從盤中拿起一杯，小心地端到眼前，眉毛隨著飲料表麵蕩漾的波紋一上一下地動，就這樣緩緩地上了樓梯。他在樓梯轉彎處消失後，她開始極其小心地剝包著飲料吸管的那層薄紙。“好一個鄉巴佬！”她母親大聲說道。女兒聽了有一種滿足感，和你在字典中查一個外國詞，發現那意思就是你已經猜到的意思時產生的滿足感一樣。“他不是個正常人，”她母親接著說，又困惑又生氣，“他是乾什麼的？肯定不是個正常人。他叫我女士，就這麼稱呼我，好像個售貨員。天知道他是乾什麼的。我敢打包票，他是持蘇聯護照的。一個布爾什維克，就是個布爾什維克。我像個白癡一樣坐在這兒。聽他那通閒聊！順便說一下，他的袖口相當臟。你就沒有注意到嗎？又臟又破。”“什麼樣的閒聊？”她問，低垂的眉毛下閃著微笑。“‘對，女士。不，女士。’‘這裡氣氛很好。’氣氛！這也算個詞？我問他——總得說點話吧——是不是離開俄國很久了？他就是不吱聲。然後他評論起你來，說你喜歡喝冷飲。冷飲！大傻瓜，大傻瓜！不行，不行，這種人我們還是離遠點……”為了繼續玩那種猜彆人對自己有何看法的遊戲，她加快步伐朝盧仁房間走去。在他匆匆離開的這段時間裡，他原來的房間給彆人居住了，於是給他又分了一間比原來樓層高一點的房間。這時他正支著胳膊肘坐在桌旁，好像苦悶極了，煙灰缸裡半截沒有完全掐滅的香煙還在掙紮著冒煙。桌子上和地板上扔滿了淩亂的紙張，上麵都是鉛筆寫下的東西。有那麼一秒她想那是他的賬單，不知共計多少。開著的窗吹進風來，她一開門，風便穿堂而過。盧仁從沉思中回過神來，從地上撿起紙張，整整齊齊地疊好，衝她笑笑，擠擠眼。“怎麼樣？進行得怎麼樣？”她問道“到。賽場上就成形了，”盧仁說，“我現在隻是草草記下幾種可能的著法。”她產生了一種開錯門了的感覺，好像走進了她本不想進去的地方。不過這個她意想不到的地方很美妙，她不想再去那間玩猜人看法遊戲的房間。但盧仁不再繼續談論象棋，他連椅子帶人一起朝她挪了過來，伸出兩隻激動得發抖的手摟住她的腰。他不懂怎樣才算親熱，便想讓她坐在自己的膝蓋上。她伸出雙手頂住他的肩膀，轉過臉去，假裝看桌子上的紙“。這是什麼？”她問。“沒什麼，沒什麼，”盧仁說，“都是各種比賽的記錄。”“放開我，”她尖叫著命令道“。都是各種比賽的記錄，記錄……”盧仁一遍又一遍地說著，使勁把她往自己身邊拉，眯起眼睛仔細看她的脖子。一陣突如其來的痙攣抽歪了他的臉，片刻間他的眼睛失去了所有神情。接著他的五官奇怪地鬆弛下來，雙手也自動鬆開了。她從他身邊走開，很生氣，卻不知道為什麼生氣，也覺得奇怪，他竟然放開了她。盧仁清清嗓子，貪婪地點燃了一支煙，帶著令人猜測不透的頑皮神情看著她。“對不起，我這一來，”她說，“首先，打擾了你的工作……”“一點也沒有，”盧仁答道，出人意料地快活，還拍打膝蓋。“其次，我來是想知道你對我母親的印象。”“一位上流社會的夫人，”盧仁答道，“一眼就能看出來。”“聽著，”她喊了起來，非常惱火，“你上過學嗎？你在哪裡上的學？你從沒跟人見過麵，談過話嗎？”“我周遊各地，”盧仁說，“這裡那裡。到哪裡都會住一陣兒。”“我這是在哪兒？他是誰？接下來該怎麼辦？”她捫心自問，環視了一下屋裡。桌上亂扔著紙張，又皺又亂的床，洗臉盆——上麵扔著一片生了鏽的剃須刀片——一個半開的抽屜，從裡麵像蛇一般爬出半截帶紅點的綠色領帶。在這團悲涼的雜亂之中，坐著一個最深不可測的男人，一個沉迷於一種詭異藝術之中的男人。她想就此打住，她想抓住他所有的缺點和怪毛病，一勞永逸地讓自己明白這個男人不是她的如意郎君——然而與此同時，她仍然在清清楚楚地為他操心：不知他在教堂會有怎樣的表現，穿上燕尾服又會是何種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