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這部的俄文書名《瑪申卡》（Mashenka）——“瑪麗亞”（Maria）的次派生昵稱——幾乎無法合理地音譯出來（重音在第一個帶“a”的、讀音和在“ask”中的“a”一樣的音節上，再加上一個像在“mignon”裡的讀音齶音化的“n”）。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時候，我決定用《瑪麗》（Mary），這個名字似乎和俄文書名所具有的自然純真最相匹配。《瑪申卡》是我的第一部。我是在柏林開始寫這本書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結婚後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圖書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兩年後出了德文版（烏爾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沒有讀過。除此之外，在長達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難忘的時間裡，沒有再出現譯本。眾所周知，初次進行創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經曆寫進作品的強烈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個替代者放進他的第一部中，這樣做與其說是由於現成題材的吸引力，不如說是為了擺脫自我後可以去輕裝從事更美好的事情。這虛構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讓兩個人物出現在瑪麗的信裡）的同時，怎麼還能保留住自己的經曆中那激動人心之處，以及那悅人的氣氛；我感到特彆難以相信的是，文學中的模仿竟能和純粹的真實相爭。但是解釋起來其實很簡單：和《說吧，記憶》裡的我相比，加寧距離他的過去，比我要近三倍。由於俄國非同一般地遙遠，由於思鄉在人的一生中始終是你癡迷的伴侶，我已習慣於在公眾場合忍受這個伴侶的令人斷腸的怪癖，我承認自己對這部處女作在情感上的強烈依戀，絲毫不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無知和缺乏經驗的產物，任何一個評論家都能夠很容易地開著玩笑就列出表來，但是對我（在這個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來說，裡麵的幾個場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養病，穀倉音樂會，劃船）；如果我當時想到了的話，就會把這些場景完整地移到後來的作品中去。與格倫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識到，我們的翻譯應該忠實於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譯不是我的文本時我會堅持的那樣忠實。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譯成為King，Queen，Knave（《王，後，傑克》）這樣一本書的時候所使用的輕浮專橫式修改翻新，在這裡是無法想象的。我認為惟一需要作出調整的，僅限於在那麼三四段中暗指俄國慣常事務的簡短的詞語（對於同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對於外國讀者是無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寧按儒略曆計算的日期改為按通用的公曆計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們八月的第二周，等等）。我必須以下麵的囑咐來結束這篇序言。正如我在《時尚》的一次采訪（一九七〇年）中回答艾倫·塔爾梅提出的問題時所說：“一個作家的傳記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異乎尋常的經曆的記錄，而是具有他的風格的故事。隻有從這個角度，人們才能恰當地評價我的第一個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達之間的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妨說，她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我另外的話和仍舊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個偽信條有關。儘管一個傻瓜會爭辯說e（e這個英文字義為“橘子”，而ane是法文字，是“器官”的意思，婉意為“陰莖”。）是ane（e這個英文字義為“橘子”，而ane是法文字，是“器官”的意思，婉意為“陰莖”。）的夢幻般的變換字母順序的變音詞，我還是勸維也納代表團（Viennese delegation，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理論的追隨者；弗洛伊德是奧地利人。）的成員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花費在分析本書第四章結尾處克拉拉做的夢上。